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央政府到云南的地方政府累积给境外替代发展投入的资金是五亿多元。比如仅2003年给了缅甸北部50万人民币,老挝北部50万人民币,支持他们搞水稻替代种植。2004年又给了缅甸一个500万元,帮助山上烟农,从山上下来,到相对平坦一点的地方种植水稻。
吸毒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惊人的,它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产。据不全面的统计和测算,海洛因吸毒者每个人平均每年要消费克海洛因。在中国的时价大约每个人要最低消费100块钱人民币。这样算起来如果中国的吸毒者有115万,海洛因吸毒者有70万,这样算起来,一年的吸毒消费要200多亿。这还是指显性吸毒者,如果按1比7的比例把隐性吸毒者算上,吸毒者每年要烧掉1400多个亿。
而且,这里计算的只是吸毒者本人吸毒的直接消耗,而未将其他支出包括在内。例如,吸毒者的个人和家庭还要为他们戒毒花去很多的钱财。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那些吸毒者和吸毒者的家庭,由于他们吸毒的消费抵消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所以这样势必要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据称,在云南毒情严重的德宏州,每41人中就有一个吸毒者,有人算过一笔账,因吸毒造成的损失近2亿元,政府用于禁毒的经费达1亿元,二者相加,已经接近德宏州每年的财政收入。如果将每名吸毒者周围的5名到7名隐性吸毒者算上,这些“四号客”的吸毒消费远远超过德宏州的年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德宏州因毒害失去了许多发展机遇,曾经红火的旅游和边境贸易也成明日黄花。
全球毒品每年销售总额8000亿至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这一数字高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收入,与全球军火贸易额相差无几。中国每年用于禁毒和毒资的直接消耗几近2000亿元之巨;相当于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经济损失。
民族之危……新的鸦片战争(3)
吸毒所带来另一个恶果是艾滋病。艾滋病可产生惊人的经济损失。中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和中国人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
按专家估计,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4万人,则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经济损失将达3108亿元人民币。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5年后,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可达7700亿元人民币。7700亿的概念,那就是相当于中国2005年军费、医疗和教育支出经费相加的总和。
艾滋病还给家庭、社会增加了不可估价的负担:据专家估计,中国一个艾滋病病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中国家庭年收入的一半-倍,这对个人和家庭来讲,无疑是难以承受。另外,青壮年大多承担扶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的义务,一旦早逝,会严重影响家庭和下一代的生活,再则,遗留下无依无靠的孤儿和老人,将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艾滋病的影响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应包括间接影响,那就是由于劳动力的损失而减少的对经济的贡献。比如艾滋病人早逝留下待抚养的艾滋孤儿教育生活费无法计算在内;艾滋病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加大贫富差距的损失无法计算在内;艾滋病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恐慌,影响人们心理的安全感也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艾滋病传闻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它对当地的社会形象和经济发展投下的间接阴影,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无法计算。
此外,吸毒给社会带来的可见损失,不仅仅是经济损失,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损失。首先,由于毒品问题的泛滥,一些山地和农田被侵占,用于种植毒品,从而影响粮食的产量,造成粮食的损失。其次,由于毒品的生产和加工都是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条件比较简陋,因而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再者,由于毒品问题的泛滥,还会大大败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使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美德慢慢丧失。
●中国被毒品屠杀的劳动大军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成人劳动力都是物质生产和社会会生活的中坚,青少年一代更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和希望所在。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吸毒不仅毁掉了许多成年人,使他们失去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吸毒还腐蚀着大量的青年一代,使他们在肉体上、心灵上都经历疮痛。
