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利参加沙利文主持的三场表演的权利，哥伦比亚电视公司付了五万元，用这笔钱本来可以购买不少严肃认真的戏剧或记录片。
电视的道德标准和好莱坞的一样难以捉摸。普雷斯利的骨盆和费伊·埃默森大开的领口受到欢迎，但是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却把戈弗雷的妙语双关称为“马夫幽默”。诺埃尔·科沃德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福特明星佳节而编排的“欢快的精灵”里保存了混蛋和该死等骂人字眼，《时代》周刊便评论说，“上星期，观众们听到了电视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猥亵——最渎神的——语言。”电视网的监视人一再找过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的一名喜剧演员，经常主持有奖问答节目。——译者】的麻烦，杰里·莱斯特的滑稽动作（“我是一个豆布包”【里面装有干豆的小布包，人们在游戏中互相投掷以取乐。——译者】）虽然为一些人所不齿，却被监视人默然放过。在某种程度上，审查制度似乎是向谁开刀的问题。在有奖问答节目中，几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容受得了。但是开列反共黑名单的人成立所谓“警社”的组织，并诽谤约翰·亨利·福克、一个象威尔·罗杰斯那样讲些俏皮话的演员，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赶快把他解雇了。为了恢复原职，福克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经过了六年他才打赢了官司，但是诽谤福克的反共分子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就有主持“赢得庄家的全部赌本”节目的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那年2月，特伦代斯的调查使人得悉一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群众趣味。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为：“爱德·沙利文”、“六万四千元的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腊月新娘”、“发现人才的人”、“以生命打赌”、“雷德·斯克尔顿”、“我拿手的是什么？”、“沃尔特·狄斯奈”。整个来说，这些节目平谈无奇、华而不实，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说科打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新宣传工具的电视，说明民族性格乃至时代精神。艾伦·塔特认为五十年代的悲剧在于电视这种群众性宣传工其破坏了通过感清交流思想的手段。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则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电视的方镜头一经出现，保护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墙壁随之崩塌。他说，我们已经成为爱偷看别人阴私的民族。
但是，在美国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千百万句话根本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是印在书刊上和盲人读物上，记录在录音带和新闻纸上，制成唱片和电影胶片，表现在雕塑和油画，甚至建筑上面。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和六十年代的两性关系一样，交流手段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从来没有那么多消息要传送，从来没有这么多传送的方法。其分量是惊人的。从1950年开始，光是平装本书籍出版业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上，就以二角五分、三角五分和五角（当时的特大本）的价钱销售二亿五千万册以上。这个行业已经付印了八万一千种书，其中包括十七个版本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布罗根论证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的大众趣味在提高。”我们可以随便看看1952年1月的平装本书籍的销售情况：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板》卖了四十万册，《裸者与死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的一本小说。——译者】一百二十五万册，《1984年》七十五万册，《名叫欲望的公共汽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译者】五十万册。《奥德赛》的译本加上了抽象派的封面也卖了三十五万册。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宽阔河流上为浮运的木材所塞，都是运往造纸厂制成纸浆，以供美国读者消遣和受到教育，取乐和获得启发，有所激动，也能有所觉醒。长达成千平方英里的纸张送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纽约时报》，《评论报》和《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大学出版社，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和《佩顿区》、《狂热杂志》、《美国学者》，哈罗德·罗宾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的书籍，以及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路易斯·克罗南伯格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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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使全美国有五千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厄尼·科瓦克斯和“一日皇后”夺去曾为克拉克·加布尔和琴逑·罗杰斯倾倒一时的人的欢心。随着时间消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人行路边的电影明星名字也失去了光泽。那里的广告牌上出现了辛酸的招贴：“购买圣诞邮票，消灭电视”。制片厂要不是有海外收入，早就关门了。现在，这笔收入第一次占了电影业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我们将不得不正视现实：由于大众习惯驾车旅行、观看电视，电影业势必要适应较低的营业水平。”在农村的广大地区，电影院只在夏天营业；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可以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场从三百五十一所增至七千所。那些设在主要街道上华丽而古老的电影宫诸如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乌戏场等，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仍保持为一枝独秀的大生意，现在也已黯然失色。
全国的每周电影观众数字统计表明，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己不再看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时兴使电影业稍有起色，但很快又复一蹶不振。老板们把厢座关闭。他们解聘了雇员，自己跑去小卖部卖爆玉来花。没有多久，他们只在周末才放电影；最后，很多人素性关门停业。有的电影院变成了滚木球场、超级市场、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在曼哈顿就更令人啼笑皆非，电影院被改为电视演播室。在大城市居民区和小城市里，那些被废弃而尘封鼠聚的电影院变成火警危楼，很是有碍观瞻。电影院的出口门往往很容易撬开，于是成了流浪汉和情人约会的地点。在银幕上，保罗·牟尼曾为艾尔弗雷德·德赖弗斯进行辩护，【指美国电影“左拉传”。——译者】贾莱·古柏因为不肯泄露骑兵的位置而备受折磨，【指英国电影“孤军血战”。——译者】现在，银幕下面却到处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查尔斯·博育曾恳求海迪·拉玛和他一起从卡斯巴私奔【指美国电影“真主的乐园”。——译者】，扮演伯纳代特的詹尼弗·琼斯，曾迎接圣母玛利亚降临【指美国电影“修女伯纳代特”。——译者】，现在，座间通道却乱扔着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用具。
