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么？还是短暂的幻影？宪政制度是否已经稳固了呢？这一切，目前来看，都不能做肯定的答复，历史已经证明，宪政制度的真正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或许会出现反复，意大利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德国现在似乎也有这个趋势。
丢开烦恼，熊成基注视着眼前的黄浦江两岸，注视着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
黄浦江还是那条黄浦江，但是城市早已不是当年的那座城市，江岸东边是浦东，西边则是当年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旧址，过去，租界那边就是国中之国，化外之区，法国租界、英美公共租界就在那里，共和之后，鉴于上海港的特殊经济地位，中枢政府决定在浦东地区建立起工业新区，从那之后，浦东的风貌就开始迅速改变，过去，那里基本上就是乡村，但是几年之后，浦东地区已成轻工业重点发展区，上海租界被收回之后，整个上海地区的工业与商业布局基本上就确定下来，浦东、闸北就是工业区，原来的租界区和南市就扮演着商业中心的角色，这里没有工厂，但是却能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工厂的生产和销售，这一地区被统称为“黄浦区”，虽然后来，该区又被划分为几个小区，但是通常来讲，本地人仍将这一商业区称之为黄浦。
站在轮船的甲板上，那黄浦江两岸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一边烟囱林立，另一边高楼大厦，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烟囱林立的那一边通常是看不见蓝天的，烟囱中冒出的滚滚黑烟遮天蔽日，那是工厂在加紧生产紧俏工业品，而高楼大厦的那一边则是车水马龙，纸醉金迷，每当夜幕降临，那沿江大道上灯火璀璨，号称“东方巴黎”。
上海，以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成为整个远东地区规模最大、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为了供养这座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并方便对外贸易，中枢政府特意扩充了市区范围，整个上海面积极广，就连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也归上海市政府管辖，因此，“大上海”的称呼是极其合适的。
在经济繁荣时期，上海就是所有实业家心目中的圣地，前往上海淘金的人络绎不绝，似乎每一个敢于打拼的商人都在上海找到了发财的捷径，诚然，在激烈的商业与工业竞争中，失败者黯然退场，但是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胜利者的狂欢，经济繁荣时期的上海，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1930年，仅仅一年之内，在本地依靠股票和期货投机买卖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就有数十位。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浦东的工厂烟囱虽然还可以看到黑烟，但是已不能遮天蔽日，黄浦的商业街虽然仍可以看到人们摩肩接踵的景象，但是那已不是参加舞会的舞客在争抢舞厅门票，而是为了争抢几个打字员或者看门人的工作职位而进行着激烈的求职竞争。
这就是世界经济危机给人的最直观的印象，自从1931年纽约证券市场股价崩盘之后，世界经济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旧的国际市场秩序已不复存在，各国都在以邻为壑，为了保护本国商业市场而建立起严密的国际贸易壁垒，整个国际市场已经面目全非，“出口”已经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过去一直被人所羡慕的出口贸易商现在已经成了破产商人的代名词，从1931年到1933年，这几年里，世界各国的出口贸易遭到致命一击，在这场国际市场争夺战中，处境最惨的有两个国家，一个在欧洲，德国，另一个在亚洲，日本，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历史、政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内市场狭小，根本无法满足那巨大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堆积如山的工业品的销售。
相比德国、日本，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充足人口、辽阔疆域的亚洲大国，由于国内市场的存在，以及关税壁垒的保护，现在的经济处境要好得多，经济上的困境虽然也带来了社会与政治上的动荡，但是毕竟没有危及到社会的整体安定，国家仍然是和平的，国民也保持着一份脆弱的镇定，至少部分国民是坚信国家最终会走出困境的。
虽然中国的国民还是镇定为主，但是面对日益困苦的生活，以及失业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在某些时候还是会表现出一些剧烈的反应，罢工、罢市、罢课、示威……这些自发的行动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现在的中国，虽然农业人口仍占国民的多数，但是依靠工业和商业谋生的国民数量已经占到了国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崭新阶层的迅速崛起，这些国民完全依靠工业和商业繁荣维持生计，当工业和商业萧条之后，他们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他们没有土地，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一颗吃苦耐劳的心，工作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工业和商业，由于出口贸易急剧萎缩，工业品价格暴跌，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店铺关门，店员失业，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动荡，犯罪率高涨，国民脾气暴躁，往往因为一点口角之争而发展为肢体冲突，甚至刀枪相向，相应的，中枢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采用更为严苛的法律，震慑犯罪。
