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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这番毫无顾忌的沙文主义讲话被报界添油加醋的宣扬出来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了，尤其对于中华革命共和军治下的湖北军民来说，扶持清室复位就等于是与共和为敌，不要说共和军的将领们不答应，就是那些吃过“共和馒头”的百姓也绝不会同意，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英运动就这么挑起来了。
前几天在英租界外示威的人不过一两万人，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四五万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白天还是客气的，一到晚上，各商店的伙计下了工，就与码头苦力一同加入示威人群，呐喊助威，顺便也喝上一碗“热心人士”免费提供的热粥。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中国人并没有在英国租界出入口设立军事监视哨，虽然抗议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至少租界的商业秩序没有被打乱，显然，中国人的斗争艺术又提高了一个台阶，在许多外国记者看来，中国人反对的是英国政府，而不是英国商人。
莫理循优雅的吐了个烟圈，居高临下俯视着街上的那些中国百姓，虽然他不能肯定这些人是否真如那传闻中一样每天可以在军政府领取微薄的报酬，但作为大英帝国最大的一个自治领的臣民，他却知道英国首相的那番讲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自从南非的英布战争结束之后，大英帝国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到了顶点，国力已不能允许约翰牛的军队再肆无忌惮的在远东横行了，德国的威胁以及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迫使这个日不落帝国必须收拢力量，全力应付来自中欧大陆的挑战，不然的话，又怎么会允许澳大利亚实现自治？又怎么能够容忍南非布尔人进入政府？英国甚至还允许澳大利亚拥有自己的海军力量，这在以前是简直不可想象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英国确实已走到了强盛的顶点，再往后就是下坡路了。
中国有句古语，“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用来形容现在的大英帝国再也合适不过，在这样一个大工业时代，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工厂的数量，在这上面，英国不仅比不过美国，甚至也比不过德国，如果不是仗着殖民地众多的缘故，恐怕这个帝国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国外，来自德国的挑战越来越明显，英国不得不将假想敌从美国更换为德国，全力以赴建设海军力量，与德国皇帝的海军军备竞赛几乎耗干了英国的国力；在国内，新崛起的工党势力已开始影响政府的决策，虽然目前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坐庄，但谁都知道，在一个选票决定一切的时代，谁掌握了工人，谁就掌握了选票，谁就有可能掌握政府，工党的上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们吸引选票的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不仅会引起企业主的不满，造成资本外逃，也会进一步掏空英国的国库。内因与外因双管齐下的必然结果就是，现在的英国已无法单独抗衡整个世界，它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孤立主义倾向，全力拉拢欧洲的同盟伙伴，并将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和近东，以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欧洲冲突。
这一切就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至少在近期内，英国绝不可能出兵远东，英国赖以生存的海军力量也绝不可能为了日本利益而派往中国。所以，英国首相在上院所讲的那番话仅仅只是一次恫吓，意图也很简单，那就是通过恫吓迫使中国人屈服，就像在以前对清朝政府做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英国首相的恫吓似乎起了一点作用，那番讲话一传回中国，立刻将北方的袁世凯政府吓得鸡飞狗跳，没有什么威胁能比英国政府的威胁更吓人的了，在这个时代，如果英国政府自认自己是世界第二，那么就没人敢说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第一，除非是疯子，所以，几乎所有的在华外国记者都一致认为，中国人肯定会屈服，就连莫理循也不例外。
但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虽然袁世凯临时政府和南方的制宪会议先后表示出“和解”的诚意，但是，湖北军政府依然是一副不进油盐的架势，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更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如果英国佬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你要战，便作战！就连这场战争的名义他都想好了，叫做“新鸦片战争”。
危言耸听。
用中国的民谚来形容，这叫“茅坑里的石头”，又叫“王八吃秤砣”，谁也不知道那位总司令是怎么想的，在洋人们看来，他要么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狂人，不可理喻。
赵北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远东狂人。
在这个时代，胆敢横挑大英帝国的人不是狂人又是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位远东狂人到底有多么疯狂，外国记者纷纷购买火车票、船票，从四面八方赶到武汉，想认真的探究一下这位共和军的总司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否真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一个土匪头子般的革命首领？
