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总是沉默的；作为特征的总是那肯讲话的少数。在二十年代里，并没有很多大学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数几个人驾驶斯塔兹熊猫牌赛车；在三十年代里，一小批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是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五十年代里，很难找出任何肯讲话的人，很难找出任何称得上是领袖的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学足球队同时选出两名队长，或是选出人轮换当队长。作为美国优秀大学生联盟会员章的钥匙也都悄悄地揣在口袋里。大学生们似乎蔑视领袖的概念，而宁愿代之以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仔细琢磨起来，所谓“面面俱到的人”其实是一个全无特点的家伙。关于人的这种美德，威廉·怀特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曾阐述说是，“表现决不突出，热情决不过分”。这些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相信领导来自集体，进步要靠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于是认为用不着进精神神和想象力。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不相信个人主义。个人靠牺性别人来寻求声誉和成就。个人爱闹摩擦，制造麻烦，危及神圣的集体，谁也不愿与之发生联系。
根据他们的奥妙观点，好争论竟成了最严重的罪孽。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任务，其实他们首先是政治上缺乏教养。这一代人的成员没有幻想，因此也不可能有幻想的破灭。他们闭口不谈什么话，避免严肃的讨论：他们把改良家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中，他们竖决站在社会制度一边。他们不求名，只求别人的赞许。他们渴望在集体行动中协作，有意克制可能脱离群众的特性。在这些年代里，富有的大学生开始装出一副寒酸相，他们身穿斜纹布衣服，以免显出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运动员找着里斯曼说：“我对那些我想与之竞争的家伙感到恼火。我一定有了什么毛病。我希望我象某人那样，他真能同别人合作。从不象我这么计较输赢。”维特也注意到大学生们不再梦想自己开业做生意，他们要去给别人工作，而且企业越大，他们就越加信任。但是，对当推销员或是步步高升到当主要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大感兴趣。推销员是竞争者；经理人员有时要严厉一些。大学四年级学生多半告诉公司招工人员说，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人；他们也想到宣传联络部门，维特不加渲染地指出，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在公司的时间内对大家讨好。”
这种观点自然同抗议行动格格不入。在教授中，和麦卡锡主义作斗争是当时一件激昂慷概的事情，但是学生们却不怎么关心。这个参议员在校园里找不到几个新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引不起人们多大的愤慨；大多数的大学生觉得这个问题令人厌烦。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显而易见，但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学生们对职业的选择却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现在的热门是工商管理。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把人文科学放在首位的倾向已经衰退，以至于在十个大学生中主修基础学科的不到三名。职业训练得到了年青人的专爱，而工商业又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它对学生们选择的投资提供最高的利润。在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所有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四的人主修工商专业。到一九五五年，主修工商专业的成了大学生中最大的集体。
如果他们有什么理想人物的话，那便是汤姆·拉思。他是斯隆·威尔逊所写的《穿整套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里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威尔逊的男主人公有个叫做贝特西的妻子、三个小孩、在韦斯特波特有座六个房间的住宅、一辆1939年出厂的福特牌汽车、一万块钱的军人人寿保险，并且在一个慈善事业基金会里任职，年俸七千元，但却是闲差。生活是愉快的，虽然比较简朴；他需要买一部新汽车，厨房里的油毡又开始磨损了，等等。后来，汤姆似乎碰到了好运气，有一份工资九千元的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工作让他干。他接受了，但却发现了难题。在他的新工作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不能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饭，再也没有长时间喝咖啡的休息，再也不能在公司时间内讨好别人；他现在必须生产，有时还要在办公桌边工作到5点钟以后，甚至还要在星期六上班，占去了他和贝特西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恼怒，他告诉老板应在哪里刹车。汤姆对多挣钱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减少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老好人的作用，那他可坚决不干。这是故事的高潮，而结局就更为离奇。老板竟让了步。
『“当然啦，”霍甫金斯站起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和气地说，“也有很多好的职位不需要干特别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无非是为你找到适当的位子。”』
沉默的一代确实相信这个。在他们的人为的同志情谊外表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天真想法，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认为由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那些看着时钟谁时下班的人将会获得大家所谓的“美好的生活”，“通情达理的美好生活”，“正当而完满的生活”。霍甫金斯辩解说，“总要有人干工作。”而汤姆也同情地回答说，“我知道。”总要有人，但不是他。他可不是被逼赶得神经病的那号人。
『“我不愿意放弃时间。我是在讲老实话。我想要这笔钱。没有人比我更爱钱。但是我这种人可不能永远晚上干，周末也干，诸如此类，没完没了。我猜想工作也许还包合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可以全种贯注去干工作的人——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的工作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五十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已经做完，所有伟大的梦想已经实现，全部巨大的财富已经到手，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一周上五天班，每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拨弄一下技术和处理一些专门性的事，同时把他们大部分精力花在作职业性的兴趣上面——做礼拜、公众活动、“了解”孩子们、高尔夫球、少年棒球联赛、和贝特西一起过着满意的生活，一起在家里铺设水管子。这一切都将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在毕业前找到合适的招工人员签订合约，报名参加那竞争者的洪流，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超级公路前进。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指出的，颇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学生不再谈论“照章办事”，而是说他们“心中有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因时而变，但他们确信，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办的。
人们不大谈论出卖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羁绊之中，就象中世纪的青年人受寺院约束一样，他们受着美国方式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毕业后等候着他们的世界既不冰冷，也非无情，当然更无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刊物《代达鲁斯》里，一名院士报告说：“在当前这一代大学生当中，占主导的特征是他们对眼前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对他们的健康、未来职业、家庭关系、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状况、他们享受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没有几个人感到担心。”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对现状准备双手拥护，必要时还要捍卫它：他们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并且参加投票，虽然投票以后，他们也就再也不去关心政治。他们愿意在衣着、言语，信仰、择友、头发长度，而且尤为重要的，愿意在思想方面，服从社会的要求。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得美好生活中的一切权利与优惠，这就是说，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就是这样的一桩买卖，真使学生们的老师震惊。经受过贫困和法西斯考验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要被那些年青的傻大个子所背叛，他们宁可牺牲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罐头刀和十四开金的赊购牌【美国商店发给有赊购帐的顾客的金属小牌，凭此标记，顾客购物时可不用付现款。——译者】，他们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个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罗姆犹太寺里，刘易斯·纽曼法师把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论证说，这个威斯盛星州参议员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于是学生们只好“通过愚蠢而不体面的‘偷袭’宿舍来发泄他们抑制不住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多少有点道理。严肃的讨论即便不是绝对的风险，但差不多在每一层有组织的社会里，都是肯定受不到鼓励的。一名喷气推进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曾经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欧文·拉铁摩尔在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被控犯了七次假誓罪。【拉铁摩尔于1952年和1954年两次受控告。最后一次控告于1955年被驳回。】国务院禁止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开始作为“危害安全的人物”，而被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各大学讲学的欧洲学者都要当众受到屈辱。
