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再品红楼:红楼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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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再品红楼:红楼别样红-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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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玉为大宝至宝,是中华独有的科学与美学的联合认知,人人皆晓,“贾宝玉”是“假宝玉”,相对于“甄(真)”宝玉而言的。那么这该是说,贾宝玉本是石头投胎化人,本不是真玉,故谓之假。
  可是,雪芹又特为揭明“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他并不假,假而又真,妙谛回环,不可“死”于字句的表面。还有一义十分可能:雪芹的乳名也就真叫宝玉。
  “路谒北静王”,小王初会宝玉,不就极口称赞:真个“如宝似玉”吗?此小说之巧笔乎?抑或微露之“天机”乎?读《红楼》,要有悟性,例证大都类此。
  宝玉有个亡兄,名唤贾珠,李纨之夫也,“珠”“玉”正相排次雁行(正如贾琏原有兄名瑚,“瑚琏”相次,见于《论语》也)。
  奇怪的是,秦氏可卿之丧,却有二丫鬟报恩,一名宝珠,一名瑞珠——明犯西府少主人的名讳,这就太难讲了,因为那时候这是不容许的呀!由这一点看,秦氏的辈分恐怕不会真是贾蓉哥儿的媳妇。她是“宝瑞”的一颗掌上明珠。
  ——“宝瑞”是谁?有无此人?姑不妄揣,但这“瑞”字是与“珍”字同辈,礼法上是不会将丫头们取名为“玉”字辈的。
  雪芹在全部书中肯用“宝”字以为名的,只有三个:宝玉、宝钗、宝琴;第四个属丫环的,则只有“宝珠”一例。
  当宝玉学禅时,黛玉曾诘问:你名叫宝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宝玉不能答,其实非不能答——我们也可以代答,其词曰:我之贵,贵在“天下无能第一,人间不肖无双”,并无第二人可与我媲美;我之为坚,绝不去读八股文章,去和“禄蠹”为伍也。
  假宝玉不假,品质无愧真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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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新型“圣人”(上)
很有些人看不上宝玉其人其事,批评说:一点儿“刚性”也没有,哪儿像个“男子汉”?我听了这类话,就替宝玉不平——是宝玉没“刚性”,还是你根本看不懂《红楼梦》,难免“不通”之讥?
  宝玉没有“刚性”吗?“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之后,他丝毫没有“动摇”和愧悔——他的愧是难以“对得住”金钏,金钏为他一句戏言自寻了短见。他的愧是难“对”亡者之亲妹玉钏。他对“劝”他“以后你可都改了吧”的知者答言道:“你放心,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甘心情愿……”听听这些语音:没有“刚性”,说得出来吗?
  雪芹写出这样的少年人物,为之“字字看来皆是血”,无怪乎新睿亲王淳颖题诗说他是“英雄血泪几难收”。“英雄”二字下得非同等闲,难道世上有“没有刚性的英雄”不成?讲得通吗?
  宝玉的“刚性”,在于自有立足境——即今之所谓“原则性”。他并没有表露为“拧眉怒目”,躁气十足;他听了不入耳的话,不便或不拟反驳时,总是以“不答”对之。要知道,不答是连“商量”的余地也无一丝毫,断然拒绝!这才是最大的“刚性”。如若不然,请教:怎样、什么,才叫“刚性”呢?
  刚性并非顽固不化,不通人情,不具人性。恰恰相反,情至真极,则化为一种“刚性”。别错拿粗野、蛮横、霸道、自大等等当作什么“刚性”和“男子汉”的“特征”——那岂不令宝玉笑煞气死?宝玉有两次“最没刚性”的表现:一次是在“太虚幻境”,一次是梦入甄家花园。那文章可称妙绝人寰,绝倒了古今中外的知音者——
  第五回,当他进入“幻境”,初遇警幻仙姑,交谈后,警幻唤其姊妹出来迎接贵客,房中果又走出几位仙子,一见宝玉,都怨谤警幻,说你原说绛珠当来,如何引这浊物污染了我们这女儿清净之境?宝玉听了这话,便觉自己污秽不堪,吓得欲退不能……那种“无地自容”的尴尬之心态,尽呈于目前。
  第二次梦入甄宝玉家,无独有偶,人家的丫环们不认得他,骂他是个“臭小厮”,痛遭了一顿奚落。宝玉一生从未受人这般“待遇”,也是狼狈不堪,无以自处!