不必置疑，英国首相先生的那番沙文主义的演讲不仅没有吓住这位总司令，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北方的袁世凯大总统。
根据估计，现在的在华外国记者中，至少有一大半人都在武汉，或者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各大报纸也都连篇累牍的对蕲州事变进行跟踪报道，支持英国立场的报纸努力寻找着对共和军不利的证据，反对英国立场的报纸则努力寻找着对英国不利的证据，但不管哪一方的报纸，它们的报道总是离不开共和军的那位灵魂人物。
“总司令”这个词已成了整个中国乃至远东新闻的焦点，中英之间的纷争是第二焦点，至于挑起蕲州事变的日本人，反而成了陪衬，只有美国报纸仍在拿日本人的野蛮做文章。
作为《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莫理循也在第一时间动身南下，乘火车来到武汉，住进了这家小旅馆，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出共和军对英强硬态度的来源。
经过两天的仔细观察，莫理循很快得出结论：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绝不是一个疯子，他治理下的湖北虽然还看不到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他所制定的那些新政措施已很好的说明了一切，从地方自治到清理厘金，从修理堤防到整顿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不是一个疯子可以想得到的，而且，那些活动于乡村的“武装工作队”和活跃在军队、社会上的“时政宣讲员”更是神来之笔，莫理循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年的外国人，莫理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曾经认真审视过这个国家的幽暗角落，他发现这个国家的落后根源于乡村的落后，那种落后是全方位的，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就必须先拯救它的乡村，但遗憾的是，除了赵北之外，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袁世凯还是南方的革命派，他们都一致认为只要乡绅们投身实业和洋务，就能拯救自己的祖国，只要取得洋人支持，就能使这个国家走向富强，所以，他们注定要仰人鼻息，当洋人发怒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跪下求饶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找到了共和军强硬态度的原因。
或许这就是那位“远东狂人”胆敢横挑英国的信心所在，因为他并不仰仗洋人，或许他需要洋人的帮助，但这并不代表他会跪在洋人面前乞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力量来自国民，自信来自自尊！
但仅靠自尊和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真能使这个垂危的国家重新振作吗？对此，莫理循持谨慎悲观态度，毕竟，这个国家已经落后得太远了，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它将继续落后下去，直到世界旧秩序重新洗牌的那一天，或许会有人来拯救它的。
“可怜的人们，但愿你们真能拿到那些微薄的报酬，至少可以使你们看上去不那么面黄肌瘦。”
站在窗前，莫理循以白人的高傲俯视着那些示威的中国人，将手里的那支雪茄摁灭在窗台上，然后走回书桌，坐在椅子上，继续着那篇修改了一夜的新闻稿。
“……作为一个缺乏政治眼光的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显然在不恰当的时候发表了一通不恰当的演讲，它使大英帝国的光辉形象蒙受了一点灰尘，虽然这点灰尘对大英帝国来讲不值一提，但谁能保证阿斯奎斯先生能将那点灰尘清扫出去呢？毕竟，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前任财政大臣，他所擅长的只是财政问题，他甚至不了解《英日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他之所以当上首相，只不过是因为班纳曼首相的不幸去世，而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臣民的信任，作为自由党中的著名温和派，阿斯奎斯先生这一次的强硬表演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向党内的激进派表明自己的立场，以便稳住首相的位子，而并不是真的打算派兵到远东干涉革命，否则的话，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突然转变温和的立场。
作为一个中国通，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现在的中国革命绝不是一次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新式革命，它与奥斯曼帝国爆发的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均由外国的蛮横引起，而且都是由军人主导的。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这次革命的灵魂人物既不是前满清大臣袁世凯先生，也不是南方革命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博士，而是湖北都督赵北将军，从革命一开始，这位‘远东狂人’就以他那超越同时代国人的眼光指导着革命的方向，他不仅看到了袁世凯先生的政治雄心，同时也看出了大英帝国的外强中干，更看清了国际政治的激烈争斗……
