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部总长段祺瑞！”
“到！”
“海军部总长汤乡铭！”
“到！”
那名副官每念一个名字，被点到名字的人就必须站起身，昂首挺胸的喊一声“到”，就连段祺瑞、段芝贵这样的北洋老将也必须严格遵守军礼，这可不像过去在北洋军里，开会的时候老帅拿眼睛在会议桌上扫上一眼，就知道谁来谁没来，用段祺瑞的话来讲，这个会前点名的规矩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开会的高级军官就这么些人，谁来谁没来一眼就能看清楚，这叫“一眼清”，是袁世凯当年的绝活。
现在，赵北也能“一眼清”，可是他就是要在会前点名，挨个点名，这不仅是看谁来谁没来，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提醒一下在座军官，“你们都是我的部下”。
是部下就必须听从上司的命令，不管是叫你上刀山，还是叫你下火海，你都必须贯彻命令，共和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北洋军，就是因为军令统一，总司令权威不容置疑。
每将这些将领们点名一次，那就是提醒一下他们的角色，以后当他们养成习惯之后，不管心里乐意不乐意，但是这肢体动作是熟悉了，可以将这看作是“条件反射”训练。
完成了这次“条件反射”训练之后，那名副官就收起名单，后退几步，站到了赵北的身后。
“现在，开会。”
赵北清了清嗓子，字正腔圆的说出了四个字，于是，这场重要的军事会议就这么开始了。
此次“广东事变”，龙济光与张人骏这两个地方小军阀开战，从心里讲，赵北是有些幸灾乐祸的，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特意在龙济光正式发动进攻的前夕给张人骏拍一封密电过去，这目的就是为了使张人骏有所准备，不致于一败涂地，让张都督和龙司令谁也奈何不了谁，两虎相争，那么，就让赵大总统做那个刺虎的卞庄吧。
其实，赵北五天前就知道同盟会激进派要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这个消息还是同盟会的几名高级干部故意泄露给他的。
自从汪兆铭“出首揭发”陶成章遇刺案的“真相”之后，同盟会就变成了一个“茅坑”，开始散发出臭气，不仅站在“茅坑”外头的人躲得远远的，就连站在“茅坑”里的人也纷纷往外头跳，尽量与“同盟会”这个词保持距离。
没办法，谁让那个陈其美不够稳重呢？如果他当时能够站出来大声喊一句“我没杀陶成章”，那么，同盟会或许还可以“清者自清”，然后与反对派进行辩论，并等待特别法庭拿出确凿的证据审理陶氏遇刺案。
为了挽救同盟会的声誉，黄兴、谭人凤等人甚至还在报纸上呼吁国民冷静，并派人到处寻找陈其美，想让他站出来辩白几句。
但是陈其美做贼心虚，他竟然在第一时间逃走了，这等于是同盟会激进派不打自招，这一下，即使那些持怀疑立场的人也开始转变立场，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斥责同盟会窝里斗，而联合阵线中那些出身于光复会的干部更是报仇心切，不少人甚至提着手枪到码头、车站守侯，就等陈其美露面，然后让他瞧瞧光复会的力量。
说句实在话，赵北当初也没料到陈其美竟然会逃之夭夭，他原本是准备与同盟会进行一场持久战的，但是现在，原先那些准备好的“组合拳”用不上了，单靠汪兆铭的那记“直拳”，就已经将同盟会打得眼冒金星了。
陈其美逃得越远越好，与其将他抓住跟同盟会打嘴仗，还不如让他陈其美背着“刺客”的罪名亡命天涯呢，只要陈其美在逃，那么同盟会就不能翻身，也正是这个原因，当陈其美逃去厦门公共租界之后，赵北只是通过外交途径迫使租界当局将他驱逐，而不是提出引渡要求，本来赵北是在租界外头安排了光复会的枪手的，准备在陈其美离开租界的时候将他乱枪打死，一了百了，但是没曾想，陈其美也是狡猾，不知道动用了什么关系，与租界巡捕合作，来了一个金蝉脱壳，结果枪手没找到下手机会，而陈其美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其美这一消失，连累了同盟会，不仅那个“重新组建同盟会”的主张烟消云散，而且同盟会激进势力也发生分化，不少干部都刊登报纸声明，宣布与同盟会划清界线，一时之间，这个为反清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组织顿时树倒猢狲散，也没人再提欢迎孙先生归国的事情了。
赵北原以为同盟会就这么瓦解了，但是他确实没有料到，同盟会的高层竟然决定挺而走险，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妄图借此机会恢复凝聚力，并顺便占领一块富庶的根据地，与中枢政府明刀明枪的对抗。
但是这个挽救同盟会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人心既然已散，那么也就别怪内部出现叛徒，或许是想向中枢表明自己已不是同盟会员，或许是不想看到广东陷入混乱，几位同盟会高级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向赵北泄露了广州武装暴动的机密，于是，赵北不仅得以从容布置反击措施，而且也适时的提醒了张人骏，使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守住广州城，等待中枢“增援”。
但是就凭张人骏目前的实力，确实是无法抵挡住同盟会全面进攻的，所以，现在的中枢政府，必须尽快做出战略安排，在广州城陷落之前，务必将触手伸进广东。
