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着的火和飘着的灰- 第1部分

中国文化的四次“流血事件”
引

　　早在1999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金庸来到浙大西溪校区与其门生见面并讲座，谈及知识分子的当代社会责任。当时有一位轻狂的学生提出了：知识，顾名思义，知就是知是非；识就是识大体。知识分子当以激浊扬清，明大是大非；顾大局、重民生，担天地道义，而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早在*后寿终正寝。这位学生起而责问起金院长来浙大干吗？是不是让知识分子振势重生？还是来浙大“名誉”一下？金庸笑而未答，倒是研究生和博士生们对这位学生群起而攻之，说你有什么资格问院长这话。

　　最后，这位学生选择了沉默。这一沉默便是十年。这学生就是我，如今已过三十而立之年，重新回味过去十年的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我依然轻狂，并且将继续这个话题，谈中国文化传统及知识分子的群体死亡的全过程。

　　第一篇是《中国文化的四次“流血事件”》，第二篇是《中国历代才子大盘点》……

　　要谈中国文化，离不开这四位大佬：“焚书坑儒”的皇帝太祖蠃政、“独尊儒术”的汉武大帝刘彻、“八股取士”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的人民救星毛泽东。

　　可以说，这四位大佬对中国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的文化政策一个比一个高超，危害是一个比一个巨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开始滴血，而毛泽东的“*”是“收关之作”，中国文化滴尽最后一滴血。

　　一、秦始皇与“焚书坑儒”

　　谈及秦始皇就回避不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先说说“焚书”。公元前221年，是创世纪的一年，“一代帝范”秦始皇大帝吞并六国，一统宇内，成就赫赫武功，江山到手，自然想长久治安，千秋万代，留下煌煌文治，所以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造十二铜人后，就关心起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新编思想政治教材，姓秦的天下当然要唱“太阳最红秦始皇最亲”的主旋律红歌，而不是“齐鲁青未了”的靡靡之音。为此，大帝同志实行了“焚书”政策，原因是这些书籍属于六国遗毒，不代表大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代表大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代表大秦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非法的违禁作品。伟大、英明、正确的大帝同志在总理李斯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旧立新，焚毁六国遗毒的同时，责成国家教委统一刊印大秦　“红宝书”。

　　先秦时期的文人士子，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如沐春风，参政议政，并且形成一种势力，成为四民之首的“士”。他们中一部分早已列班于朝堂之上，出将入相，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另一部分则是流落于江湖之远，凭着一张嘴两片皮打哈哈、冒泡泡，混吃混喝，并将思想产品付诸文字传之后世，以立言求名之不朽。不管处在朝堂之上还是落于江湖之远，“士”这股势力都不可轻易得罪。

　　大帝同志“焚书”就等于向四民之首的“士”开战。他这么做，叫靠磨嘴皮子吃饭的文人士子咋办呢？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们过剩的精力总得发泄出来，于是，代表着天下清议的文人士子便起而攻讦秦朝政府的合法性。

　　“坑儒”事件。对大帝同志来说，这可是件冤案。大秦朝福薄祚浅，二世而亡，捕蛇无赖刘邦（词出“高祖醉斩白蛇”）便“取而代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是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一朝丢失江山，自然会众多文人士子起来拆台，恶毒攻击秦朝政权的合法性。文人士子的拿手好戏就是投石下井、抹黑批臭的“棒打落水狗”伎俩。于是，“坑儒”与“焚书”有效对接：大帝同志不仅烧我们的书还夺我们的命，让我们形神俱灭，可谓恶贯满盈，不亡大秦，天理何在？

　　其实“坑儒”不过是个偶然事件罢了，并不是大帝同志精心策划的“阳谋”。事情是这样的：一些声称能专治疑难杂症“老军医”——方士术人骗到大帝同志的头上，说能捣鼓出长生不老药的“伟哥”。大帝同志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当然想千秋万代，永享帝业，一听有特效药“伟哥”便心花怒放，对“老军医”们寄予厚望，天价求购。这些“老军医”啊，显然是当下商人的列祖列宗，诚信很成问题，收了钱竟拒付“伟哥”，眼见着大帝同志前来“拔葱”揪脑袋，便来个恶人先告状，诽谤大帝同志残暴荒淫。大帝同志倒吸一口冷气后，大为光火，将这些“老军医”统统抓起来，当作种子一样深埋在地下。在这里我不是攻击儒家门生，实不相瞒，儒生在先秦时期并不是什么光彩的社会成分，他们的老本行就是做丧葬礼仪的司仪，兼职做些坑蒙拐骗的“老军医”勾当。只是后来孔老夫子发扬光大了儒学，于是儒生也分化成两支：一支是一心想跑到朝堂抱皇帝大腿的“君子儒”，另一支是坚持本行继续做装神弄鬼的“小人儒”。秦亡汉兴后，经过孔老夫子徒子徒孙们的不懈努力，儒家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成为“学阀”，而“学阀”的思维定式——“只要是杀一个儒生就是与天下儒生作对”。在汉朝，儒家经过几次血拼，一统江湖，千秋万代了，成为文人士子的“人民代表”，霸占了“话筒”，经过他们的渲染，“坑儒”便与“焚书”联系在一起，扣在大帝同志的头上。

