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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多情浪子柳永
有宋一代，豪放派词宗苏东坡留下了政绩工程苏堤，婉约派词宗柳永留下了千古溢美之辞《望海潮》。杭州真的要好好感谢这两位词宗，足以立像竖碑。
难得偷得半日闲，翻开床头书《宋词》，又见柳永，一见如故。随意捡篇词来念诵，似水流章，情真意切，齿间生香，叹为观止。
初识柳永源于他的代表作《雨霖铃》，据说赴余杭县丞任上写给汴州青楼情人的。几经吟咏，颇能沉味，现录以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全词起伏跌宕，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流传甚广，是宋词婉约派最具代表的作品，也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如今之我混迹社会已久，几经沉浮，重读柳永，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士人自鸣清高，讲修为、重清誉、惜名声，历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自己。柳永却是异数，自甘堕落，混迹于秦楼楚馆，莺歌燕舞，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日子过得*而窘困，几乎是靠给*们填填词打发日子。中国的传统文学史观认为：文章微言大义，所以要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还有文品即人品，所以文如其人，文章好坏是其次，关键是做人的态度要端正。柳永属于文人无行的典范，*不羁，只谈风月不关道义，有浓重的歌妓情结，这自然令道貌岸然的士大夫们所不屑。穷柳永之词作，确多为男女情事的歌妓词，《全宋词》收录柳词212首，其中歌妓词是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成。这些200多首词作中，有词牌120多个，大部分是前所未有，为柳永自度所创。就词牌自度而言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柳永的作品多为歌妓词，但是作品情表直不露骨，词用俚不伤雅，真正做到了雅而能俗，雅俗共赏。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有多少恋爱中男女耳熟能详。在文学史上，能有几人能留下一句诗词让寻常百姓挂在嘴边，常引常用？如能做到，那足以称雄文坛，为一时之文才。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柳永的确是位开拓者，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引入了秦楼楚馆的歌妓和艳情俗事，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与事引入到高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中华诗词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柳永对宋词创新的意义堪与法国波德莱尔对诗歌革命相提并论。波德莱尔通过创新诗歌样式，“透过粉饰，掘出一个地狱”，将罪恶与*带入诗歌的视野，让诗歌面向真实，走向现代。柳永出生的年代要比波德莱尔要早好几百年，也可以这么说是波德莱尔是法国式的柳永。
柳永在众多宋代文坛名家面前，是座无可逾越的山峰。同时代的王灼说柳词“浅近卑俗”但“自成一体”；稍后的李清照说柳词 “词语尘下”但“协音律”；清代著名词评名家冯煦批评柳词“词多媟黩”的同时称赞“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 。而豪放派领袖苏东坡虽更不屑柳永，但读到《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时，不得不说出“不减唐人高处”的话。其实，苏东坡得好好感谢前辈柳永，若不是这位婉约派词宗大开词坛风气于先，那么他所领衔的豪放派也许只能在小令中转圈子。于苏柳二人，我虽好苏但不抑柳，甚至认为柳的作词的造诣于宋人中为最高，即使是苏东坡也是望其项背。
为了全面的认知柳永，光去品读把玩他的作品是不够的，还要钻入史书典籍去寻找关于他的身世与生平的碎片。所谓“心由境生”，可以说“文境”就是“心境”的反映，而“心境”就是“处境”的写照，故可谓文境、心境源头在于“处境”。那么柳永究竟有怎么样的处境？
柳永所处的时代是有宋以来少有的开明之世，当朝皇帝宋仁宗治国驭民的口碑不差，温文尔雅，也喜欢词曲，不过喜雅鄙俗，但对柳永并不感冒。再说《阳春白雪》听多了自然想与民共乐听听《下里巴》曲。据宋人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柳词螅c（纤曲）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不管是垂青还是猎奇，柳永很荣幸的进入了皇帝的法眼。当今圣上“好其词”而且令侍从“歌之再三”，可见也是柳永的铁杆“粉丝”。然而，正是皇帝的“注意”，使得他的不合时宜之作——《鹤冲天》直达圣面，全词如下：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去便，争不恣游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晌。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主要是泄落第之恨的。明明是没有久经“考”验，名落孙山，却埋怨起皇帝来，自比怀才不遇的明代遗贤，是“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甚至看穿了科举考试，说还不如到“烟花巷陌”去“依红倚翠”来得痛快，表了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的决心。