在吸毒引起的社会损失中,人力资源损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人力资源损失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显的人力资源损失,一类是不明显的人力资源损失。
明显的人力资源损失就是指那些因吸毒而直接致死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每年因吸毒造成10万人死亡,约1000万人因吸毒而丧失劳动能力,90年代仅美国每年吸毒就造成50万人丧生。2004年,中国有案可查的吸毒者已达115万人,因吸毒造成的死亡人数累计达33975名,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高于此。
吸毒者多数短命,一般寿命不超过四十岁。吸毒人员的平均寿命一般是45~47岁,即最长不过50岁,当然特殊的能稍长些。这与吸食量多少、吸食时间长短、吸食方式都有关。伤害程度不同,寿命长短也不一样。
吸毒者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短10~15年,25%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20年后死亡。也就是说约1/4的吸毒者会在30~40岁死于与吸毒相关问题,因为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的。
吸毒者的自杀率远远高于一般人群。有资料表明,吸毒者自杀发生率比一般人高10~~15倍。这是因为吸毒者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的应激状态中,如戒断症状的折磨、为获得下一次毒品处心积虑、被家庭和朋友所抛弃、经常受到贩毒者的威胁、提防警察的抓捕等,因此,吸毒者常常会选择自杀来了结自己可悲的生命。
吸毒者常死于各种意外事件。毒品可使吸毒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注意能力下降和操作能力下降,因而发生大量车祸和各种工伤事故。有些毒品使吸毒者不能正确判断高度和距离。吸毒者本来在20层楼上,他却错误地判断自己在平地上,于是,他本想“走”到街上,却从20层楼跳了下来。迎面而来的汽车离自己已经很近了,吸毒者却错误地判断车离他还很远,于是,他迎着车走过去,死于非命。
不明显的人力资源损失,就是指那些因吸毒而造成的劳动能力丧失。这种损失,在中国尤其是毒情严重的一些西部省份更是令人怵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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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危……新的鸦片战争(4)
笔者曾亲眼尖刀;在广西边境凭祥的一个村屯里,毒品在村里几乎能公开叫卖。在村里主要道路上,毒品交易呈半公开化,当时,吸毒的多是一些有钱的生意人。村里许多类似赵明在边贸捞了一笔的年轻人都沾上了毒品,几个一群,公开吸毒。在村里的大树底下、牛棚和水田里到处可见丢弃的针头。一些村民在犁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针头扎到。
中越边境贸易火爆的时候,这个村的年轻人很活跃,也很有经商头脑,从上海运布匹到越南销售,不但赚了不少钱,还学会了越南话和柬埔寨话,多年的边贸生意,使他们成了村里的经济能人。但后来,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沾染上了毒品。
后来,这个村子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在3年时间内,共有16位年轻人相继病死,这些家庭的老人因此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莫大悲痛。对村里的年轻人为何早逝,一些村民还蒙在鼓里,都以为是吸毒戒不了而死的。
知情人说,以前吸毒在该屯很普遍,许多年轻人都走上吸了戒、戒了复吸的道路。由于共享针头,他们最终感染上了艾滋病。这3年正是发病的高峰期,因此出现了密集的死亡病例。
一些村民对艾滋病很忌讳,他们担心这样的事传出去对村里的影响不好。一位村民叹气说:“不想说了,多丢脸啊。我们这里都快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了。”
据了解;云南德宏州有个村子,村里的青壮男子几乎都因吸毒或进戒毒所,或进劳教所和监狱,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因吸毒而染上爱滋病。于是,村里寂寞的女人们,一到晚上就要去敲村中小卖店的门,找那个充当看更的、已退休的男人过夜。那老伯说,有的时候一夜就得接待三五个村妇,体力实在受不了啦。这不是个笑话,讲这故事的是云南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听这故事的是是公安部长周永康,并令在场的所在人深感震惊。
德宏州有位公安局长在一个村子调查时,发现抬棺材的人只有四个而不是传统的八个人,一问,才知道村子里其他男人或入狱、或劳改、或等死、或患病,只剩下这四个壮男了,村里的房子也是破烂不堪的。这位公安局长说,“让人掉泪啊,我连父亲去世都没有哭过!”
德宏州吸毒人员有25321人之多,占全州人口的。从1995年以来,因吸毒死亡的人数高达2626人,有8400被感染上HIV,2600名艾滋病人。吸毒者中青壮年占91%,吸毒使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由此造成了劳动力匮乏,出现了田地荒芜、出租、出卖的现象。有的人家穷到连一双筷子都找不出来的程度,生计难以维持,孩子无钱上学,妇女离乡出走。