　　历史上的大帝同志还是很有“礼贤下士”的作派，他君临天下时有博士七十人，诸如叔孙通、张苍、伏胜等等，这些都在《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及《史记&；#8226；封禅书》中有所记载。再说，没有这些记载也无妨，史实明证：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最注重人才引进，一直以来都有任用外来知识分子（秦称“客卿”）的传统，秦国给客卿的待遇比东方各国条件都来得诱人。一旦拜为客卿，往往委以全权，举国听之，其结果使得秦国扩大了财源，而且及时补充和改造官僚队伍，对秦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和统一中国的大业，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说，秦国的用人政策符合“与时俱进”，符合“*”，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秦国的文人士子是大有作为的，地位最高，权力最大，成功最多，未统一前如商鞅、张仪、范雎等，秦始皇时期更有吕不为、李斯、尉缭等，只不过这些人并非是后来一统江湖的儒教门生。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大帝同志主张“焚书”，但是并非将所有的书烧毁，他的政策是“禁民间藏书而重官方收藏”。他卓有见识，组建了国家图书馆，这比某人建国家大剧院更来得符合“科学发展观”，将各国的书籍、诸子百家的文集藏在皇宫里。大帝同志实行愚民政策，不至于要自己的子孙也愚昧无知，冒出个像晋惠帝一样说出“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荒唐话的败家子。所以说大帝同志是高瞻远瞩的，想实行“以吏为师”的精英政治，他也需要东方各国的“违禁刊物”作为《参考消息》，要求“吏”们以史为鉴，为统治作参考的。可惜的是，这些深藏中皇宫中“三坟五典”，竟毁在一个有浓重的“破四旧”思想的红卫兵将军——项羽手中，一把火去陪葬了大帝同志。

　　因此，　“焚书”这出戏，如果没有项羽放个“神来之火”的配合，还真不能说灿烂的先秦文化丧送在大帝同志之手。

　　但是无论如何，秦始皇是禁止“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实行愚民政策的，不想天下百姓用头脑来思考问题，最好是连起来反抗的这根筋都没有。

　　所以说，摧残中华文化始作俑者，非秦始皇大帝莫属。

　　二、汉武帝与“独尊儒术”

　　汉武帝刘彻，小名彘，即猪猪同志，可谓“钻石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闪亮的星”一样光鲜亮丽的人物，正如历史正剧《汉武大帝》所云：猪猪同志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猪猪同志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猪猪同志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但是猪猪同志对知识分子似乎很感冒。人称“自古文章两司马”，这“两司马”都是猪猪当政期间闪亮登场的：其中一个是*才子司马相如，他文采飞扬，如《上林赋》、《子虚赋》等，结果猪猪同志始终将他当作“文学弄臣”来对待；而另外一个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猪猪同志听不进他的谏言，竟将他也当作猪猪来看待，拖出去给阉了小*。

　　猪猪同志是捕蛇无赖刘邦血脉相传，可骨子眼里却是秦始皇的翻版：秦始皇封禅泰山，猪猪也跟风而去；秦始皇迁九鼎遗失一鼎在泗水之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猪猪便在泗水之滨打捞大鼎；秦始皇“焚书坑儒”，猪猪同志响应号召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有跟千古帝王楷模秦始皇同志攀比的意思，真是隔世知己，帝种伯仲。

　　猪猪同志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文化方针政策后，姓“孔”信“儒”的文人士子眉飞色舞了，生逢其时，从此儒家正式一统江湖，名至实归，正式成为钦定的“学阀”，其门生也鸡犬升天，蹿跳不已，成为官僚的后备队伍。

　　但是先贤孔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自己给人当作冷猪头肉卖了，折价卖给了各朝各代的皇帝们。孔家店头号掌柜孔老夫子并不主张思想专制，孔掌柜发展文化产业，很大度的，讲究“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并没有“学霸”作派。他要求保护言论自由，允许同行竞争，也就是希望道家店、墨家店、法家店一起来凑热闹，搞活文化市场，进行思想辩论，开展学术批评，而不是一根筋扳牢，将孔家店的儒家思想经营成国家的“*”，儒家经典成为人手一册的“红本本”，以洗全国文人士子的脑袋，甚至是平民百姓的脑袋。

