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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贵族的儿子感染肺炎生命垂危，农夫的儿子赶过来给贵族的儿子注射了一种新药。那个贵族儿子就是丘爷，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领导世界人民打法西斯；农夫的儿子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为世界发明了消炎药“盘尼西林（青霉素）”。
丘爷的爸爸是一位言传身教的好父亲，相信德国戏剧家席勒的理论：只有好玩的人才是充分的人。他给丘爷买了许多优质玩具，光玩具兵就有1500个。丘爷回忆说：“我的幼儿时代在玩具中幸福度过；成年以后，我越来越幸福。”玩具兵改变了丘爷一生的发展方向，他连考三次，最终进入桑赫斯特军校。
社会进步要求延长教育的时间，可男孩需要每天跟在爸爸身后学习“捕猎”。爸爸带丘爷参加各种社交，会见议会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在饭桌上边吃边聊，彼此尊重。
爸爸告诉丘爷：“越是伟大的事务，越需要伟大的规则。”当年特拉法尔加海战打响前，纳尔逊勋爵发出“英格兰企盼每个男人都恪尽其责（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旗语时，就已经注定打败拿破仑的法西联合舰队。爸爸告诉丘爷，有朝一日，纳尔逊的旗语不仅在舰队里起死回生，而且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
爸爸向丘爷解释，老年人因精力不足，可能对青年人考虑不周，这是因为老年人总得全神贯注应付社会难题，因为生活压力太重而言辞粗暴。“记住，世事总非一帆风顺，行为被人误解，话语被人歪曲都是常事……因此，千万别介意。”
看到多病的父亲在议会讲演力不从心，丘爷“希望赶紧长大，像小张伯伦帮助老张伯伦、小格莱斯顿尾随老格莱斯顿……”
“1895年1月24日凌晨，父亲去世。我一直梦想当选议员，在父亲讲演时助他一臂之力。现在我只能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我已经21岁，爸爸留给我一个生命的起点，还给我一个伟大的名字。”
根据嫡长原则，继承家族伟大名字的丘爷未能继承公爵爵位，只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祖父麻尔波柔公爵1890年的“宝玑（Breguet）765”。这款特制的宝玑腕表具有独立的码表功能，“单钮飞返”，可以精确计时到分秒以下。从此，丘爷佩带祖传的“宝玑”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直到1965年1月24日生命终止。“宝玑”作为家族的延续，鉴证丘爷父子都在1月24日准时死去，让我这个1月24日出生的看客不寒而栗，1月24日出生的还有江苏老乡吴敬琏。
丘爷死后，这块祖传的“宝玑765” 传给丘爷的独生儿子伦道夫。其实我和丘爷一样，也许从未拥有过这块“宝玑”。我们能做的，只是为下一代临时保管，见证我们确实经历了这段时光。
五、丘爷的战地记者生涯
1895年，丘爷在父亲朋友的举荐下远赴古巴，任《每日纪事报》随军记者，暗中替军情局收集有关西班牙的武器情报。他在战地采访一个多月，著作颇丰，从此爱上写作和记者生活，爱上雪茄，还获得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
1896年，丘爷随部队调往印度镇压起义，为《加尔各答先驱报》和《每日电讯报》当随军记者。他一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面把发表的文章二次加工，补充背景资料，编辑出版。英国媒体对这本《马拉坎德野战纪实》好评如潮，说 “其睿智和领悟力超越了他的年龄”。这本小书为丘爷挣来大把钞票，超过当两年少尉的全部军饷。丘爷发现当记者是一条不错的谋生之道，惊险刺激、前程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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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盎格鲁－撒克逊为世界立规矩（4）
“写书其乐无穷，可以创造美好人生。它可以在自己周围筑起一个无形的水晶空间，把自己变成鱼缸里的一条鱼。写作伴随我的一生，即使旅途也从不停顿，所以我的时间老不够用……写书不同于造房、打仗、绘画。技巧不同，材料也不同，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一定要打牢基础，收集准确数据，在此基础上再作文学修饰。好作品必须简单表现一个主题。打仗也是如此，不管别人如何干扰，如何制造事端，优秀将领总能直奔目标。”
许多人由于见财起意、心生嫉妒，更多人则偏听偏信，对丘爷横加打压。丘爷愤怒回忆道：“有些人嘴里不时喷出‘追逐勋章’、‘自我标榜’之类的屁话，人性的丑恶令我沮丧。奇怪的是，我每走一步，甚至在我迈步之前，就已经有人说三道四。他们极不赞成我的行动，他们这样诘问：‘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他是怎么混进各次战役的？凭什么一边当军官，一边为报纸撰稿？一个下级军官怎么竟敢评论上司？将军们为什么对他如此偏爱？他是怎么让他所在团队给他假期的？看看那些辛勤工作的军人吧，他们从未离开自己的日常岗位。我们已经受够了，简直是受不了。他现在很年轻，也许以后他前途无量，但现在必须对丘吉尔少尉严加管束。’”
丘爷从没把这帮小人的鼓噪放在心上，他主动从印度调往苏丹战场，与《先锋报》签订供稿合同，每篇3英镑。与此同时，着手创作新书《尼罗河上的战争》。请他撰稿的报刊不断给他提高稿酬，丘爷得意洋洋：“我开始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非常满意。”