麦卡锡这时得意已极，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传来蹂躏自由思想的新消息，多思善感的学生几乎难免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唯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则受到惩罚。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而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在进行着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冲突。比如说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持这种主张的人的首领是当地的家庭妇女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纽约时报》报导说，汉斯太太“从来不以有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而自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书籍里面的阴谦诡计没有一些相当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单，并且要求处理他们的著作。她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书都真地烧掉。只要标记鲜红，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满意了。标记盖在封面里页，指明作者的共产党组织关系和政治感情，还加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认识到他在许多场合下都是阅读着共产主义宣传品。”圣安东尼奥市长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极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范围。阅读盖有红标记的书的人被监视者登记下来。他们的名字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不然的话就在《圣安东尼奥新闻》上公布。这件事激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不满，他们全体都是主张公民自由权的。这场争吵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但是已经弄到许多家庭不和、友谊破裂了。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个家庭妇女托马斯·怀特太太，是印第安纳州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标新立异的解释。她宣称：“现在共产党对教育有一条指示，要强调罗宾汉的故事。他们强调它的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简直是对法律和秩序的玷污。”但是，共和党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在英国，诺丁汉郡司法长官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的意见是罗宾汉（1160－？）没有当过共产党人；但是印第安纳州的教育总监威尔伯·扬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管怎样，他还是在重读罗宾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在有些单位，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美国的主要欢剧出版家塞缪尔·弗伦奇似乎嫌开黑名单还不够厉害，宣布组织一次剧本比赛，但在比赛中，保留“宣布任何卷入或逐步公开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丧失录选资格的权利。”
联邦调查局特务在校园内公开进行安全调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作效忠宣誓，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闭口无言倒是怪事。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都早已不再开口。史蒂倍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一名开明的共和党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对自由的看法在任何别的时代，都难以说得上是大胆的，但是在当时，敢于坚持任何观点却是不寻常的事。他在美国西南部一家较大的大学里演说后，一名大学生问道，“在象我们这样的学校里，你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作任何研究吗？”霍夫曼回答道，“应该。我认为我们应该讲授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美国最重要的新的一代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成这样一种威胁。”那个学生说，“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此地说这样的话是危险的。”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并不完全安全。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主持下，争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再度演讲时，美国退伍军人团设法使他无从使用市内战争纪念馆。其实，他这次演讲的题目却是自由企业。
反共迫害、新热核武器的恐惧、父母关于大萧条的故事，这些都是促使沉默的一代形成的力量。这一代人并不全无辩护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著文，认为这一代人的长辈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他的学生不过是谨慎小心。他认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战斗精神而贵怪他们是不对的。“未来很可能会表明：在国内和国际生活里，他们正好是我国长久以来就非常需要的那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颂扬软弱无力，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位更为著名的教育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非利浦·雅各布认为，沉默的一代的准则表现出对美国传统的背离。他写道，虽然学生们也很会讲真挚、诚实、忠心等一类好话，他们自己“在学术上的老实态度方面的标准一般都很低，在很多重要院校里，有计划的欺骗并非例外，而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他们的享乐主义与反理智主义表现出他们已抛弃清教徒的传统，并且认为：“也许这些学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和伦理革命的先驱，是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但在名义上是宗教的），面向个人的（但又是结成集体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引路人。”
即使还有别的人也隐约看到革命的幽灵，他们也闭口不言。但是雅各布博士描划出的轮廓，别人到时候会赋以血肉。想想这些后来人对当时的自愿缄默有些什么感觉是饶有兴趣的，因为虽则他们还太年幼，无从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气氛，这种气氛必定已经对他们心灵的某些幽暗角落产生了一种非记忆力所能及、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影响。在1951年盛夏，五十年代正在起步行进的时候，马克·拉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员派的领导人。——译者】新泽西州的梅普尔，年方三岁；马里奥·萨维奥【美国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领导人。——译者】与凯西·布丁【布丁以及后面谈到的威尔克森、奥顿均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派的女成员，1970年他们在威尔克森家里制造炸弹，引起爆炸，奥顿被炸死，其他两人逃走。——译者】在曼哈顿，一个八岁，一个七岁：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一个领导人。——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十岁；琳达·埃文斯在衣阿华州的道奇堡，八岁；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在纽约，六岁；戴安娜·奥顿在伊利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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