等龙济光和张人骏拼得两败俱伤之后，就是中枢政府下山摘桃子的时候，到时候，不仅广东会落入中枢掌握，就连广西、福建也会落入中枢掌握，那样一来，中枢力量更为雄厚，解决起安徽、江苏等省的实力派来就更为容易了。
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赵北在南苑军事会议上做出了明确了指示：
第一，立即拍发电报，命令杭州一带的联合阵线部队马上向福建进军，迫使福建同盟会部队返回原驻地，不许其进入广东作战。
第二，海军部立即组织特遣舰队，派遣“海琛”、“海圻”等巡洋舰兼程赶去广东，伺机进至广州附近水面，以武力威慑当地实力派，维护中枢权威。
第三，拍发电报给广西代理都督王芝祥，命令他尽一切可能阻止桂东地区的同盟会部队东进广州，必要时，王芝祥可以命令忠于他的部队向同盟会部队开火，不过考虑到王芝祥只是同盟会在广西扶持的一个傀儡人物，他手里的实力确实也相当有限，所以，必须给王芝祥一顶更大的帽子，这顶帽子就是“滇粤桂三省巡阅使”，在战时全权负责云南、广东、广西三省地方军务，协助中枢南下部队征讨叛军。
第四，拍发电报给江苏都督徐宝山、东南巡阅使孟恩远，责令他们立即派遣精锐部队南下杭州，在杭州联合阵线部队进军福建之后接管浙江防务，并根据时局发展决定是否继续进军广东，至于江苏地区的防务，则交由江西都督阎锡山的赣军接管。
第五，中枢拍发全国通电，对“广东事变”正式定性，宣布龙济光为“叛乱分子”，同时宣布参与此次“广东事变”的同盟会激进分子为“叛乱分子”，派兵征讨他们的同时，中枢也决定，只要这些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武装，那么中枢政府将对他们实行大赦，若是顽抗到底，则中枢必将横扫一切叛乱武装。
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舆论准备，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干涉的话，此次中枢政府大举出兵南征，已是胜券在握。
第435章 左膀右臂（上）
汽笛声中，一艘蒸汽客船鼓轮西行，海面波光粼粼，平静得如同阳光下的绸缎，几只海鸟翱翔在海面，更增添了几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气息。
这是一艘轮船招商局旗下的定期班轮，专跑南京至杭州航线，前段日子全国局势动荡，班轮停航，联合阵线入主中枢之后，这趟班轮才恢复了航线，这艘轮船也是恢复航线之后的第一班船。
船上的乘客不多，就那么百十号人，除了浙江商帮的商人、伙计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军人，为了不致于亏损，这艘客船不得不充当起货船的角色，底舱、甲板上都堆满了大量散货，即使是船头的甲板上，也放着那么几十只柳编筐，里头装着的却不是普通货物，而是新制的军装，就是原来湖北的共和军的那种灰色军装。
其实，这艘客船上的货物大多都是湖北军政府托运的，不重要的货物都放在客舱里和甲板上，重要的货物，比如军火、军饷等物资则放在底舱，而负责押运这批货物的人不是别人，却正是共和军负责后勤的最高长官蒋方震。
按说运送军用物资，应该尽量使用专用船只，并避免闲杂人等上船，但是现在后勤压力太大，也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现在，蒋方震就站在船头，迎风而立，望着那辽阔的海面，体会着这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从容与慷慨。
蒋方震此去杭州，除了押运这批军火、军装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接任联合阵线“东路纵队”参谋长之职，并协助东路纵队司令许崇智对这支驻扎在杭州的联合阵线部队进行整编，将其统一纳入国防军序列，完成军队正规化、统一化的第一步。
“联合阵线东路纵队”组建于上次南北大战之前，原来的纵队参谋长是熊成基，但是南北大战结束之后，熊成基就辞去了纵队参谋长的职务，开始专心辅佐宋教仁整理联合阵线党务，后来宋教仁遇刺身亡，熊成基更是将这联合阵线的党务工作一肩担起，根本不可能再去管理军队工作，于是，东路纵队司令许崇智向中枢政府拍发电报，请示东路纵队改编问题，并向中枢推荐了几个合适的参谋长人选，但是最后中枢拍板定下来的参谋长却是蒋方震。
一封电报，蒋方震就解除了后勤处长的职务，带着一船军用物资，也带着那意气风发踏上了东进杭州的征途，但是船行至南京时机器发生故障，只能在南京转船，而就在这个时候，中枢又一封电报过来，于是，蒋参谋长又多了一个工作协助许崇智南征福建，以便策应中枢在广东的平叛行动。
当时，“广东事变”的消息尚未正式见报，蒋方震知道的内情也不多，但他也明白，此事不可掉以轻心，于是通过关系直接向轮船招商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将班轮的起航日期提前了一天，以便使蒋方震和这批军用物资尽快赶去杭州。
如果江防舰队还在长江里的话，蒋方震去杭州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但是自从南北大战结束之后，汤乡铭就率领江防舰队北上天津了，那之后，长江里基本上就没有大型军舰了，蒋方震这才不得不搭乘民船赴任杭州。
由于这一路是全速航行，这艘班轮走得很快，现在，客船已经驶入杭州湾，再用几个小时就可以看见钱塘江了，杭州城也就不远了。