在这位自封为总司令的军事强人的指导下，中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独特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或许不是我们可以推想出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外国政府的施压不会对这位赵总司令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会使他抓住一切机会，用他那独特的宣传手段和谋略，将中国最激进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团结到他的身边去，他们或许会使用任何手段、抓住任何机会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这需要多少年的努力呢？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没人能够回答，毕竟这个时代是强权的时代，游戏规则由列强制定，弱国只能在这个规则之内行动，任何越界的行为在列强看来都是不可容忍的，这场东方式的革命随时都可能遭到外来干涉，此次中日之争就是一个明证，显然，日本比英国更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
虽然所有的列强都不希望看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再次崛起于强国之林，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列强之间的龃龉和斗争，他们对这个东方国家的联合控制已经失灵，此时此刻，或许只有‘瓜分’才能满足列强们的控制欲，但问题是，前不久的巴尔干危机表明，在‘瓜分’一事上列强们显然各有打算，如果有任何利益上的分配不均，都可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也使各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慎重对待国际纠纷，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战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是美国内战式的持久战还是普法战争式的速决战？没人能够回答。所以，现在的欧洲是和平的，但这和平能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各自建立就是欧洲强国对现在的欧洲和平最好的诠释，欧洲强国试图用这种威慑的方式维持欧洲脆弱的和平，维持对敌人的信心。
微妙的欧洲形势，尴尬的欧洲和平。
总司令看清了欧洲强国的尴尬处境，所以他果断的出手了，在这位远东狂人的领导下，中国能够走向革命者们所希望的道路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178章 统一思想
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先生在质疑共和军的对英策略，共和军内部也同样对这一问题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赵北不得不在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向众人阐述自己的立场，以便将这场反英表演进行下去，为此目的，甚至拍了电报，将正在四川的蒋方震、蓝天蔚等人也召回了武汉，顺便也是讨论一下四川战事。
自从返回湖北之后，共和军的总司令部就一直在巡洋舰“海琛”号与黄州前敌指挥部之间变换，由于汤乡茗的江防舰队已经在江西湖口巡弋，牵制着日本长江派遣舰队，蕲州下游的军事压力顿时减轻，于是赵北于前几日命令“海琛”号返回武汉，下令军舰靠近汉口江汉关码头下锚，舰首冲着租界区，两门主炮抬起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租界，杀气腾腾的模样让附近的列强炮舰好一阵鸡飞狗跳，考虑到共和军的强硬反英立场，为了以防万一，由英国、法国、俄国组成的一支小型联合舰队就在长江南岸往来游弋，也是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就像一群小瘪三在向一名彪形壮汉挥舞拳头，与当初“海琛”号刚加入共和军时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舰队里少了几个国家的军舰。
由于英国政府的反对，在汉口拥有租界的日本并未将军舰派到这里参加这支国际舰队，而同样在汉口拥有租界的德国明确表示拒绝参与共同军事行动，德国汉口领事甚至一反常态，强烈反对英国干涉中国革命，至于美国，由于国内的经济疲软，不得不向国外开拓市场，中国的危局显然不利于美国商品的出口，所以，美国附和德国意见，反对干涉中国革命，两国甚至开始讨论重新审视“列强对华一致原则”，打算单方面加强与湖北军政府的商贸关系。
庚子之后列强之间形成的“对华行动一致”的默契在武汉出现了裂痕，没有德国和美国的参与，列强不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而这，也正是共和军方面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已经与总司令建立了非官方联系，双方在黄州达成了几项秘密约定，虽然还不能称之为“秘密条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很欣赏共和军对英国人采取的立场，这种强硬的反英立场反馈到德国皇帝那里，就成了一张对抗远东英国势力的“王牌”。
说“王牌”确实有些过誉了，毕竟共和军的势力还很弱小，如果真与英国发生正面武装冲突，共和军的赢面连一成都没有。不过政治就是冒险，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孱弱的国家来说，与一条恶狼做朋友，总是好过被一群恶狼分吃掉，何况，这条恶狼还与其它几条恶狼有矛盾，这个矛盾很深，几乎无法化解，趁着它们互相撕咬之前从恶狼嘴里讨来几块肥肉，于国于民都有好处，至于因此而得罪另外几条恶狼，却也是暂时顾不上了，况且就算不得罪它们，它们也不会收敛野心。
这个年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国际上通行的准则就是丛林法则，根本没有道理可讲，投靠英国是行不通的，因为英国早已选中日本作为自己的远东看门狗，中国只是作为喂养这只看门狗的骨头，没有了这块骨头，日本就不会再为英国效力，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投靠德国几乎是共和军方面唯一的选择，当然，如果能再抱住美国大腿，就更稳妥了。
作为穿越者，赵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力排众议，选择了与德国靠拢，在黄州城里以最隆重的礼节与德国领事的特使柯尔夫先生举行了秘密谈判，并参加了一场由德国侨商联合会举办的晚宴，进一步取得了德国人的好感，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反英的“坚强决心”，他在参加晚宴会之后的第二天就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英反日运动。
而这，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