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皇帝要治一个人的罪，只要金口一开就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封建纲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君臣纲常，是天理，皇帝要杀个臣子根本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三、死后的明朝大局
长于整人却拙于治国的崇祯，杀袁崇焕也大大的花费了一番心思，要扩大影响面，平平民愤，稳稳朝政，也同样消消大明朝的腐朽之气，于是给他贴上个“汉奸”的标签，批倒斗臭，用来匡正世道人心。
中国人是最容不得女人被*男人做汉奸的，这样一来，“奸人”袁崇焕便成为汹汹朝野士人乃至百姓唾液中的舆论热点，一个油尽灯枯的王朝竟然在临终之前，还有本事制造出这么个旷世冤案，令人扼腕。对付这样的汉奸必须用酷刑，只有千刀万剐，一刀一刀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剐，方能解恨。再说，中华民族许多良民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当然也能生吃袁崇焕的人肉。
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往往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迟剐着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冤啊！那个死状真是惨不忍睹：
在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在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这个人人喊诛的“汉奸”临刑前写有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历史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汉奸，至死还天真的梦想着“依旧保辽东”，想想更是令人扼腕。袁崇焕被割了3543刀，这一刀一刀都是割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痛。
千里驰援勤王的袁督师对垒满清辫子军，拱卫京城，却得到下场却是蒙冤下狱。这时“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来勤王效忠的各路兵马，一听说指挥战事的主帅蒙冤下狱，军心顿时大乱，再加上扣欠粮饷和指挥混乱，都作鸟兽散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哄抢粮食，并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是从那时开始。
至于崇祯杀死袁崇焕，按照他的个性，是绝对不会认错，如果有这个觉悟，那么自决于煤山的他也不至于会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寄希于臣子，也不曾信过臣子，亡了朱家正统、丢了汉家天下，责任也往臣子身上推，从来没有为亡国“埋单”的意识，这样的皇帝大概也只有自绝于煤山的下场。相比之下，而那个满清的皇太极，却在拉拢人才，先用范仁宽，再用洪承畴，还用吴三桂，让他们去打仗，实施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这更像日本人侵华的“以华制华”）。两者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有明一朝，传至崇祯，恶贯满贯，不亡再无天理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史家的绝唱，人格的丰碑——读司马迁
于朝，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下；于史，汉武帝则在司马迁笔下。司马迁是那个唯一能与汉武帝取得平等对话的臣下。汉武帝敬重这个臣下，但又畏惧这个臣下。汉武帝看到《史记》，用了三年时间去回味一生的功过是非，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了《罪己诏》，向天下人昭告。
一、其人其事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夏阳龙门人，生于史学世家，自幼受家学渊源熏染。10岁时，司马迁随父至长安，向儒学名家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古文书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0岁时，司马迁从京都长安南下漫游全国：南赴江淮之地考楚汉相争，东临齐鲁大地观孔子遗风，访求浙江会稽探大禹陵墓，浮游沅、湘之间吊屈原贾生，踪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后又奉汉武帝之命出使云南昆明，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可谓博闻强志。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途中病倒于洛阳。司马迁被召至父亲病榻之前。司马谈临死前惦记的并不是如何交接班，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是挂念着一件事。这是什么天下的事？
《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司马谈的遗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大致意思是这样的，现在汉兴海内一统，你我父子赶上了个好时代，君明主贤，忠臣死义之士这么多，正是继《春秋》、著正史之际，而我已无法将这些记载下来，这是一个史官的失职。现在你将要接替我做史官，就要当仁不让，担当起天下使命。司马谈说完便瞑目而逝。
司马迁接受遗志，办毕丧事，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从塞外回到了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从此有机会阅览朝廷所藏的图书、档案及其它史料。在父亲的感召下，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张载）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司马迁心潮澎湃。这后的四年，他一边准备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遵照先父遗愿，投身纂写《史记》。不料在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辩护，下狱受宫刑，创作也被迫中断。
那一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的哥哥，中华史中“第一草包将军”）带兵三万，攻打匈奴。结果这个草包将军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回长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继续孤军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李陵箭术精湛，兵士勇猛异常，五千步兵竟斩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发狠死抠，再调拨更多的兵力来围攻，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是孤军深入，后无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于是，单于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没有突围被匈奴逮住，无颜愧对汉武帝，就投降了。
起初李广利兵败而李陵胜绩传来，满朝庆贺；而得知李陵寡不敌众投敌叛国，人人喊杀。当然杀的并不是李陵，而是李陵的一家。当时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为李陵说句话。司马迁也没有责任非要为李陵辩护不可，他和李陵虽同在宫中任职，但平素并非相要好，各走各的路，也没有一起饮过一杯酒来表示相互殷勤的情谊。而且他只是食禄不过六百石的小官，若太史令不是皇帝的近臣，根本没有机会说上话的可能。所以，他完全可以选择沉默，明哲保身。
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史官，吃了豹子胆，鼓起勇气，挺身而出，秉直而言，为李陵辩护，说李陵侍奉双亲很孝敬，结交士人很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为国家能够急难而出，奋不顾身，是忠信之士。李陵投敌本是无可奈何，论其功绩也足以彰明天下。还根据自己的推测，说李陵虽然被俘，但心系大汉，很有可能寻找适当机会立功报效朝廷的。
