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监狱”,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高高的围墙、密布的电网、森严的警卫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说到“罪犯”,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作恶多端、青面獠牙、行尸走肉的形象,令人憎恶不齿。
现在让我到那里去给他们讲课,该讲什么呢?不要说别的了,演讲的称呼就很难:“同志们”,他们不是同志;“朋友们”,也不大合适;“同学们”,一个教师教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学生,是教师最大的耻辱;“老乡们”,谁也不到那里面认老乡。我问曲啸同志:“曲兄,你蒙冤受屈,在那边待了十几年,现在也常给他们作报告,你都怎么称呼他们?”他说:“我称——触犯了刑律的朋友们”,这又有些啰嗦!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同胞们”!
学院领导对这场演讲特别重视。派宣传部长陪同我去监狱体验了一天的生活,作了调查。回来后,我又做了一个星期的准备,形成了一个《炎黄儿女要为祖国母亲争气》的讲题。
1984年8月7日,我冒着摄氏35度以上的酷暑,登上了江苏省第四监狱的讲台。那是一个很大的礼堂,楼上楼下,满满当当坐满了人,还设了四个分会场。“小号”里的7名犯人也分别拉了电线,安上小喇叭收听,据说全监犯人都听了,没有一个“漏网”的。
站在台上,望着下面一个个穿着囚服、光着脑袋的罪犯,想着这每个人都有一本罪恶的历史,我憎恶他们;看到他们中大多数都是青年,许多人从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中透露出无知和迷惘,我又怜悯他们。我讲道理、摆事实、讲故事,也说、也劝、也骂,连续讲了3个多小时。
例如,我讲了许多百年来我们民族经受的巨大苦难,帝国主义列强的恶魔们是怎样在我们的土地上为非作歹、残害我们的同胞的。激发起这些人的民族义愤。这些犯人毕竟也是中国人,我看到许多人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情不自禁地握起拳头。于是因势利导,话锋急转:
同胞们,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了。当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的代表在联合国大厦的讲坛上赢得了热烈掌声的时候,当你看到我国领导人出访外国威严地检阅外国仪仗队场面的时候,当你看到我们一本本科技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社发行的时候,当你看到一艘艘远洋货轮满载友情远航归来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外国人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的时候,当你看到我们的许海峰在奥运会上拿到第一块金牌,站上最高一层领奖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中、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同胞们,尽管你坐了监牢,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呢?现在,哪一个外国人还胆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挂上“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哪一个外国人还胆敢骂我们是“东亚病夫”?
魂兮归来(2)
现在,这些外国人不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了,而你们——却要危害我们的社会,抢劫自己的父老、奸淫自己的姐妹,你们知道吗,连兔子都是不吃窝边草的!
没有热烈的鼓掌,大片的脑袋低垂下去埋在了胸前。
经过了一段沉寂我“命令”他们一律把头抬起来:“在你们低头认罪之后,就应该把头重新抬起来。不抬起头来,怎么能看到前途的光明?不抬起头来,怎么能走上新岸?”
又例如,我为他们讲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如何为祖国献身、为“四化”效力的事迹。其中我有意地突出了两位身残志坚的朋友:一位是我认识的天津重光五金厂工人郑荣臣,他双目失明,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电视大学,并且写出了20多万字的小说《琵琶情》;另一位就是当时青年们学习的榜样、我的朋友、在轮椅上实现着自己人生价值的张海迪。在他们深受感动的时候,我又因势利导:“同胞们,你们看到了吗,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连盲人都能够看到光明,连腿脚残疾者都在走着正路啊!”
台下骚动起来,又有很多人低下了头,我让他们自己去想想吧:一个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就这样,我批评一阵又鼓励一阵,讲一段故事再讲一个道理,3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一直到我离开礼堂很远,掌声才停息下来。
后来,4名犯人联名写来的一封信说:“老师,您的演讲结束了,但我们多么希望您再讲一会,哪怕10分钟。老师,您走下讲台,您走了,看着您的背影,我们用力地鼓着掌,汗水湿透了衣服,我们不知道;手拍麻木了,我们全然不顾。我们把感激的心情和千言万语都集中在手上了。我们多么想和您一起多待一会,可您走了……但是,您却给我们留下了信心和力量!”你看,他们竟然是如此的恋恋不舍!
据监狱长说,当晚各中队的犯人都组织了座谈,讨论之热烈、情绪之激动前所未有,写的感想和决心书就近千件。全监到处传着我报告中的一句话:“幽灵永远站不起来,而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跌倒,只要愿意,就一定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那些日子,我收到许多来自“第八号信箱”的信件。有的老师问我:“这是什么秘密单位,怎么给你写来那么多的信?”我说那是第四监狱的代号。后来我又到一个劳改水泥厂讲课,“第九号信箱”的信件又向我飞来。
有些信我是含着眼泪把它读完的。这些来自大墙之内的信件,字里行间同样有着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犯人说:“如果我能在社会上听到你几次报告,不,哪怕就是一次,我想我也不至于犯罪了。”这话看起来夸大其词,但在许多情况下,罪与非罪往往只在刹那之间,一番良言阻断一人入监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一名从“三好学生”变成罪犯的青年来信说:“作为一个犯人的我,也许不该给你写信吧。但是,由于理智的支配、情感的驱使,我毅然地提起了笔,给你写了这封我不该写的信,以使你从中了解到我的犯罪根源,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社会上的更多的青少年。”于是我想,假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条件,让他们到同龄人中直接去讲,效果不是更好吗?
魂兮归来(3)
在演讲中我说过:“不要对我的报告抱的希望太大,哪怕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从中受到启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许多来信都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一个人!”有一个犯人来信说:“你不要给我回信、也不要来看我,等我出狱以后做出成绩,再找你汇报!”