“戊申革命”中，杭州一直是光复会的大本营，也是浙江军政府的驻地，以前的浙江都督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陶氏遇刺身亡之后，浙江军政府和省议院本欲推举立宪名士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但却遭到了光复会的强烈反对，虽然汤寿潜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但是他无法上任办公，因此，这个浙江都督一职是有名无实，后来南北对峙发展到战争，汤寿潜更呆不下去了，干脆一走了之，于是，联合阵线庶务委员会就顺势任命东路纵队司令许崇智代理浙江都督一职，浙江省议院的议长则由李燮和担任。
前段日子，山东都督王占元、江西都督阎锡山受赵北指使，发起“撤消各省军政府和都督运动”，许崇智也随声附和，主动辞去了浙江代理都督一职，并宣布解散浙江军政府，实行军民分治，并推举李燮和为省长。
这就是现在的浙江基本情况，在诸多南方省份里，浙江是局势最平静的，虽然杭州也差点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但是到底没有打起来，而且随着北洋南进第一军的倒向联合阵线，浙江的局势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再加上光复会在革命之后对浙江会党的严厉弹压，浙江被福建、江苏等省视为“模范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作为局中人，蒋方震却明白，浙江的平静只是表面上的，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一方面是革命党势力与立宪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盟会势力和光复会势力的斗争，在上次的南北大战中，随着许崇智闽军和李烈钧赣军的抵达，杭州出现了同盟会的部队，虽然联合阵线成立之后，无论是赵北还是宋教仁都在强调这个“团结”，但是作为两个有着龃龉和分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团结不是那么容易维持的，更何况，这其中还夹杂了个人利益之间的激烈冲突，杭州，并不是世外桃源。
陶成章遇刺身亡之后，“浙江都督”的争夺就是杭州三方势力之间的角逐，一开始，同盟会联合光复会，抵制了汤寿潜的上任，虽然同盟会人物许崇智署理了浙江都督一职，但是同盟会好景不长，等赵北取代徐世昌做了民国大总统之后，许崇智不得不“主动”辞去浙江都督一职，这表面上看是同盟会干部高风亮节，但是实际上却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次，是光复会势力联合了立宪会势力，而且还有中枢政府给他们撑腰，许崇智如果不主动辞职的话，他很可能被人灰头土脸的赶下台去。
虽然现在浙江军政府撤消了，名义上实行了军民分治，但是蒋方震很清楚，只要各方势力不能整合起来，那么，浙江的平静局面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实际上，前天中枢给他的那封密电上，就一再强调了团结各方力量的重要性，而这其中，又以团结闽军司令许崇智为第一要务。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禺人氏，曾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本是第一期步兵科，但因年龄不足改入第三期步兵科，与蒋方震、周道刚、曲同丰等人是同班同学，与蔡锷、吴光新、张孝准等人是同期同学，此人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帮办等职，“戊申革命”中，此人积极响应同盟会发动了福州起义，福建光复之后，许崇智以二十二岁年纪担任闽军总司令，可谓意气风发，少年得志。
许崇智能够担任闽军总司令，与同盟会领袖孙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也正因此，他对孙先生很是忠诚，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觉悟。
“广东事变”爆发之后，许崇智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微妙了，一方面，他反对在这个时候与中枢政府正面对抗，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陶成章之死与同盟会的领袖有直接关系，他个人坚持认为，陶成章刺杀案是陈其美那帮激进派所为，与同盟会无关，与领袖也无关。
正是在这种立场之下，许崇智既没有响应同盟会高层的命令，在杭州有所动作，也没有向中枢政府通风报信，相比另外几位同盟会高级干部，此人的态度可算是相当的“中庸”。
但是许崇智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庸”之道，并不代表中枢也这么看，蒋方震收到的那封密电里，赵北就一再告诫他，如果那位许司令有什么异动的话，总统授权蒋参谋长在必要时采取“果断行动”，接管闽军指挥权，而且，赣军司令李烈钧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密电，两人合作，可以轻易解除许崇智的兵权。
对于中枢的这个命令，蒋方震心里有些无法接受，毕竟，他与许崇智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知交好友，对于许氏的性格，蒋方震较为了解，他明白，许崇智之所以会在“广东事变”的问题上采取“中庸之道”，主要原因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