在中国两种人是杀一千次不为枉杀的，那就是男的做汉奸，女的与人通奸。汉武帝好大喜功，早将此战视为大汉朝的尊严，司马迁不知趣竟为败军叛将说话，冒犯了龙颜。结果可以想象。天汉三年（前98年），传闻李陵带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草率的将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诛杀。司马迁也被处于宫刑，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一样被阉割，失去了男人之根本。
宫刑不仅是从肉体上摧残人，更是从精神的污辱人。身受极刑的司马迁痛不欲生。这一点从他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可以看出：“士可杀不可辱”，读书人的心高气傲使他不止一次像哈姆雷特王子那样反复质询自己“生存，还是毁灭”？他身陷囹圄，如参禅苦僧，最终参透了生死大义：“人固有一死，死或者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现在一死，虽然摆脱世人的嘲笑和君王的戏弄？但是毕竟是屈辱死去。他选择了忍辱含垢，苟且偷生，去完成他一生的夙愿，不，这不仅是自己还是司马家族的夙愿，更是给一个时代的交待，“为往圣继绝学”，完成史家的责任！
他要活下去，而且死也要“死而不朽”。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左传&；#8226；襄公&；#8226；二十四年》），这是千古以来人们认为可以达到“死而不朽”的三种方式，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实现自己乃至整个司马家族的不朽。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已是五十“知天命”的年纪。也许是汉武帝在处理李陵这事上过于草率而有悔意，在处理司马迁因言得祸的事上过于苛刻而有歉意，让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这中书令不是食禄六百石的小官了，而是属于“尊宠任职”。中书令是负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密奏“封事”（奏陈秘密事项），责任重要，在西汉都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司马迁兼任此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他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所以也难怪任少卿会写信给司马迁，要求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然而，此时的司马迁早已看透朝政，淡泊名利，心中唯有一念，专心致志写好《史记》。
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完成了煌煌巨著《史记》，这不是秦失天下以来的汉史，而是上下三千的通史，文130篇，字52万6千5百。
也许是因呕心沥血而心力交瘁，也许是历史使命完成，人生得以圆满，《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已是灯枯油尽。他让伴在身边的女儿司马英另抄了一份《史记》，作为“副本”留在长安，交给汉武帝审查；将原稿作为“正本”藏之于名山。这名山就是“华山脚下”司马英的婆家。征和三年（前90年），心不再有憾的司马迁安然死去。
面对司马迁呈上来的《史记》，汉武帝内心是矛盾的。汉武帝知道这个让他摧残失去男人之身、让一部《史记》掏空了身体的人会怎样评价自己。司马迁身为近臣太史令兼任中书令，汉武帝许多不光彩的事都发生他的眼皮底下；再则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获罪，是汉武帝给了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于朝，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下；于史，汉武帝则在司马迁笔下。司马迁是那个唯一能与汉武帝取得平等对话的臣下。汉武帝敬重这个臣下，但又畏惧这个臣下。汉武帝看到《史记》，用了三年时间去回味一生的功过是非，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了《罪己诏》，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后元二年（前87年）也就司马迁死的第三年，汉武帝带着司马迁对他的评价，也寿终正寝。那本送给汉武帝的“副本”不知所终，或许伴随汉武帝长眠去了。所幸司马迁多留了一个心眼，将《史记》正本藏之于名山，二十年后，司马英的儿子（即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布于世。今天我们有幸读到《史记》佳作，也得感谢杨恽。
二、其文其心
在司马迁之前，有微言大义的《春秋》、有国别体史书《国语》，但是没有出现过上下三千年的通史，集大成者是司马迁的《史记》。
观《史记》一书：不因事记史，以史料堆积的形式来著史，若是如此《史记》也终沦为“故纸堆”。司马迁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枉言戏说，秉笔直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贯穿古今，评功论过，天文地理人事一一备述，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论其史学价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记》同时开启了中华民族务实重史之风，从此为前朝修史成为国之大事。
览《史记》一书：司马迁不失为文学家，以文学之笔法“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篇篇奇文，句句妙言，文采飞扬，深得汉文之盛境。他的创纪传体史学体式更是开启了中华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学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无怪乎梁启超誉之“千古绝作”，鲁迅赞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史记》一书：司马迁不失为思想家，抛弃“以事为纲”的旧式，采用“以人为本”的纪传体新式，记帝王将相又记社会人物。他抛弃“文以记事”的史笔陈式，采用“文以载道”的《春秋》笔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主旨，微言大义，实录中带着褒贬倾向，富有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人民性。
品《史记》一书：其间也闪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发愤图强的精神。司马迁很赞赏那些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甘受一时屈辱的人。比如说旷世将才韩信不耻受胯下之辱，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司马迁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体验。
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政治抱负的展示、内心世界的告白。《史记》记的是良心，这良心是历史的良心；记的是民心，这民心是社会的民心。正是这良心和民心，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因此就塑造中华民族性而言，孔子、司马迁两人当论首功。
由司马迁《史记》开启先河，煌煌《二十五史》恢宏巨制涌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籍，我们可以骄傲的说，“我们有伟大的过去！”金庸曾说过，中华民族的文明为什么比其他的三大文明传得那么长久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从小就崇拜，我们这些文化都是从祖先那里一路累积下来的。在这个累积的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制定了纪传体的范式，使得我们许多祖先栩栩如生！
史家有一身正气，方能留下正史。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是皇帝可以生杀予夺的臣下，而皇帝贵为天子，也会落入太史令秉直而书的笔下。因此，《史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正气。正是这股正气，历朝历代皇帝的头上都悬了一把利剑，即使胡作非为也要费尽心机去文过饰非一番！中华民族正气之歌常唱不衰，也得感谢司马迁！
是的，我们得好好感谢司马迁！他的一部《史记》滋养了多少人？那些大学教授们评《史记》论司马迁，赚了多少口水钱；那些影视制作人从《史记》中翻拍出《汉武大帝》、《汉楚相争》、《淮阴侯韩信》等等，赚了多少收视率；而我们呢，也有幸可以读到佳文名作，从中明白“人固有一死，死或者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大义，从中看到栩栩如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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