　　我甚至认为：先秦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终结于秦皇朝，而是终止于汉武朝。汉初在野鸡皇后的儿子汉惠帝时发布“《定国是诏》”废除了秦时的《挟书律》，进一步促进了诸子学说的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转世重生，都比较活跃。而且更喜人的局面是，汉初国家所采用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建立“德治”与“法治”相谐的“和谐社会”，将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与刑名之术的“法家学说”相中和，达到天下大治。可是，猪猪同志登基称制后，就没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了，竟是儒家一枝独秀，“一鸡独鸣”，在文化的舞台上唱独脚戏。

　　猪猪同志后的历朝历代，文人士子的“文化生活”就是作注读解，重读经典，社会角色就像时下于丹、易中天之流，蹿跳得很厉害，弄个什么心得，什么重读。这些泛泛之辈拾人牙喙却沾沾自喜，以为深得孔孟衣钵。顿时，儒家学说就演变成奴才之说。而正是从猪猪同志开始，孔孟二圣成为精神领袖，而皇帝们则俨然以儒家教主自居，忠不忠于教主是忠臣与奸臣的标准，俨然一副“教主洪福齐天，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架式！

　　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儒家学说的胜利，不如说是沉沦。从此儒学被皇帝们“敬”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只有一根筋了，纷纷献了身体捐了脑袋，做了皇帝的奴才。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再是开放性的了，而是紧缩型的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很少出现思想大家。

　　对于我的“汉武朝以降，百家争鸣只剩孔家店独家经营”这样的观点，有人会站出来反对，说儒、道、释三家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我来打个比方，“儒”、“道”、“释”虽是玩物，但身份不同。“儒”是教主大人的正妻，时刻在摆在场面上的，而“道”和“释”则更没有地位，只不过是教主们的小妾罢了，用得着的时候借身体用用，用不着的时候打入冷宫。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宋代以后，“儒”的势力更是强大了，也将“道”和“释”纳为小妾，与教主大人共同开发她们的“贱躯”。道家追求的是成仙，“仙”望形生义，是“山人”组合，山人自然是不管朝廷这破事，只想乘鹤羽化，所以政界失意的文人，几经碰壁会选择做“山人”的；而佛家追求的是遁入空门，“佛”望形生义，是“弗人”组合，绝情禁欲根本不想做人，属于出世之流，所以政界失意而又情场失落的文人会选择做“弗人”的。经过这一番比对说明，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要道家、佛家跟儒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唯心主义”了！试问哪朝哪代，列班于朝堂之上的是清一色的道士和佛徒？

　　自汉武朝后，知识分子在儒家的旗帜下一路高歌，到了唐朝，新时代的“明君帝范”唐太宗李世民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我彀”。看来皇帝做教主，都做得心里舒坦着。

　　从儒家学说自身的发展而言，形成于先秦的儒学系统，尚处于初级阶段，尚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体系的完善，形成完美的教规、教条。所以中国文化在汉武朝之后，元代之前，依然是昂首前进，继续发扬光大的。

　　三、朱元璋与“八股取士”

　　盛极必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朝，也算是气数将尽，差不多已是尸居余气了。

　　衰于明朝，当然与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这位明教教主起身于草根，曾处于社会最下层，在地主家放过牛，在寺庙里挂过单，在流浪中讨过饭，在落草时打过劫，吃了不少苦头，可谓仇大苦深。草根教主原名叫朱重八，元末时期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他投奔造反派郭子兴，做了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后，便改名朱元璋。这名可改得非常“又红又专”：“朱”同“诛”，“元”当然是万恶旧社会“大元朝”，而“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合起来就是“诛灭元朝的利器”。

　　草根教主果然是诛元利器，一刀一枪不仅做了元朝的掘墓人，而且“喀嚓”掉了张士诚、陈友谅等红卫兵“战友”，拼出个堂堂正正的大明江山，并开始了他“刚猛治国”的明教教主生涯。

　　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革命成功的草根教主“爱憎分明不忘本”，他是代表着草根阶层的利益，而文人士子代表着精英阶层的利益。所以，草根大王对文人士子从娘胎里就带着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士”不管怎么样，即使是万恶的旧社会元朝提出倒行逆施的“九儒十丐”等级观念，但是“士”这阶层无论怎么贬抑，却始终是官僚的后备队伍，而且“有钱有闲”才可以读书，才有资格做文人士子。而草根们呢，草根却永远是草根，要么给阶级敌人做牛做马，服侍地主的牛群；要么给洪七公帮主做徒子徒孙，沦为丐帮成员；要么抡起两板斧头闹革命，上梁山去替天行道。纯种草根要想翻身成主人，千古而下，仅是朱元璋一人。

　　正因为这种阶级仇恨严重的影响了草根大王的思维。一旦他手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后，阶级仇恨的种子就像酵母一样发酵膨胀，便酿成了他对官员、富户、对文人士子的猜忌和仇视。于是，教主大人磨刀霍霍向文人士子了：

　　首先，这位明教教主发明了“八股取士”。草根大王当上了这个斯文国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