  大约有些人对此就“抓”住证据了:确是天天甘受一群“毛丫头”们的气,一点儿“气性”也无!书里的傅家的两个婆子,看到宝玉的形影,就如此评论的。可是,那些以“大男子汉”自居的“看官”们,单单忘了宝玉的“另一面”——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但当湘云偶因劝他去会见贾雨村,学些“仕途经济”时,他立刻毫不客气地说:“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去——我这里仔细脏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并且批评说那是些“混账话”!
  请问:这是不是“刚性”、“气性”、“原则性”?!难道我们要他对他诚敬怜爱的女儿们竟拧眉努目、吹胡瞪眼,充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一派凌人抬己的臭架子不成?
  我们应该“自我检讨”,懂不懂“浊物”这个名词,是何内涵质素?别让自己陷入“大男子主义”的庸俗坑淖中去。
  窃以为,宝玉的两“面”不同表现,可以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先后合参对看,岂不饶有意味可寻?似乎没有谁讥嘲鲁迅是“没有刚性”吧?鲁迅与宝玉,自不宜“硬”比“强”拉,这原不待说,但毕竟在“各有千秋”之中还不无“相通”之处——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对宝玉颇能理解,并大有赞赏之意了。这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中华文化和英雄人物的大课题,需要深研细究。鲁迅当时“千夫”纷纷“指”斥围攻,而宝玉恰好也是“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不是清清楚楚地令人憬然吗?
  然而那种“没有刚性”的论调至今有唱和者。这就表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文化教养不同,各有其思维模式。不过,人又总有些“常识”,不肯冒犯“常规”——比方,评论一下说鲁迅“没有刚性”、“哪里像个男子汉”……的高明者,大约是还不曾出现过吧?
  贾宝玉和鲁迅,都不是一下子、很容易、简单地可以认识的人物。如果只用“好”、“坏”、“善”、“恶”、“正”、“邪”等等传统道德观念和“定义”来对待他们,结果弄清楚、说明白的“批评者”是不会很多的。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研芹论《红》,又比知人论世“容易”多少?宝玉是个强者还是弱者?他对什么和顺、对什么刚硬,是有分际有原则的,雪芹笔下,是写得明了的,可惜,“接受美学”的关系,致使若干人看“反”了原意本旨。这当怨谁?如何解决?有待专家开方用药,非细故也。
   。。

贾宝玉——新型圣人(下)
如何称得一个“圣”字?在某一领域造诣至高至极者就有资格。例如王羲之为书圣,杜少陵为诗圣,断无第二人可夺其位置,即是真圣,即是实至名归,万人拜服,千古不易。依此而推,所以宝玉堪为“情圣”——正如雪芹堪称“稗圣”一般。
  宝玉是个情痴情种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广,至诚,至切,至深,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这是一颗无可比喻的人类心田、心地、心境、心灵。
  他之所以不同于前圣旧圣而为“新圣”者,在于他的崭新的价值观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人生的标准尺度,而达到了一个升华至美、至大无名的境界。
  我这样说,可信否?