宋仁宗玩味此词良久，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我乃当今圣上，本来对你印象很好，喜欢你的词作，以一国之君来做你的粉丝，令宫中侍从歌之再三，这是你多大的福气！而你却因为二次科举考试没上黄榜就埋怨起我来了？再说你榜上无名跟我有多大关系？明明是你缺乏“考”验，没有通过主考官这一关，我连你的考卷都没看到，就怎么怪起我来了？我息战养耕，广施仁政，扪心自问算有为之君，居然说我昏庸无能？
这样指桑骂槐的发牢骚，是平头百姓也要有意见，何况是一国之君！
这词一写，柳永的麻烦就来了，不再“偶失龙头望”，而是“长失龙头望”。第三次科举他总算过了主考官的关，只等仁宗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宋仁宗在名册薄上看到“柳三变”（后改名为柳永的）三字时，马上想到那首《鹤冲天》，顿时龙颜大怒，恶狠狠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看来皇帝对柳永芥蒂很深，一直赌着气。
柳永就这样自作自受又一次落榜，自知自讨苦吃，遂自谑为“奉旨填词柳三变”。不过，这位柳兄话虽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追求功名之心却不死，居然还将“三变”之名改了单名“永”，表示将坚持不懈做科举之梦下去！皇天不负有心人，宋仁宗最终让这位一代词界才俊中了进士，不过那时已经是51岁了。虽然中了进士，但做不了大官，只混了个屯田郎闲职。
声名在外而求功名之路坎坷，自然有怀才不遇之怅，所以要排忧解愁，失意间出入于秦楼楚馆之间也属正常，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柳永总是写些歌妓词了。如果皇帝早开恩，让他取得功名，想必柳永也不至于放流形骸，出入于烟花柳巷。
宋仁宗毕竟也是柳永的粉丝，惜其才华，最后网开一面让他修成正果，中了进士。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百年之后、千里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粉丝，他就是金国皇帝完颜亮。这一切都缘自于他的著名词作《望海潮&；#8226；咏钱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相传此词不仅让柳永名声大振，更是让一座城市盛名远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据《鹤林玉露》宋代罗大经撰。）看来这词的魅力不可小嘘，能够让金主完颜亮起兵南渡，发出“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狂言。世间文章哪有这般诱惑力？而此时柳永早已作古。可见人形之速朽而文章千古永在。
即使到今日，如果杭州要征集城市形象广告词，我想柳永的《望海潮》可以脱颖而出，而且可以排名第一。有宋一代，豪放派词宗苏东坡留下了政绩工程苏堤，而婉约派词宗柳永留下了千古溢美之辞《望海潮》。杭州真的要好好感谢这两位词宗，足以立像竖碑。
无论从词作的艺术造诣还是作品的影响力而言，能让一国之君龙颜震怒与一介书生赌气，能让一座城市的名声大噪甚至引来一场兵革，天下唯有柳永独步，无人与之比肩。
但是柳永更值得我们去认识的是，他创造了文化传播的新的形式，即通过“歌词→歌妓→听众”文化动态传播形式，最终达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避暑录话》，南宋叶梦得）的效果。也可以这么说，柳永是史上最早的词坛偶像。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疯狂“追星”。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后来传到宋仁宗那里，《鹤冲天》的赌气未消，又添醋意，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浪子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一国之尊的身份，怎能和一介书生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狠。因此，从文化的传播而言，柳永是非常成功的开拓者。
可惜柳永也逃离不了才高命蹇的宿命，最终他也只是一个*自赏的才子词人、疏狂自傲的多情浪子，孤寂自伤的蹇运寒士。
才子命蹇比比皆是，唐有李白，宋出柳永，明添徐渭，均潦倒一生，郁郁而终。这是什么原因？命蹇之人特别是才华横溢的人往往返及自身，顾影自怜，最后写下真性真情的文章，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文学瑰宝，还有无限的惆怅。
中华文化史上演了一出“皇帝无情，婊子有义”的诙谐剧。内心孤独的柳永最后在孤独中凄凉而逝，身无分文的他竟然还是那帮歌妓“粉丝”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歌妓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秋风宝剑孤臣泪——阅读李鸿章
只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很无能，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他才会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社会或者他人。真正负起这个民族的历史责任的，或许正是我们唾骂的人，正是那些敢于天下先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
