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舰开了火。对轰中，江面上布满了烟和火。炮弹落到江里激起的水花到处散开来洒在浪头上。
已近正午。“打起来”的消息传到二十三军指挥部时，陶勇军长正在吃午饭。参谋处长贾鸿钧放下电话听筒，奔到陶勇面前，报告江上开战的情况。
“我们的人有无伤亡？”陶勇问。
“二○二团当时正在团部开会，炮弹打过来，团长邓若波和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团政委陈坚负伤，还有40多人受伤，包括老乡。”
陶勇一听，搁下饭碗，猛地一拍桌子，筷子震到地下。这意外的消息使他的情绪变得难以控制。浑身颤动着，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噤。
这是他熟悉的两个团的领导。尤其是团长邓若波，其英勇机智不亚于自己。他曾三次负伤，仍是打冲锋的好手。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当上了营长。1944年参加淮安车桥战斗，邓若波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巧妙地突入有500多名日寇和伪军驻守的土围子，炸毁了敌堡，将敌人分隔成数块，又亲自端起刺刀，与顽敌展开了肉搏，和战友一起，刺死了80多名敌人，迎来了后援部队。1946年，在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中，已经升任团参谋长的邓若波，在紧要关头，亲率预备队投入战斗，指挥两个突击排，悄悄迂回到敌人火力点背后，搭起人梯，越过高墙，上了屋顶，居高临下，向敌人投掷了一堆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迅速打开了一条通道，使后续部队冲进宣家堡，活捉了敌少将师长钟雄飞……
开国之前，长江上的炮击事件（7）
邓若波就是江南一带的人，他还不到30岁，就在前两天，陶勇见了这位青年团长，还跟他开玩笑说：“你马上就可以衣锦还乡了！”邓若波满眼是笑：“终于就要打过长江了，我请军长到家吃狗肉，喝花雕！”陶勇也乐了：“哎，吃狗肉要喝烈酒，怎么能喝娘娘酒！”
可是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眼里总是闪着晶亮的光的勇士，再也看不见他受了批评也会哭，但只流泪总不出声的那副窘迫可爱的样子……
就在上午，陶勇还接到过马团长请求开炮轰击的电话，但他考虑到此事涉及与外国关系，认为还是暂不开炮为好，等请示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再定。早知如此，真不如早开炮！
他咬紧了牙关，免得自己骂得太凶：“岂有此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英国军舰敢在我鼻子底下挑衅，胆敢杀我的官兵和老百姓！”他环顾房间，却茫茫然，他真想抄起枪支跑上江堤，朝着英舰开几枪，或者抓上几个洋鬼子就地处决！但这一刻他只能抄起电话，直接找叶飞司令员说说。
叶飞的心思跟陶勇一致，虽然中央军委对是否炮击英舰和如何掌握炮击分寸的指示尚未下达，叶飞受陶勇情绪的感染，断然下令：“开炮！给我狠狠地打！”
当陶勇将叶飞的命令火速传达到师团时，炮六团报告：“我们已经打了！”
“好，给我狠狠地打！讨回血债！”
当愤怒找到地方发泄的时候，陶勇已经平静下来。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不可能总受情绪的摆布，他可以冲动一时，但决不会总是信马由缰。他的力量在于控制全局。陶勇给六十八师师长张云龙打电话，要他迅速赶到二○二团，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振奋士气，化悲痛为力量，必须在当天晚上发起的渡江大战中，让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主力团照样成为主力团，打出威风来。
炮战开始以后，英舰虽利，但毕竟“寡不敌众”，在江岸密集炮火的轰击中，纷纷中弹，舰长卡扎勒海军上校负伤，炮弹的碎片把舰上的最高指挥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服也撕裂了。几十名水手弃船登岸。“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带着累累弹孔和伤痕溃驶上海。
据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统计，“伦敦”号死者15人，伤者13人；“黑天鹅”号7人负伤。
炮战结束后，三野领导怕此事影响到渡江作战，也为了了解真相，以便占据宣传上的主动，让司令部打电话向叶飞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
叶飞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放下电话，另摇电话找陶勇，对他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
陶勇心里老大不快：“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哪……”他说不下去了。
叶飞在其*中回忆了这段往事，他当时说：“那咱们就定个‘攻守同盟’吧，都说英国人先开炮，你说怎么样？”
“行。”陶勇答应得很痛快，“都那个样子了，谁开炮还有什么意义！”
放下电话，陶勇问参谋处长：“那个先放了一炮的愣头青团里怎么处理了？”
“连里关了他5天禁闭。”
“是要处分。”陶勇赞同地点点头，“但账要算在不守纪律上。”
消息传到*中央。
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完报告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见陈毅急匆匆地向他报告：“接二十三军陶勇的报告，他在长江边与英国海军打了一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开国之前，长江上的炮击事件（8）
“他打了英国兵舰……”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叫来周恩来，请他注意英国的动向。
英国当局对“长江事件”反应复杂
扬子江的炮声顷刻轰动了世界，引起国际舆论的严重关注，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政治评述的焦点。
路透社4月21日发自纽约的综合报道称：*在扬子江炮轰4艘英国军舰，在美引起轰动。美权威人士对英海军伤亡之惨重感到震惊。所有的纽约报纸均以最大号字体发表这一新闻。
法国报纸均在头版予以报道。
瑞士报纸都用通栏标题登载这一消息……
再看英国报刊的反应：
英国的报刊对“一些英舰介入*的渡江”表示指责，质问政府：“‘紫石英’号这时驶往南京，难道绝对必要吗？”
4月21日，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逊否认他已向北平（*）提出抗议。只说*沿江部队未接获（英方）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
4月23日，英驻南京使馆游德，这位后来担任过驻华大使的三等秘书，自告奋勇，前往浦口，试图同解放军接洽。但由于浦口无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游德未能找到受理此事的人。
客观地说，英国官方对英舰“长江事件”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最初只是公布了“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甚至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边都搞不清楚。
英国国会议员、海军中将泰勒在下院辩论“长江事件”时说：“你不能走到那些已经摆脱腐朽和帝国主义枷锁而正在奋勇前进的人们面前说：……我们将派遣一个使者与你们建立联系，他将会通知你，我们要你们做什么。”
英国下院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激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首相艾德礼曾声明的“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进行了反驳；对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去……执行报复”的狂言，和对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关于英舰留在南京有利于供应、无线电通讯和护侨等诡辩，展开了争辩。