随后他应邀到牛津大学作讲演，讲述“在古巴、印度前线、以及尼罗河上的战斗经历，我大谈嗷嗷冲锋，言语激烈、文采过人，听众就像聆听福音一样专注，掌声如雷。事后，我拜托大会主席千万不要把我到处讲演的事传到我的部队里。”
六、丘爷著作超过狄更斯和司各特的总和
丘爷脱颖而出，已经在开罗结识许多知名人士，他把《尼罗河上的战争》初稿送给上流社会里传看，广泛征求批评意见。开罗大使克罗默勋爵对丘爷描写火烧圆明园的戈登提出异议，丘爷原文是：“戈登将军给雷彭勋爵当秘书犹如光芒万丈的太阳给小人物当卫星。”克罗默勋爵认为：“用‘光芒万丈的太阳’称颂戈登实属溢美之辞，而用‘小人物’比喻身为总督的雷彭勋爵，肯定会惹恼总督的朋友。”
丘爷的成就吸引了一帮大人物，大人物的赏识使丘爷不受军纪约束，可以无所顾忌地抒发自己对基钦纳勋爵的不满。基钦纳勋爵一直看不上松松垮垮的丘爷，对丘爷工作横加干涉。丘爷无所畏惧地给他曝光：“基钦纳勋爵在战争中侮辱###圣人马赫迪的陵墓，他还野蛮地命令士兵将马赫迪的脑袋砍下来放在煤油罐里当战利品。”
《晨邮报》把丘爷的战地记者工资提高到每月250英镑，报销所有开支，充分享有行动与言论自由。“这些待遇优于以往任何战地记者的待遇。对于我这样一个只需谋生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24岁年轻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很有诱惑力。”在轻松自由的开罗三角洲，丘爷出版《尼罗河上的战争》和清教徒小说《萨伏罗拉》。
像罗伯特·卡帕一样，丘爷对现代战争失望之极：“现在的战争放弃规则，转而求助于戴眼镜的化学家，握操纵杆的飞行员以及机枪、大炮。战争正朝邪恶发展，走上了贪婪、卑鄙的机会主义之路。这真是可耻！过去的战争严酷、辉煌，现在的战争残忍、卑劣。它已经完全变味了，这全部归咎于民主、科学。自从这两者介入战事，战争的劫数便大局已定。过去，一小群职业军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用古老的武器和错综复杂的战略战术保家卫国。而今，不分男女老幼齐上阵，相互搏斗，相互残杀，只留下一些目光迟钝的文官坐在办公室里数死人。战争已不再是君子游戏。”
凡尔赛体系确立后，丘爷出任殖民大臣主管中东。他发展空军、倚重“阿拉伯的劳伦斯”解决中东事务。一度扶植与劳伦斯志趣相近的哈希姆王朝，拉拢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三兄弟。每年从阿拉伯国家遴选优秀青年进桑赫斯特军校，削减耗费不赀的英国驻军。出于一贯的狡猾立场，丘爷发表《白皮书》确认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家园，同时承认巴勒斯坦人一如既往的传统权利。最后连丘爷的殖民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气跑了，丘爷在广大殖民地为儿孙立下的铁规矩，变成相互矛盾的滥浆糊。
丘爷自诩：“我这一辈子，总是不时与英国两大政党中的某一党派意见相左。我每每竭力主张战争和其他斗争，直到取得胜利，然后，又对战败者伸出友谊之手。因此，战争中我总与主和派为敌；战后又总和主战派作对。古希腊哲学称其为‘宽恕被征服者，灭傲者威风’，对此我无师自通。我有许多好想法，都被罗马人捷足先登。必须承认这句名言是罗马专利，一旦背离，必受惩罚。若遵从之，百战不殆。”
丘爷一生出版了26部共45卷专著，超过狄更斯和司各特两人小说字数总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称“20世纪丘吉尔稿费，无出其右”。
1963年肯尼迪总统授予丘爷“美国荣誉公民”时，称赞他巧舌如簧，把英语运动起来送上战场（He mobiliz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sent it to battle）。其实丘爷和本座一样，天生就是一个特爱玩的侃爷，侃山之外，还能码字，而且我们都患有战争引发的综合症。丘爷的“运动英语”将抑郁症（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戏谑为“黑狗”。每当黑狗降临，他都要远离月台、船舷……“因为转念之间的突发行动，便会使一切宣告结束。”写到这里我必须立即停手，随着子夜来临，我那只“黑狗”已悄然逼近。
苏联：“英雄城市”列宁格勒（1）
一、“放心吧！列宁同志……”
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把每个士兵的名字、资料刻在墓碑上的做法不同，苏联更推崇有计划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无名烈士墓，共有12座墓碑巍然矗立，这12座紫红花岗岩石棺分别代表基辅、明斯克、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加里宁格勒（原名柯尼斯堡， 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选帝侯在此加冕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二战后割地划归苏联）、里加、喀山等12座“英雄城市”。在莫斯科胜利广场光荣大厅，这12座“英雄城市”同样被当做人民英雄，它们的名字被镌刻在大厅的穹顶四周。
“斯大林格勒”一直与北非的“阿拉曼”、亚太的“瓜达尔卡纳尔”并列为二次大战的三个转折点。“格勒”是俄语的“城市”，只是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无法找到斯大林这座“格勒”。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大拐弯处，最初是1589年建立的查理要塞——查理堡。到了传播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北大教授嘴里，这个水边要塞被赋予一个很雅的中国名称——“察里津”，就像中国的天津、英国的牛津。察里津是农业大省伏尔加省省会，很像我们的石家庄。苏联内战时期，伏罗希洛夫到伏尔加流域征收粮食，镇压白匪和社会革命党，还把察里津改名斯大林格勒。铁腕人物斯大林倒台后，人民要求“英雄城市”恢复本来面目，就是现在的伏尔加格勒。