遭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不仅有工业与商业部门，农业也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遭到沉重打击，具体表现就是农业丰收，但是农民收入却迅速下降，甚至破产，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比工业品的价格跌得更猛，将一车农产品装上火车、汽车，然后运送到城市销售之后，农场主们突然发现，他们每做一笔这种交易，就会亏损一笔金钱，汽油费、人工费、交易税、劫掠者的洗劫、小工的盗窃、饥民的哄抢……这都是潜在的风险，也是实实在在的成本，经过计算之后，于是，农场主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那就是不再出售农产品，上好的稻米、小麦宁可烂在谷仓里也不运到城市去销售，甚至根本就不从地里收割上来，因为请人收割也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是自己用收割机进行收割，也是需要计算柴油成本的。
相比之下，反倒是小农过得比农场主“惬意”一些，因为他们基本上采用人力耕种农田，不需要承担农业机械购买与维护的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土地面积不超过纳税线，他们完全不必操心田赋问题，虽然农产品价格下跌也使小农生活变得清贫，但是相比失业工人，他们的生活至少还是安定的。
不过佃户和农业工人就惨了，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佃户只能租种地主土地，虽然有《地租率限制法》的保护，地主不可能提高地租，但是这部法律并不能保证农产品的价格不发动剧烈波动，因此，当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都开始暴跌之后，佃户也不得不跟着农场主一起承受农业萧条所带来的困苦生活，至于农业工人，比佃户更惨，至少佃户受相关租佃法律保护，地主不可能随便解除土地租佃契约，但是农业工人却因为农场主降低成本的目的而失去工作，只能进入城市，踯躅在济贫站，等待着每日两餐的政府救济，或者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旧衣物，以度过那寒冷的严冬。
没人能够忘记1931年的冬天，那是一个真正的严冬，街头不仅出现了大批流浪者，而且也冻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大总统黎元洪在社会的愤怒与压力之下接受前任大总统赵北的建议，提请国会通过了一部《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建立起专门的济贫站，为无家可归者和城市失业者提供食物、衣物、住处，同时，继续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从城市疏散过多的人口，让这些人到边疆务农，进行“逆工业化”。
与世界各国一样，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发财，已不在多数人的未来生活计划中。
经过几年努力，现在的国内经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虽然世界经济的复苏尚未开始，不过人们已经从最初的极度恐慌中镇定下来，天还没有塌，明天太阳依旧升起，照耀大地，给人温暖，给人希望，何况，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政府也不是毫无作为，“经济新政”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公共工程的开展、某些大型企业的国营化、来自政府和军队的官方订货、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延长兵役期……至少，许多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虽然收入微薄，而且工作艰苦，但是至少不必去济贫站排队领取救济品了。
“经济新政”虽然是现任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实施的，但是如果没有前任大总统赵北制订出这份详尽的经济拯救方案的话，或许现在的失业者更多，社会也会更加动荡，甚至爆发革命，就像欧洲某些国家所爆发的革命一样，推翻无能的民选政府，推举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实行强人政治，用铁碗恢复秩序和经济，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市场，而不是跟那些欧美强国与虎谋皮的进行毫无意义的外交磋商。
现在的许多中国平民都开始怀念当年“狂人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好生活，那个时候，或许在政治权力上缺少活力，但是至少不必操心明天的饭碗在哪里或许，如果“狂人总统”不是在1929年结束训政并下野为民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更好一些吧。
对于部分国民对“狂人总统”时代的留恋，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明确告诉国民，这场经济危机不是人力可以阻止的，这是经济规律导演的一场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惩罚，即使赵北将训政体制维持到1931年，也绝对不能在这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独善其身，反而可能因为强人政治的本能而像意大利一样强化军事机器，对内实施高压统治，对外实施军事冒险，最终将国家带上战争道路，所以，对于国民留恋“狂人总统”时代的想法，许多宪政人士都在报纸上进行了批判。
