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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邹廷弼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定决心的，袁世凯有英国、日本支持，可共和军呢？目前尚未看到有任何列强给予他们强力支持，没有列强的支持，共和军问鼎天下的路或许会很长，而且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和他们绑在一起，没有一些勇气是不行的。
这份勇气是梁士诒给的，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委任梁士诒做了交通银行督办，这家银行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与比利时财团进行交涉，谈判收回京汉铁路管理经营权，只是由于“戊申革命”的爆发，谈判中止，直到共和成立，袁世凯才委托梁士诒牵头，与比利时财团继续谈判。新官上任三把火，梁士诒就任交通银行督办后大刀阔斧的整顿财政、人事，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交通银行涣然一新，为了扩充股本，解决北洋军的军费问题，梁士诒派人到处拉拢、威胁私营小银行，要他们限期并入交通银行，邹廷弼的信诚银行自然也遭到威胁，迫不得已，他只好破釜沉舟，与交通系硬扛到底了。
于是就有了此次武汉之行，和北洋集团对抗，背后没有实力派的支持是不行的，共和军就是邹廷弼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赌，赌赵北和袁世凯貌合神离，赌赵北有足够的野心制霸天下，赌共和军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足够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田劲夫与黄瀚丞大谈拆货业经营理念的时候，邹廷弼却是神弛万里，为了信诚银行的事业，他是豁出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暗箭伤人，他已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了上海法租界，这一次的投机是他平生所做的最大一次投机，成，就是将来的中国金融霸主，败，就只能去租界做寓公了。
等邹廷弼收敛心神之后，才发觉田劲夫已不在屋里。
“田长官呢？”邹廷弼问道。
“刚出去，说是总司令来了电报。”黄瀚丞心不在焉的说道，手里拿着杆铅笔，在一张藤纸上艰难的记着什么。
邹廷弼坐过去一看，却见那纸上写着些希奇古怪的名词，什么“超级市场”、“无仓库中转”，总之是看得莫名其妙。
“此是何物？”邹廷弼忍不住问道。
“这个是田长官转述总司令的话，说是什么‘现代零售企业’，田长官没有经营过拆货业，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讲得颠三倒四，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这洋人的拆货业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由此可见，这无论中外，拆货业都是一个道理，想办法便宜进货、便宜出货，尽量少占货栈，讲究薄利多销，而且洋人可比咱们狠多了，连这店里的伙计都不肯多请，叫客人自己去货架挑货，挑完了货再拿到打秤台打秤给价，真是抠门到了极点。”黄瀚丞边说边摇头。
邹廷弼惊讶道：“叫客人自己拿货？这是怎么个拿法？我在洋行里也呆过段日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洋人这么经营商业的。若是客人拿了货跑了，岂不是店家吃亏？大件货物还好说，若是那芝麻、咸鱼，往袖子里塞，谁又能看得出来？那些能够直接入口的干果又该如何陈列？”
“所以啊，这办法在咱们这里行不通，若是因偷货引起纠纷，少不了要去官府打嘴仗，若是拿了赃还好说，若是偷到手就吃下去，那店家只能自认倒霉，而且这讲得是零售，于小商小贩也不适用，不过么，这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倒是有些意思，直接从工厂、农户进货，只要计算准确，合理安排货物进出，那么就连备用的仓库、货栈都可以不要，真是另辟蹊径，让人叹为观止。”黄瀚丞击节赞道。
“这个……似乎对运输要求苛刻，而且，似乎要随时掌握当地行情，不然的话，那就是一锅粥。”
邹廷弼摇了摇头，想想租界的马路，再想想无锡的土路，他并不看好这种经营方式。
“这个离不开电报，至于运输么，一条汉水，一条长江，两条大江航运便利，支流众多，西可去四川，南可去洞庭湖，而航运中枢就是这九省通衢的汉口，不需车辆，直接用船运输就行了，北可达豫南、陕南，南可通岳州、长沙，陕西的皮货、河南的芝麻、湖南的鞭炮、上海的洋货，都可以用船运到汉口，省时省力，而且船只就是仓库。如此算来，这种经营方式倒是值得试一试的。”
“那这样一来，和那些洋行又有何区别？”邹廷弼问道。
“洋行只批发，不零售，咱们这可是既批发又零售，而且，直接从工厂、农户收购，也不必再受人宰割，这价格自然降了下去，洋货再便宜，总是便宜不过土货，那些农户出售土产，本就只是补贴家用，没指望赚多少银子，只要能收上门去，那价格简直就跟捡来的一样便宜，其实关键还是这个运输事宜，想赚银子就得自己兴办航运公司。刚才田长官说了，总司令打算就在湖北境内兴办一家造船厂，先造小船、驳船，去这家造船厂买船，军政府有补贴，按吨位计算，如此算来的话，在那里购船远比向洋商购船便宜，只是，目前黄志成周转不灵，想自己买船经营，却是力不从心。”
说到这里，黄瀚丞抬头看了邹廷弼一眼，问道：“邹先生，有没有兴趣合伙做这买卖？早年我也办过航运公司，只是因为洋商排挤、官府压榨才半途而废，如今共和军政府扶持华商，或许值得一试。”
邹廷弼捋了捋短须，说道：“鄙人于航运业不熟，不敢擅涉此道。不过，若黄先生真有兴趣，我可以多给你拆借些银子，不过要拿黄志成老店抵押。”