德宏州的瑞丽是最早受毒品危害的地方,全县204个自然村中, 201个村有人吸毒。至于在城镇,曾握有万贯家财的大款最后沦为家徒四壁的乞丐比比皆是。毒品的瓦解力量可以使个人倾家荡产,也可以将一村一厂,甚至一地一国的兴旺景象变得萧条与破败不堪。有的村寨因吸毒者过多,劳动力匮乏,出现土地无人耕种,或变卖或荒芜的情况。在吸毒突出的少数民族村寨,姑娘不愿嫁本地人,大多外出打工、嫁人;已婚年轻妇女拋家弃子,远嫁山东、河南。在个别少数民族村寨,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南永村水库社郭云显父子四人吸毒,媳妇不堪忍受,将幼小的儿子亲手掐死后,服毒自杀;许老屯父子三人吸毒,在两个儿子因吸毒死于艾滋后,许老屯绝望自杀。1990年以来,这个有243名吸毒人员的行政村,因吸毒死亡32人,11个家庭成为绝户。吸毒人员为筹措吸毒资金,村民的鸡猪鸭鹅,没等养大就被偷了,种植的庄稼、草果八角,一一被吸毒人员偷摘,群众颗粒无收。
梁河县芒东乡一对傣族夫妇都吸毒,家产早已变卖光,2001年1月夫妇俩竟残忍地把14岁的女儿卖到山东,拿回4000元钱,不到3个月就吸光了。无奈之下,妻子只好带着12岁的儿子上车扒窃,一次因无钱付车费,母子二人从行驶的车上跳下,儿子当场摔死。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情在吸毒者中比比皆是。
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共有29户72人,其中兄弟或叔伯吸毒的有1户25人,一家两代或三代都吸毒的有17户47人。因祖孙三代吸毒或父母带动子女吸毒而死绝的有7户,另有七八户濒临绝境。水库社村民郭云显父子四人吸毒,媳妇不堪忍受,将幼小儿子亲手掐死后,自己喝农药自杀。 章金社村民杨发强一家五口,人人吸毒,两个儿子已吸毒致死,小儿子杳无踪影。
陇川县赛号乡朋生一队,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率先富裕起来的寨子,如今却因吸毒和艾滋病蔓延,村里青壮年大都进了戒毒所和劳教所,田地无人耕种,老人死了无人抬棺,十年间无一户村民结婚娶媳妇,已婚妇女和未婚姑娘纷纷弃家逃往山东、河南等地另谋生路。该村当年的红旗拖拉机手雷贵幺的三个儿子,无一人活过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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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危……新的鸦片战争(5)
陇川县有一个景颇族村寨,因吸毒有4户人家已经成为绝户,连续多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有一户人家,两个10岁、12岁的孩子染上了毒瘾,为了从父亲那里得到钱,把父亲也拉进来一起吸毒。一个只有230人的小山村,吸毒者就有56人,大部分青壮年都染上毒瘾。每年收割甘蔗时,都要到其他村社雇请劳动力。
图10:死于街头的吸毒者
云南一位名叫曹明强的全国人大代表在视察德宏州时激愤地说:“这和战争有什么两样!被毒品和艾滋病肆虐的德宏,留下大批的孤儿和寡妇,在一些边境村寨,已是‘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他在云南四处奔波,一跑就是几乎两个月。他深入到少数民族的山寨,亲眼目睹了毒品摧毁了一个村寨的惨状:受此毒害的不仅有老人、孩子,连老鼠也从梁上滚跌下来,有的牛竟在寨子里横冲直撞地狂奔……
这是毒品对人的战争,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中国被毒品摧毁的村落
据中国警方掌握的数字,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云南临沧市,临沧的毒品有一半来自永德县,而永德县最近5年抓获的本县贩毒人员中,有85%是班老村的农民。班老村这个3000多人的村庄,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
毗邻中缅边境的班老村因为有不少村民用背篓为毒枭运毒品,所以在云南当地有“背毒村”之称。班老村濒临怒江南岸,离缅甸的果敢地区只有40公里,历史上通往缅甸的古丝绸之路就经过这里。随着道路的变迁,昔日骡马喧嚣的班老村,逐渐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的死角,村民的经济由此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建国以前,村民开始把帮毒枭背毒运毒作为谋生的手段,人家给三五百元、一千元就冒着生命危险帮别人背毒品,并在当地形成了传统。班老村基本上家家都贩毒,村民主要以马仔的形式帮境外的毒枭毒贩背毒品,再贩运到保山、巍山等内地去。
从境外到内地的主要山间贩毒通道有7条经过班老村。由于山间的道路错综复杂,道路并不像公路那样容易辨别,一般人进入山区很容易迷路,只有当地的村民才熟悉这样的道路。所以,村民们通过山间贩毒通道背毒过境的成功率相当高。
贫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班老村60%左右的人都吃不饱,老人孩子连汽车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在2002年前,人均年收入仅300元,而村民为毒贩背毒运毒,一次就能获利几百到上千元,对于连玉米饭都吃不饱的村民来说,背毒运毒的价钱无疑对他们充满了诱惑,于是班老村的村民不惜铤而走险去背毒谋生。
班老村的一位村民说:“谁不喜欢过好日子?谁愿意去背毒,去冒险?关键是我们穷。我们村的村民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但是一半以上都吃不饱。所以,很多青年人都结伴,带着背篓,到缅甸去背毒。”
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村民说:“我和另一村民背着几十斤鸦片,从缅甸果敢县背毒到巍山,一天一夜就走了80多公里山路。第一次我们赚了1000多元钱。后来,只要外地大毒枭到巍山收购毒品,我们就到缅甸的果敢县背毒卖给他们。我没计算过3年多时间自己究竟背了多少毒品,只是清楚地记得,挑80公斤炭只能赚3元钱,而背几十斤大烟壳就能赚几百、上千块。”
班老村因为父辈背毒纷纷被枪毙,留下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