批判归批判，国民有自己的思想，谁好谁孬，国民也看得清楚，如今这位黎大总统，虽然号称清廉、亲民，但是就凭他治理国家的这种无能，下一届总统选举，他是休想赢得连任了。
掰着手指算算，明年就是大选年了，到时候鹿死谁手，就看谁更能蛊惑民心了，虽然多数平民因为财产权的缘故与选票无缘，但是只要能够看到这位无能的黎元洪大总统滚出总统府，那么小民也能出口恶气，毕竟，在经济危机时代，吃苦受穷的可不止是穷人，那些企业主、中产阶级，哪个不对这个糟糕的危机时代满腹怨言？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手里的选票选出一位更适合领导这个国家的总统。
第983章 1933年（下）
此次归国，熊成基就是来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不过并不是他本人要做候选人，而是协助他人参选，由于法律规定，只有长住国内并且拥有国籍而且年满四十周岁的男性公民才有资格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熊成基现在虽然在年龄上满足竞选条件，而且也拥有双重国籍，但是问题在于，他长期定居兰芳，在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上不能满足竞选要求，因此无缘大选。
不过，熊成基毕竟是当年“戊申革命”的首义英雄，这个首义英雄的光环还没有完全褪色，有这个光环在，熊成基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为他人助选。
这一次，熊成基就是作为国民同盟助选团成员归国的，虽然目前国民同盟尚未确定正式候选人，但是考虑到明年春天总统选举就要开始，那么，从现在起就必须进行竞选筹备活动了，因此，熊成基千里迢迢从南洋赶到上海，准备为国民同盟赢得大选贡献一份力量，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作为一个宪政派代表人物而为祖国政治进步而做出的贡献。
本来是可以乘坐飞机回国的，但是经济危机时期，所有人的口袋都是瘪瘪的，坐飞机已不是奢侈的旅行，而是一种败家子行为，非到不得已，很少有人将飞机作为长途旅行的第一选择，轮船依旧是人们廉价的出行工具。
熊成基此次是乘坐一艘定期班轮抵达上海黄浦港招商局码头的，由于是海轮，吃水深，排水量大，惯性也强，不方便直接靠岸，需要拖轮协助将海轮推到码头上，因此，这艘客轮抛锚停机之后，就一直等在黄浦江航道上，等着拖轮过来。
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拖轮过来，半个小时之后，乘客才得到船长通知，由于港口码头工人和轮船技师在今天举行联合罢工，要求港口资方增加工资，并缩短劳动时间，因此，从上午八点整开始，整个招商局码头就没有人工作了，现在码头上除了一些警察之外，基本上看不到别的人，罢工的码头工人和轮船技师已经赶去市中心，参加一场更大规模的示威去了。
熊成基和随员们乘坐的这艘客轮是在上午八点半钟抵达港口的，因此，现在不能指望码头那边派来拖轮领着客轮进港停泊了，这样一来，乘客们要么选择留在船上等待罢工结束，要么就乘坐船员们驾驶的舢板依次上岸。
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这种局面下等在船上，谁也不知道罢工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因此，多数乘客选择乘坐船员驾驶的小舢板和交通艇登岸，熊成基也不例外，带着随员，同乘一艘舢板，第一批登上招商局码头。
由于中国与兰芳之间签有协议，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完全自由，因此，登岸之后，没有遭到任何海关人员的刁难，熊成基与他的随员们就离开了码头，来到了那空空荡荡的汽车站。
没有一辆汽车，不仅看不见客车，也看不见出租车，向看门人打听，这才得知，今天的全市罢工有许多行业参加，汽车公会也在其中，司机们在天亮之前就将车站里的所有能开动的汽车都开走了，说是要去包围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免除“特殊汽油费”。
实际上，今天整座城市的交通基本上已经瘫痪，面对声势浩大的民众示威，市长甚至不得不在部分市区宣布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随意通行，这样一来，街上除了人力车之外，就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
无奈之下，熊成基只能选择徒步前进，因为人力车也不好等，许多人力车夫也跟着汽车司机一起参加罢工去了，要求免除“牌照费”，倒是有些骑自行车的人在拉客，但是堂堂兰芳宪政党党魁去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这也未免太过分，有失身份，会遭到政敌攻击，因为没人会相信大上海居然连一辆黄包车都找不到，熊党魁到底是在工作访问还是在游山玩水体验地方风情，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敌可不管真相如何，只要能抹黑政治对手，再夸张的想象也不是问题。
这也是宪政制度下的副产品之一，政治从来都是复杂的，这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只是利益，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足以影响一位政治家的前途。
招商局码头距离熊成基要去的地方很远，码头在南市，熊成基要去的地方在闸北，再加上多年未归国，已不熟悉这里的道路情况，一路走一路问，等熊成基领着随员们赶到目的地时，已快中午了。
熊成基的目的地是一座报馆，门前竖了面牌子，上头写着“远东时闻报”这五个大字，现在，主持这家报馆的就是章太炎，当年，章太炎就是光复会的重要高层领导人物，按照组织原则，熊成基算是章太炎的下级。
远东时闻报现在就是国民同盟上海总部，章太炎自从几年前宣布退出联合阵线之后，就加入了国民同盟，现在担任国民同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