  若嫌我人微言轻,就让我拉一位名贤来作证,即《红楼梦人物论赞》之作者涂瀛,其《贾宝玉赞》已给他定了位,赞曰:“贾宝玉,圣之情也。”这“圣”字是由他先定下的,非我妄拟阿谀之词也。宝玉是“圣”者,但又不同于孔子孟子、玉帝如来,他有自己的、即新的“教义”和留下的“经典”,此经典即是《红楼梦》。
  《红楼梦》不是不讲“仁”,不讲“德”,而是更高层的真仁大德——他改用了一个“情”字来概括这部经典的胜义,所谓“大旨谈情”者是也。所以涂先生看清了,此真“圣之情者”——我以为,应该作“情之圣者”,也无不可。当然,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值得深入讨论。
  “情圣”之圣,是以情待所有之人,不分亲疏等级,包括“不情”者在内,同一博施溥化。此其一。其二是他将“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命题转化而为积极的,大约可试拟为“人有所欲,我施与人”吧。当然,在《红楼梦》中,这“人”应特释为“女儿”——雪芹用女儿作为“人”(真正的人)的代表,那是另有一层深义,——然而也正是新型圣人与旧圣前贤的不同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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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别号
贾公子别号不少,诸如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富贵闲人、无事忙,还有自呼的“怡红院浊玉”,回目中所称的“情哥哥”,书文中的“多情公子”——可谓多矣。总列而观之,煞是有趣。
  有趣的是众义纷陈,各占一解。但其所以然者,是“反映”出这个少年的本性真情,志趣风格,抱负襟怀,是多么复杂地“统一”化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奇才和痴人。
  若逐一个别“注释”其本义实旨,不妨试作“解人”,姑陈臆测——
  绛洞花王,王是主眼,或作“花主”者是个别版本讹字,务请改正——道光年间的王希廉不就自号“护花主人”吗?其实那思想庸俗得很,去宝玉十万八千里矣。
  花王的“王”,不是称王称霸的帝王思想,是在某行某业中独有魁首之位的意思。在过去,时常可以看到此例,比如制造剪刀品质第一的,俗号即是“剪子王”。就连京剧里,也有“梅大王”之称号,谓梅兰芳是也。再如唱京韵大鼓(书词)的刘宝全,人人都尊之为“鼓王”,皆其良例。
  所以,宝玉“小时候的营生”,是说自己居于花洞中为养花的第一能手——而绝非给群花做什么“主”、当什么“头目”的那种士大夫们“雅得俗不可耐”的庸俗念头。
  混世魔王、遮天大王,贬语、戏语,我于另处讲过,今悉从略。
  “富贵闲人”,又怎么讲呢?
  若看字面,正是世上最难得的富贵中人,又无事多暇——最为自在,最能享受。这就“被作者瞒过”了。
  雪芹设下此号的本义是:虽生于富贵之家,却于富于贵二途,均无交涉,是个不属于此类的“闲”者——多馀之人耳。
  这个别号,最为“有味乎其言”。
  如《西江月》,说的就是“富贵不知乐业”——杜少陵说曹将军(大画家曹霸,魏武之后)是“富贵于我如浮云”,即此“闲人”之谓也。
  再看“无事忙”——
  无事,“闲”之注脚也,闲而实“忙”,似矛盾而相反相成——我于富贵场中,无事无缘,“闲”得“难过”,而我之时时刻刻都在繁忙者,是为“千红一哭”的事业,日日夜夜操心费力,为她们伤怀落泪也。
  所以,回目中又明出“试忙玉”之文——而那“忙”字却被人妄改为什么“莽玉”,成了几乎和薛蟠一样的气质了,真是毫厘千里。坏本子类此者甚多,怎不为雪芹叫屈不平,大声警世!
  居末,出现了“怡红院浊玉”。
  好一个“浊”字,写尽了宝玉的内心情愫。
  想当初,大石化玉时,明文是“鲜明莹洁”——俗话有“透灵碑儿”一语,仿佛似之。那么,怎又“浊”了起来的呢?
  “眉浊物”呀,在女儿面前永远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愧煞人也!
  浊玉,身在浊中,也无办法。慨叹“太(或作好)高人愈妒,过洁世间(或作同)嫌”,而混迹于浊世之间,怎么能真洁而不浊呢?