——作者题记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的民族，危难当头，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会成为承担整个民族沉沦的替罪羊，钉进历史的耻辱之柱。
我们这个国家，从封建帝制到现在已经模糊化却非常务实的体制，历尽屈辱，探索出路，前赴后继，最后终于走向“共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分娩的过程，是由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国民党人等等，他们作为革新的力量，一腔热血，共同的目的都是致力于强国富民。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者。我们不应该由非我党族， 一概抹杀。然而，直到今天，我们的评定历史人物都带着非理性的*余绪——“一言堂”，“钦定”下来的，非白即黑，做的好事不算，而坏事都统统划入到他一个人头上，一棍子打死。它从来不允许中间状态，即灰色状态出现。
我们为政治的需要塑造的光辉形象，比如雷锋、焦裕禄等等，现在渐渐让人产生质疑。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对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做出如何的抉择或牺牲。随着中国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们渐渐接受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新观念，才发现这是特殊时代特殊的政治需要，绘上一张脸谱，然后按照漫画式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作为学习的榜样。
我想即使在满清政府时代的中国，中国也是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八国联军《辛丑条约》想污辱的是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因此四亿五千万的白银赔款，每人一两，明示华族每人受其辱。作为身处此情此景的中国人，特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难道没有一种救亡图强的“复兴”想法，坐以待毙？但是，我们现在渐渐强大起来了，或者说“站”起来，却不想面对这段落后挨打做“软脚蟹”的历史。于是，我们竟非理性的将这个时代落后挨打的责任都推在满清政府的身上，归咎到具体的人身上，如李鸿章、慈禧之辈。这种推诿责任的做法，绝对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在作怪。其实，作为民族的一分子都无法推掉这个落后被挨打的责任。只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很无能，不能承担责任，他才会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社会或者他人。真正负起这个民族的历史责任的，或许正是我们唾骂的人，正是那些敢于天下先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而我们却极尽讥笑奚落之能事，说他们的幼稚、不成熟、革命不彻底，诸如种种，总之一句话：未达到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高度！
李鸿章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敌”，尽管他非常传统，君臣观、家国天下观等封建道统深深拓进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老官僚的血液里。但是他所作的努力，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所作的努力，力图改变我们民族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绕开李鸿章，就不能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否定李鸿章创建中国海军的良苦用心，也不能因为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将他一棍子打死，称为卖国贼。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善待我们曾经为国家努力过探索强国富民道路的先人。我们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定一个人。但是，我们传统的教育，给我们定位的李鸿章是满清王朝腐朽、没落、反动、卖国的形象大使。
李鸿章难道心甘情愿地爱国吗？在他风烛残年时，含泪一语“秋风宝剑孤臣泪”，其中况味或许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他骨子眼里就想做一个中兴之臣。从北洋水师到洋务运动，再而到维新变法，都活动着他的身影，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手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条电报线、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创立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等等。国外有人进行统计过，这个活跃的洋务派领袖创建了47个“第一”，让后来的国人直到现在都在受益。凭这些甚至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