纪录片。
电影主人公是个名叫奎师那的少年。奎师那是印度人最喜欢的神灵，所以叫这个名字的印度人很多。奎师那原本在一个小村庄的马戏团里打杂。有一天，他拿着马戏团让他出去办事的钱坐火车逃到了孟买。
孟买属于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口约790万，70％以种田为生。一旦遇到旱灾，孟买附近村庄里的农民就无法种田了，只好扔下土地，纷纷涌入孟买城区。20年前出现的一次旱灾，曾使300万农民涌进了孟买，露宿街头。每当有干旱或水灾发生，孟买就会被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占领。
即使没有出现干旱，大城市也总有吸引人的力量。比如，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等印度主要的大城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从周围农村涌来的贫民。处在岛屿之间的孟买地域狭窄，容不下太多的人口，于是这里变成了印度最早建设高层建筑的城市，今天仍在继续建设。因此，孟买的参天建筑和建筑物后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
年轻的奎师那来到孟买，打零工的时候跟街头的不少流浪小混混成了好朋友，还认识了妓女莱卡和她的女儿万竺，因此被莱卡的丈夫巴芭这个靠剥削妓女为生的地痞流氓所雇用。后来，他中了偶然相识的查理武的奸计，倒卖起了毒品。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奈尔亲自来到孟买街头收集资料。她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睡觉，通过和贫民的交谈，创作出了剧本，还起用街头的孩子们做演员，拍摄也在孟买的暗娼街完成。电影中出现的贫民窟不是为拍摄而制造的布景，而是孟买的实景。这是米拉·奈尔的长篇电影处女作，荣获第41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奖和摄影金像奖，当时只有31岁的她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
奎师那每天和妓女们厮混，并以贩卖毒品为生。有一天，他在红灯区看到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女孩，并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然而那个女孩在巴芭的胁迫之下，最终也做了妓女。
奎师那是背着偷窃500卢比的罪名离开家乡逃到这里的，现在只想尽快赚够500卢比返回故乡。然而对他来说，这笔钱数目太大了，而且查理武偷走了他攒了很久的钱去吸毒，并为此丢了性命。奎师那因此受牵连，和妓女的女儿万竺双双被警察逮捕，送进了感化院。奎师那逃出感化院，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卖淫业者巴芭后，趁机躲进了印度教的祭奠队伍。葬礼和印度教的祭奠场面充满了整个银幕。
印度是个电影业发达的国家，每年制作的电影甚至比美国的好莱坞还多，而电影制作的中心地就是孟买，所以这里有个别名叫做“宝莱坞”。孟买居住着很多著名的电影明星、医生、大学教授和外国企业家等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和这些富人相比，更多的是数不胜数的贫民，他们不断地从市中心向北部转移，最终在加可帕和安赫里附近形成了贫民窟，同时也成了暴力团伙的魔窟。
有“印度洋珍珠”美称的孟买，市中心到处是人，拥挤不堪，看上去就跟一个装满黄豆的口袋差不多。街头露宿的贫民随处可见，他们或卧或坐，有时也拉着行人乞讨，整条街挤得没法通过。
位于郊外的贫民窟更是惨不忍睹。污物和堆积如山的垃圾，刺鼻的下水道，没有彻底脱硫的印度产挥发油散发的煤烟，令人头昏脑涨。估计到2025年，孟买的人口将达到3320万，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孟买是印度最具现代化气息的第一大商业城，曾经主导过印度的历史，现在却变成了如此截然不同的另一张面孔。世界三大贫民窟之一便在这里。在这些村子里，连公厕都没有的贫民窟竟有12处之多。大多数房子都是搭在地上的简陋窝棚。到达孟买以后，在我去我所认养的儿童卡比塔家时，身后就跟了一长队没有地方玩游戏的小孩子。
偷了两个芒果的孩子（2）
卡比塔只有9岁大，去年她的父亲死于结核病，她跟30岁的妈妈丽拉、4岁的弟弟那尼亚一家三口人生活在行将倒塌的窝棚里。两口白铜锅，一个白铜盘子，一只水桶和几只蜥蜴，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妈妈丽拉的工作就是拿刀切开一种名叫“卡久果”（像是杏）的硬皮果实，挖出里面的果仁。这是做咖喱用的材料，深受印度人喜爱。
年幼的卡比塔也要跟着母亲一起做这项工作，因为这是他们家惟一的收入来源。他们来到大路边，铺张报纸，再在报纸上铺上宽大的树叶，最后把剥好的卡久果放在上面叫卖，一天下来只能赚到二三十卢比（相当于人民币元—译注）。
对于卡比塔家而言，生活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事情，所以卡比塔和那尼亚常常到不远处有芒果树的人家去偷芒果。铁丝网包围的围墙里面结满了诱人的芒果。卡比塔避开铁丝网突出的铁签子，迅速爬上树，再用弟弟那尼亚递给她的木棍偷偷摘下两个芒果，然后翻过铁丝网逃跑。她的脚掌上因此留下了很多被铁丝网刺破的疤痕。如果不偷芒果去卖，他们一家就活不下去了。卡比塔的行为不能算是偷盗，因为她也是为了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