  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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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的自愧
作者有深痛——宝玉怀内疚:“家亡人散各奔腾”,家亡自难说是宝玉之罪,但人散却该由他承担一面责任。这话怎讲?明白清楚:人散的开端就是由宝玉而变生事故,一步一步导致这个使作者终生抱恨、满怀愧悔的全书大旨主题——为千红一哭,随万艳同悲。
  人散的第一名就是宝玉的丫鬟茜雪。茜雪毫无过错失职之处,却因宝玉自己在宝钗屋吃酒醉了,因奶母李嬷嬷之故,即向茜雪大发公子哥儿的脾气,摔了茶(盅)。此一事故,在第八回,是全书第一次写宝玉对待丫头使女的骄纵之气——“少爷”再好,也能他作威作福,喜怒无常。茜雪之后,又有小红之被排挤离开怡红院,蕙香(四儿)之逢怒而遭斥。她们的本身本职,也是毫无过失可寻,一派冤枉。
  而从脂批逗露,这小红、茜雪、蕙香(又作佳蕙),却是日后贾府败落、宝玉遭难时的念旧相助之人。这一点已足以让人深思而感叹不已了。再接下去,是惹了金钏的一段大祸,葬送了人家的青春性命。异日出城私祭,其深藏的内愧、隐痛,尚待言哉。
  在“撕扇子”之前,又有欲逐晴雯的大风波。虽然此事晴雯也有其过分的不当之处,到底动不动就以撵逐为本领手段,开启“人散”的大端,岂可为宝玉寻词而诿过乎。是以我谓宝玉应对“人散”承担一定的罪责。
  至于不能救助柳五儿,无力挽还芳官的被尼庵拐骗,尚不忍派他的不是。但他又很早许诺了众丫鬟,将来都要遣散自便——因此袭人临行方有“好歹留着麝月”之言,则可见诸鬟之去留,宝玉还是有“权”的,那么他一生的喜聚而怕散的伤离,却又自导于离散的前驱,是又何耶?
  或许,这也就是脂批指出的:宝玉有“情极之毒”吧?“盛席华筵终散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聋子放炮仗——散了”……这些谶语伏词,为了什么?是“情痴”之“抱恨长”?还是“冤债偿清好散场”,看破了“红尘”而彻悟了人生之如“梦”?
  “愧则有馀,悔又无益”——此岂作者著书谢罪于闺友闺情乎?众多女儿含冤负屈而亡而罪,而苦而难,为宝玉也,亦缘宝玉也。宝玉岂得辞过?岂能自安?是以“通灵”玉上所镌“贰疗冤疾”,说明宝玉又曾有冤疾几乎致命的一段重大情节,而八十回后已佚缺。
  诗曰:
  悲欢离合是书魂,伤别伤春心自扪。
  人散开端思茜雪,三春去后各寻门。
  

宝玉的“思想”是自由、平等、博爱吗
红学如其他诸学,各有发展流变的历程。“新红学”被批判了,以“资本主义萌芽”论为经济基础而解说《红楼梦》所反映的“上层建筑”,如思想意识等等的说法兴起,取代了“新红学”。此说至今时有重提、复述的例子。如自1954年“批俞”计起,正好已满五十年。
  由此一理论而提出的“贾宝玉论”中便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认为这正是“怡红公子”的思想三大重要表现,恰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初级阶段的口号要求相似,因而这必然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的反映,于是在中国经济史上寻到了若干可以证明《红楼梦》与时代正相符合的证据。
  记得那时期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谈话里,就说“虽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并于此后又曾指示:迄于彼时,还没有真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著作。
  最近一段时间,认识了几位在校的高材生,有男有女,他(她)们识见不凡,也敢于打破陈言,自抒新见,表示不同意以“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来理解中国的这部独一无二的伟大瑰宝,也不赞成把宝玉说成是“反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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