这一年的春节,一名犯人画了一幅“六骏图”作为全监犯人的共同礼物为我贺年。我也带着许多图书作为回礼,与他们一起在监狱中度过了一个并不愉快然而终生难忘的春节。
在他们中间,我交了不少朋友。这里只透露一个,他是干警们管教的重点人物,在犯人中还很有一点儿影响。
听完报告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这样两段:
“我是一个重刑犯,因流氓罪判刑15年,由于思想立场的顽固,在改造中常违犯监规,又被加刑3年。我对处罚并不害怕,对母亲的嚎啕唏嘘也并不动情。你的演讲,却字字句句敲打着我这颗多少年来未曾发热的心。你的言辞,使我这个用冷眼看待一切的人看到了社会亲人的心愿。你在上面讲演,我听着,眼里噙满了悔恨的泪水。是什么力量吹开了我这匹野马的心扉呢?是什么绳索套住了我这野马的脖子呢?是你富有哲理的教育,对我们罪犯内心世界的探索与剖析。
我在铁窗里度过11年之久,听这样动人的讲演只有这么一次。一个犯了罪的人,有比较强烈的自卑感,被训斥是正常的。但稍有几句暖人心窝的话,就会深深感到人世间的温暖。你的讲演,叫我怎能忘怀社会亲人对我的期望呢!……李老师,我真诚地希望你常来,常来教育启发我,使我能早日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也要为‘四化’出力!李老师,在我身上,你能看到你辛勤劳动的果实的,我决不会使你、使干部、亲人失望!在此,我再次感谢你,我的良师!”
他要我常去,我的确也就常常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到第四监狱去了8次,他们开减刑大会我也去,开劳动积极分子表彰会我也去。
有一次开座谈会,他也在场,我说:“你的信我看了,写的不错,但要记住一点:中国人说话应当是算数的!刑是人加的,也是人减的,你不服改造被加了3年刑,能不能用自己的行动争取减刑?假若你能好好改造,得到政府的宽大提前出狱的话,你事先写封信告诉我,我一定到监狱的门口来接你,把你送到火车站。”
他哭了,他说:“为了早日在监狱外面跟李老师见面,我也要好好干,争取提前出狱!”
有一个阶段他表现不错,后来又约束不住自己了,针对这种情况,我让他每半年给我汇报一次情况。一年的国庆节,我接到他的信:“尊敬的李老师:你好!今天是国庆节,我首先祝你节日愉快!并代表全监的同犯们问候你,祝你节日愉快,身体健康!”他说,在这一年中他搞了三项革新成果,其中两项获得市成果奖,一项报到省里边去参加评奖还没有批下来。他在信的末尾说“你工作很忙,不能再多打扰你了,不敢盼你回信,只希望你能来参加本年度的劳改积极分子表彰大会,那时再见。你的一个特殊学生”。
收到这封信,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估计这次表彰大会上能受表扬,减刑的人中大概会有他,他要向我表明自己说话是算数的。
魂兮归来(4)
他有这个进步我当然高兴,应该去参加大会。但不巧接信的第三天我就住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里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争取更大的进步。他马上给我回了一封信:“李老师:我恨,我恨我自己不争气,不能在你有病的时候到医院去看望你,去给你陪床。”我想这是一个被判刑18年的犯人说的真心话。后来,我打听到,就是这次他被宣布减刑3年。
世上的事情有时是很凑巧的:这年8月24日是他出狱的日子,我正要到外地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言必信,行必果”,我许诺假若他提前释放我要接他,怎么能食言呢?四监的领导考虑我的时间,也为对其他犯人进行教育,经过研究,破例提前一天释放他。
8月23日中午11时,我坐上小轿车,直奔监狱而去。我爱人提醒我:“用轿车接犯人出狱影响是不好的!”这话有理,我准备自己坐轿车去,接人出来后坐公共汽车返回。但监狱领导说什么都不让,他们说:“坐我们的小轿车走吧,我们的车上面有一个红灯,就没有任何影响了。”车出监狱大门,我喊他一声:“同志,你自由了!”
他哭了,因为15年没有人管他叫“同志”了,我把他接到我家吃了一顿饭,他千恩万谢地要报答我的恩情,我说:“小伙子,我帮助了你,我不求你回报我。只要你能走正道,以后多为社会做好事、多为别人做好事,也等于回报了我。你现在也是30多岁的人了,也该成家立业了。实在觉得心里过不去,等你结婚的时候给我寄一斤喜糖来,咱们就够哥们了!”
当然,并不能单单指望用“感情投资”去解决个人思想和社会上的许多问题。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必须同时借助于法律的、纪律的、经济的、道德的、信仰的手段。但事实证明,“清风能感水能化”,满腔热情也是能够使“铁石心肠”者感动的。
有人常问,你这个人怎么对罪犯那么感兴趣呢?亲爱的读者,我总想,我们每个人活80岁、90岁、100岁吧,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依然是短暂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挽救一个失足者,你的生命就延长了一倍;能挽救两个,你的生命就延长了两倍。我们常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什么不去尽力做一些挽救人的工作呢?况且,一个罪犯关进监狱,要牵动着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一批人的心,我们如果能从泥坑中拉出一个来,就会调动起一批人的积极性。
假若这部《和谐万岁》的书也能够进入高墙之内,我的这节文字能为失足的同胞们读到,那么,让我在这里再一次向高墙之内的朋友提出一个忠告:
亲人们在望眼欲穿地盼望你们早日回家,同胞在情真意切地期待着你们改过自新,时代在紧锣密鼓地催促着你们迈开前行的脚步,和谐盛世在声声呼唤着你们去为它效力添彩!
不要忘记亲人的叮咛,不要辜负祖国的期望啊!('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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