正如所有的贫穷国家一样，印度同样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缺水。人们在自来水管上钻个洞，让水从里面流出来，从那里接水喝。所以，贫民窟总是沿着自来水管线形成。不过，只有早晨1个小时和晚上1个小时才能接到水。孟买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人口密度过高，自来水、卫生和电力等基本生活设施严重不足，以及缺少学校、医院和健康保护中心等设施，还有和首都新德里一样露宿街头的数百万儿童。
妈妈出去卖东西的时候，卡比塔用很少的一点水淘米，用膝盖折断拾来的树枝烧火做饭。等饭熟后，她就在饭上撒点辣椒粉，滴两三滴政府配发的食用油，搅拌好后盛在家中惟一的一个铜盘里，一家三口轮流吃。即使这样的饭一天也只能吃一餐。不仅卡比塔家的生活是这样，住在那里的人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生活。
切卡久果的时候，要把卡久果放在类似于磨刀石的东西上面切成两半，妈妈和女儿的手都变得很粗糙。我真担心她们切着手。也不知道她们已经多久没有洗过头了，头发已结成一绺一绺的了。身上是破烂不堪的上衣和宽松的橡皮筋裙子，然而卡比塔却和别的印度少女一样漂亮。她的眼窝有双深邃的眼睛，脸上总挂着微笑，因此更讨人喜欢。她的弟弟那尼亚正在玩蜥蜴。
今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早晨只喝了杯茶。为了照顾孩子们，我忙得团团乱转，直到下午4点什么也没吃。村里的孩子们递给我像樱桃似的红果子。他们似乎觉得我快要虚脱的模样很可怜。我尝了尝，味道很甜。见我吃得津津有味，孩子们都去争着摘果子给我吃。这时，有个妈妈走了过来，朝着她孩子的后背狠狠地打去。我惊讶地看着她，那个妈妈做手势告诉我，吃多了这种果子会肚子疼。
就算肚子疼，看着这些争先恐后给我摘果子吃的孩子，我仍很开心。在我的身旁身后，还有膝盖上，那些抚摸我的孩子们，我多想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啊。
当我离开的时候，卡比塔用报纸包了些东西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竟是9颗卡久果。要卖掉这些卡久果，全家人才能吃上一顿饭，可是……我很珍惜这份礼物，当时就流泪了。我想，既然卡比塔想上学，我就一定要帮她实现这个心愿。*
*现在，12岁的印度女孩卡比塔成为金惠子的认养儿童，就读于孟买的萨伊纳斯西格辛小学。除了卡比塔，金惠子还为全世界贫穷国家的50个孩子支付学费。
—编者注
我愿把双眼借给世人（1）
我们在印度南部的钦奈机场下了飞机，乘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才到达萨拉比宾馆。原以为只需1小时的车程，却没想到这么远，开了半天还没看到目的地。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条崎岖不平的新路，然而印度司机却坚持说是高速公路。他一边摇晃着他那锅盖般的大手，一边说：“没错，就是高速公路。”偶尔迎面有载满货物的大卡车发出“哐当”的巨响飞驰而过，像是要撞到我们的车子。
听说3月底到4月初，这里的气温会升到将近50摄氏度，非常炎热。可是我在宾馆迎来的第一个早晨却像韩国的初夏时节那样清爽宜人。窗外那棵红绿相间的无名树木，不知道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没有了精神。但是不管在哪里，见到树木我都很高兴。虽然树叶有些低垂，但是看到枝繁叶茂的树木，昨天的疲劳仿佛也一扫而光了。
不知是谁最早用“叽叽喳喳”描述鸟儿的叫声。这里的鸟儿们真的是叽叽喳喳在唱歌，还有稍大些的鸟儿发出“呱呱”的叫声，让人分不出是在唱歌还是在呐喊，偶尔还夹杂着几声猫叫。
刚才给我送来热水的宾馆服务员像我见过的大部分印度人一样，轻轻地点着头接过小费，问我还有没有别的需要。我微笑着说：“没事了！”他就像跟我合演电视剧似的，也回答了一句：“好！”然后就后退着离开了房间。他因为知道我是著名演员，似乎总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印度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有位制服类似军装的官员只顾盯着我看，竟然忘了在我的护照上盖入境章。我当时也没看，接过护照就走了。后来出境的时候，却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加盖证明我入境的印章，无从得知我是什么时候从哪里进入印度国境的。由于那位机场工作人员只关心我的脸，忘了盖章，结果把我变成了偷渡者。同行的人们手忙脚乱，到处打电话找人帮忙，然而最后出面的印度高级官员只用一句“护照没问题”就解决了问题。
离开首尔的时候，我在登机之前看到了伊拉克战争的消息和反战示威的混乱场面。正如越南作家鲍宁的作品《青春的悲怆》所说的那样，战争永远是令人悲伤的。我居住的宾馆房间里，电视正在播放时装秀。有的是普通服装，有的是一侧乳房完全裸露的礼服，有的模特穿着像是比基尼的衣服，足蹬长靴。这是全世界时装设计师们的盛会。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悲哀。
这时，我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活。我的专业是美术。有一天，我很想知道哲学系都学些什么东西，于是偷偷地听了一节课。我虽然忘了当时那位教授叫什么名字，但是把他说的话牢牢地记住了。那位教授说，生命中有本质层面和非本质层面的东西。人首先要重视本质层面的东西，因为这才是哲学性和宗教性的生活。