与“斯大林格勒”同样历尽沧桑的还有爆发十月革命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最初是1703年5月16日建城的彼得堡，那天彼得大帝从士兵手里夺过一把枪刺，用刀尖在涅瓦河中心的小岛上划了两个十字，命令手下在坐标处建一个港口：“只有陆军的君王，等于只有一只手臂。只有同时拥有海军的君王，他才双臂齐全。”彼得利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和他的表兄之间的内讧，从瑞典手里夺得涅瓦河口。从这天起，他废止俄历采用罗马的《儒略历》，把皇宫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对那些抗命的家人、下属拳打脚踢。彼得强迫落后的俄罗斯全盘西化，要把彼得堡变成通往欧洲的窗口。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主义者认为“彼得堡”属于德语，为表示爱国应以“彼得格勒”取而代之。
列宁患病期间，批评斯大林粗暴，并对斯大林掌握无限权力后能否谨慎使用“没有把握”，建议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据说列宁临终时把斯大林叫到床前说：“有件事我放心不下，我担心党内有些同志不愿意跟你走。”斯大林回答说：“放心吧！列宁同志，如果他们不跟我走，我就让他们跟你走！”
1920 年列宁发明：“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根据这一理论，苏联往往把牺牲众多百姓的城市冠以英雄称号，再用苏共领袖名字命名这些“英雄城市”。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内战整合国家政权，把察里津改名“斯大林格勒”，为避免功高盖主，同时也把彼得格勒改名“列宁格勒”。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当地人民旧事重提，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恢复为“彼得堡”，而且还在前面加上一个“圣”字，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
二、俄国进步的首善之区
彼得堡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在西方人权、民主的影响下，全盘西化的彼得堡历来就是俄国进步的首善之区。自16世纪莫斯科公国开始，俄罗斯就把他们的皇帝叫“沙皇”（Czar，Tsar，Tzar）。一直到上个世纪初，列宁还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落后极权的“破箱子”，除彼得堡濒临西方，偶尔趸来一鳞半爪外，其他地方都比清朝强不了多少。
1905年1月，始自普梯洛夫工厂的15万工人罢工游行，要求言论、出版自由、8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召开立宪会议。14万工人到冬宫广场递交《改革请愿书》时，沙皇政府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一千多人，史称 “流血的星期日”，高尔基特地写了《一月九日》予以纪念。沙皇的镇压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罢工和武装起义，创立具有“公社”（mune）性质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压力下被迫召开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杜马”是古代俄罗斯讨论难题的贵族会议，1905年革命用它命名现代议会，沙皇允诺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人权。
1905年革命后，一个半文盲、偷盗、好淫的西伯利亚农民斯拉普庭靠催眠术控制了皇后，而皇后借床第之功摆布意志薄弱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你必须加强权力统治……把你放松了的缰绳抓紧……我对你的容忍就像对一个幼弱的好孩子……俄国人天生喜欢挨鞭子。”愚昧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蛊惑言听计从：“我对皇后严厉的训斥深表感谢……你的可怜的、小小的、意志薄弱的小丈夫。”
欧洲历史上三个最古老的王朝：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1613～1917）、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Family，1100～1918）、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1020～1921），血缘复杂，盘根错节。他们不仅人长得相近，就连英文中的“普鲁士Prussia”也只比“俄罗斯Russia”多一个字母P。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社会矛盾，腐败、低效已经污染到俄罗斯社会各层面，连杜马中最保守的党派也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