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已为1943年的条约所废除；议员罗伯茨批评英政府几个月前“曾给国民党好些军舰，这些军舰无疑要被用于内战”。他追溯历史背景说：“一百多年来，英国军舰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水向中国人作战，到处激起中国人的愤恨。”
维也特议员说：“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但现在已不能这样了。”
由于议员党派背景不同，观点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多数的意见是批评政府缺乏远见，指责不该把军舰留在长江。
就连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听到“紫石英”号事件后，都连说了三个“愚”字：人家打仗时你把军舰开进去，是第一愚；受了伤又要派军舰去增援，和中世纪英国人在刚果河上打土著人一样，是第二愚；救不出，有吃有喝就留在那里好了，而又要逃跑，是第三愚。
4月3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驳斥了艾德礼声言英舰有权入中国长江的谬论，斥责了丘吉尔“武力报复”的狂言。
回顾后果，不得不说二十三军炮击英舰是一件大事。试想，当时还没获得全国胜利，如此事件予帝国主义以口实，出兵干涉中国，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但是，敢于炮击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军舰，又确实是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多年的恶气，好不爽快。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所以他不但没有责怪陶勇，反而很欣赏他，并记住了他。
“紫石英”号事件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中英之间举行了多次谈判，历时三个多月，毫无结果，最终以“紫石英”号借台风骤起，傍靠一艘客轮逃出长江而不了了之。
这是*建国前后第一起外交事件。它虽然没有圆满解决，但却涌现和锻炼了*的海军与外交人才。袁仲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被派出国外的将军大使，康矛召也走上外交舞台，最后担任起大使的职责。而支持部下向英舰开炮的第二十三军司令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员。
解放初期，刚刚转入海军的陶勇将军，多次对部下讲起过这段经历。他颇有感触地说，当时我们不懂海军舰艇的特点，也不熟悉国际信号，派了一名不懂英文的排长，率领一个加强排登上了“紫石英”号，去看押这一大型“战利品”。殊不知，应该封闭其航海室、雷达室、无线电室、弹药库、炮塔、武器装备，让它失去航行操纵能力、机动能力、射击能力，我们的战士仅牢记“一切缴获要归公”，站在甲板上等待上级来接收这艘兵舰。结果，这个步兵排全部被解除武装，反倒成了俘虏的俘虏。最后，被“紫石英”号胁迫一艘民船遣送回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向西藏进军（1）
彭德怀嘴上起泡，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进藏部队断粮时已有不少人浮肿，吃了印度大米，浮肿的人更多了……
向西藏进军毛泽东在访苏途中的决定
开往莫斯科的国际专列还没出境，严寒已使车头喷出的雾气凝重得久久不散。毛泽东主席要去月台走走，警卫随后给他披上大衣。只走了几步，他就有些鼻塞声重了。以后他便不再下车，端坐着，望望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弹烟头上长长的烟灰，喃喃自语：“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1949年12月，在赴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做出进军西藏的重大决策，临行与送行的同志亲切交谈。这仅仅是开国后的第二个月，访苏途中，毛泽东的思绪从满洲里到达喜马拉雅山，像一条对角线斜跨中国版图。西藏问题萦怀于心。远的不说，就在建国前两个月，以摄政势力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子，与英国人、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暗中勾结，想乘人民解放军尚未抵藏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把西藏“独立分化”出去……而与十三世*失和、久居青海的九世班禅，却在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给毛泽东和朱德发来了拥戴电。由于历史、宗教和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西藏问题一开始便错综复杂，而又迫在眉睫。毛泽东在隆隆的车声与不断抖落烟灰露出的荧荧火光中，翻看着带来的西藏材料，构思给中央的信件：“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信函很快转达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的彭德怀。
彭德怀焦虑到了极点。因为在毛泽东出访前（11月23日）已经给他下达过进军西藏的电令：……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
接到电报后，一向果敢，打过不知多少大仗恶仗的彭德怀却望而止步了。他也没有害怕困难的经历，也没有掩饰心情的习惯。他发脾气了，周围的人踮着脚尖走路，躲着他的目光。他在叫联络部长范明调查后，更加坚信，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这样仓促的条件下，我们又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毛泽东的信电灼热烫手，彭德怀嘴上起泡。他在房间里背着手来回不停地走，于12月30日据实禀告：
中央并报毛主席：……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向西藏进军（2）
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的想法没有沟通，精神不愉快，对着苏方的联络员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英国通讯社还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连连看了几遍，心事重重。彭德怀经过调查的东西他相信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可是刘邓进驻西南，立足未稳，目前又忙于剿匪……但西藏的国际地位极其重要，必须解放，只有有劳刘邓贺了。1月2日凌晨4时，当警卫撤走第二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时，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
电报是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小平伯承贺龙的：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毛泽东也觉过意不去，在电报最后，特为赘了一句：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选择了张国华将军
重庆曾家岩。刘伯承和*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则不停地抽烟。这两位二野的最高领导人，平时看起来好像把职务安反了。刘伯承比较“文”，休息时也是手不释卷，依在一块石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