可是，这个世界已变得很奇怪了。人们往往把本质的东西忽视了，而为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忙碌。在我的观念里，给即将饿死的孩子们送食物，停止战争，关心贫穷的人们，这些才是最本质的东西。然而，全世界90％的企业却在集中生产满足人们非本质需要的产品，地球上60％的公司和工厂都在生产让女人变得更加美丽的产品。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每天都有万个孩子因饥饿而死。不只是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如此。
转眼间，时针已经指向3点。长途旅行的疲惫使我很晚才起床，我在房间里思来想去，时间就这么匆匆流过了。我来到前台大厅，呼吸外面的空气。昨晚我们是在黑夜到达宾馆的，所以当时没发现，其实我在房间里看到的那棵树是这个宾馆惟一的一棵树。我想喝杯茶，于是就走进宾馆的餐厅。等待热茶的时候，刚才那个服务员从钱包里拿出了他和妻子的合影，告诉我他是1月份结的婚。“新娘子真漂亮啊！”我说。之后，他说明天早晨他会把热茶送到我的房间，还会附上一壶热水。
服务员那装有新婚照片的钱包很破很旧，皮革已经全破了，皮夹的白色衬子一览无余，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钱包里面的钱，加起来似乎还抵不上钱包的价值，怎么看都不像是新婚燕尔的新郎使用的钱包。但是，我从他的眼神和微笑能感觉到，他是个心灵纯真的年轻人。我给了他10美元的小费，他幸福地笑了。10美元竟然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幸福！这让我也感到很幸福。
我愿把双眼借给世人（2）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救助团体的印度职员们开了个会。会议的主题是商议访问地区、讨论童工问题和总结此前支援取得的成果等。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现场体验困境，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现场去看，去听，牢牢地记在心里，回来后通过电视等媒体告诉人们。我的解释越详细，收到的捐助金也就越多，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金解救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孩子们了。
上次访问的时候，我看到一对因地震而失去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掩埋了孩子，把孩子穿过的小凉鞋和用过的饭碗放在坟上面，伤心地哭泣。那个场面至今我也难以忘怀。从那之后，只要看到路上丢着孩子的拖鞋，而且不是一双，只有一只的时候，我就会很伤心。
当时，我还造访了钦奈附近一家使用童工的工厂。这些孩子十几个人一组，用椰子壳搓绳子，卷烟叶。从早晨5点开工，除了中午休息30分钟，他们要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本应上学的孩子却在这里被强制参加劳动，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因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其他紧急事情而欠了50美元的债。这里有个提供高利贷的地方可以借钱，不过最多只借50美元，由于偿还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就用利息使唤孩子们干活。
因为贫穷，孩子们不能上学，仿佛理所当然就应该做这种事。他们用椰子壳搓绳子的小手长满了茧子，比干了一辈子粗活的大人的手更粗糙。在一边卷烟叶的孩子用指甲刀般大的刀子磨碎烟叶，然后放进卷烟纸里。
我问其中一个女孩子：
“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她指着额头，露出了微笑，对我说道：
“头疼，烟叶味闻得太多了。”
要是她皱着眉头说头疼，我的心也就不会这么痛了。但是她微笑着看我，说话时的神色似乎在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50美元这点钱，甚至不够韩国生活水平一般的家庭全家去饭店吃顿饭。我想告诉这些孩子，人生并非总是这么痛苦，你们也可以上学，也可以跟朋友们玩耍。我想帮他们走进校园，因为只要帮他们还清50美元的债就行了。
我当场就把540个孩子从债务的枷锁中全部解放出来。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我还要帮助他们和韩国的援助者建立联系。只有这样，当他们的父母再次因为急事而借钱的时候，孩子们才不会挨饿，才可以继续上学。我的心很焦急，想马上就把这些孩子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我们首先从钦奈乘车3个小时，到达一个名叫柏尔昆莱的村庄。这里有所帮助孩子们摆脱童工命运的缝纫技术学校。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给毕业生分发缝纫机的日子。孩子和家长们欣喜万分地聚集在乡村会馆里，孩子们表演话剧等节目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舞蹈和歌曲的主题都是反映对摆脱童工命运，走进校园的渴望。
有个曾经在火柴厂工作的女孩子也上前表演，她一面再现工厂的经历，一面泪流不止。每次救济团体来看她们表演时，女孩们都会泪流满面，哭得很伤心。
我也去过那个火柴厂。把木头修成火柴杆的形状，插进模板，蘸上滚烫的硫磺，这就是孩子们的工作。硫磺毒性很强，稍不注意还会燃烧。事实上，也确实有孩子被大火烧死了。
前年说头疼的漂亮卷烟女孩娜尔里尼也在这里。如今，娜尔里尼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