“老店已抵给江浙商帮了，我在江夏有些田产，你有无兴趣？”
“地契一到，拆借即成。”邹廷弼笑着拱了拱手。
黄瀚丞站起，也拱了拱手，但还没等他说话，却听田劲夫在屋外喊道：“邹先生，总司令刚才拍来电报，他不会回警备队了，直接回武汉。你若赶着去武汉，我带上你，和黄先生坐炮舰去，你们若是有随身的行李，我派人去客船上取。”
两人走出屋外，见田劲夫正提着个背包一瘸一拐往这边走，邹廷弼迎上几步问道：“总司令为何突然要回武汉？”
“总司令不坐船么？”黄瀚丞也走了过来。
田劲夫看了两人一眼，又抬头望望远处，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军事机密，报纸上肯定会有消息的，现在告诉二位也没什么。湖南的军政府内斗，两帮人互殴，昨天长沙巷战，今天贵州也闹腾起来了，一帮君宪派遗老遗少策动兵变，共进会的贵州都督叫人杀了，湖南、贵州局势不稳，共进会拍电报向总司令求援，总司令是赶去武汉坐镇的。总司令现在正从兴国洲往长江边赶，现在炮舰已在装煤，马上就起锚，咱们上了船往西走，总司令在西边等着，所以啊，二位不用到武汉就能见到总司令了。”
邹廷弼不无担忧的说道：“总司令随行带了多少兵？这当口，谁是敌谁是友分不清啊。湖南、湖北相邻，似应稳妥为上。”
田劲夫说道：“这个倒不必担心，总司令出行总是带着几百个卫兵的，装备精良。另外，咱们共和军在湘北岳州一直驻扎着一个师呢，还有湘北革命军辅佐，湖南的场子还是镇得住的。当初共进会还想把咱们共和军的部队赶出湖南，现在倒是忙不迭的发电报请总司令调遣共和军南下长沙了。嘿嘿，我早就知道，共进会那帮人眼高手低，成不了大事业的，吞了湖南、贵州还不满意，还想吞云南、广西，这可不就是蛇吞象么？咱们总司令也没那么大胃口啊。”
邹廷弼与黄瀚丞面面相觑，虽然不清楚湖南政情，可是他们也明白，在这种时候南方内讧，最开心的只能是袁世凯。
时局纷乱啊。
两人都在心里叹息，下意识的向西边望去。
湖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262章 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在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在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在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在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在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革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耆老会”政府。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在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弹药全失，最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阴，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共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入战备状态，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两天后几艘蒸汽船拖着一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岳州人心始定。
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电报一到，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虽然路上没敢耽搁，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走走停停，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短短三天时间里，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共进会退守醴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缺乏弹药的“革命联军”只好继续向东撤退，进入江西境内，本打算退往萍乡，与阎锡山、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精锐部队伏击，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会匪”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
退守湘阴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虽然敌军攻势不猛，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如果不是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恐怕湘阴也是守不住的。湘阴和醴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这里紧靠洞庭湖，又赶上长江汛期，水位较高，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湖北军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百姓负担较轻，革命热情较高，能够主动为革命武装传递消息。
赵北回到武汉时共和军第五师的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