不过电影仍是一股社会力量。在某些场合，它们象组织团聚一样，也能把社会重新集合到一起。迈克·托德拍摄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出动了二十九名明星、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和七千九百五十九只动物，包括四只鸵鸟、六只鼬鼠、十五头大象、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二只猴子、八百匹马、九百五十头毛驴、二千四百四十八头美国野牛，三千八百只羊和一头受惊的母牛。类似的电影还有“火车上的陌生人”，“莫比·狄克”、“正午12点”、“第三者”、“金黄手臂的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危急的时刻”、“桂河桥”等。在新的明星中，朱迪·霍利戴，柯克·道格拉斯、玛丽琳·门罗、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莱恩起码也不比战前的群星差。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票房收入少得多了，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战前，爱看电影的人大都从未看过欧洲电影，只有少数沉闷乏味的英国电影传到美国。阿瑟·兰克【英国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改变了这个局面。美国观众象熟悉美国演员一样熟悉亚历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妮亚妮和京娜·洛洛布丽季达，奥地利人送来了玛丽亚和马欣米利安·舍尔，法国人送来了布丽吉特·巴多和伊夫·蒙唐德，日本人送来了三船敏郎，瑞典人送来了整团整团的演员，其表演使人感到巴黎其实并不算世界上最色情的地方。在四十年代末期，好莱坞的压力使这些演员不能在近郊地区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要看他们的电影就必需到大城市去寻找所谓“艺术剧院”。
接着，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于1950年2月废除了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必需与地方电影院老板互相约束的法律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不用放映未经他们看过就送给他们放映的电影。他们一部又一部地购买故事影片，而且可以向任何人购买。整个美国成了善于经营的欧洲人的开放市场。这项法院裁定产生了深远的结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电影都有机会和公众见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影院老板要搞到雪莉·邓波儿或罗勃·泰勒主演的影片，就必需购买一定数额的二级影片和试验性影片。结果是连映两部故事片和一些“精选的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一起放，碰巧一颗新星就会诞生。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在1950年以后，这种临时凑合太冒风险了。电影院老板可以随便拒绝放映无名的影片，使之血本无归。结果是太平洋岸边的大亨们把一切力量投入拍摄超级壮观的电影，如果失败，亏损就以百万计。
总之，这对好莱坞来说真是个悲惨的十年。电影业一度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现在逐月衰退。大亨们顽固地拒绝把老电影的宝库开放给电视广播网，又还未能使电视业对使用电影制片场来生产电视片感兴趣，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电影首府好莱坞衰退，几乎沦为人弃鬼聚的城市。
电影制片人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规范仍然谴责放映春画，连裸体也不能上银幕。关于并无害处的“宝贝儿”，《时代》周刊说，这“大概是被允许合法放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适应一般化的娱乐标准。使电影专门吸引社会上某一集团的想法，当时还未形成。首获成功的是“通宵摇滚”（1954），但在当时，美国青年对它还是相当漠然的。这部电影取得突破——还有摇滚舞【又译作摇摆舞。——译者】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在英国，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动乱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白发的青少年社会。1954年9月，电影触发了三千名男阿飞的骚动；十二个英国城镇的地方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止放映该电影，并在那些仍然在放映的电影院周围部署了警卫线。阿飞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在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剃平头时，阿飞们就留长头发，梳向脑后，这种发式可以追溯到战时洛杉矶。它被称为——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场合——DA，即Duck's Ass（鸭屁股）。当然，阿飞们还没有把头发散披在肩上；这是以后的事。
在过渡以前，电影起着统一社会的作用。由于对不同年龄的人均具有吸引力，而且也不怠慢那个阶级——除了黑人，他们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电影加强了家庭的联系，使看电影的人不忘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大战时拍摄的电影表现了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民族一道工作，使这个多民族融合的集体更加温暖。此外，好莱坞还起着社会上良师益友的作用。影迷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电影明星为行为的榜样。例如，按规定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睡在双人床上，这样，海斯检查处和后来的布林检查处改变了整个睡床行业中的产品样式；又如在电影中不准用即使是最轻微的污秽语言，这就有助于使语言保持当时所谓的纯洁。虽然当时没有为人所重视，在这过渡期以前拍摄的面向一般观众的电影还为全国提供了共同的话题。甚至在七十年代，互相不认识的中年人一提到“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是提到在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被几乎整个一代人怀念和珍惜的上百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他们就能找到共同点，互相拉扯起来。他们的儿女们却缺乏这个；在尼克松执政的早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和美国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当然，这一切并不同艺术相干。按艺术标准来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最佳电影几乎比以前任何电影都要高明。这时已经完成了过渡，有可能去探素那些从古老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影已臻成熟。有可能以高度严肃的态度进行电影创作；有才华的导演可以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胶片。但是，有些东西仍然是一去不返了。电影起着分裂作用。幼童们去看周末日场，青少年去看青少年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去看只限于他们才准看的电影。好莱坞过去那种团结的力量不复存在了。
社会标准也不同了，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使人难解的字眼是“不随俗从众”。在五十年代，有些青少年向父母预告，他们已决定不再在社会上随俗从众了。但是，在他们的亚文化群里，他们却绝对地随俗从众。欧文·豪尖锐地提出，“一个穿短袜的少女怎么能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而有些例子确也是无意识的，却很有趣：“参加疲塌的一代！”一本早期的《花花公子》的广告是这样呼唤的。“买一个疲塌一代的领带夹！一件疲塌一代的圆领汗衫！一只疲塌一代的指环！”这种亚文化崇拜在五十年代早期迅速形成。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繁荣当中，搞这种崇拜的钱更多了，而在1955年，刚刚主演完“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就被烧死的詹姆斯·迪安【电影明星，迪安喜欢玩摩托车，1955年翻车被烧死。——译者】成了这种崇拜对象的第一个殉难者。【在美国传闻轶事里，迪安象琪恩·哈罗和玛丽琳·门罗一样重要。几乎到了二十年后，他还会收到影迷来信。除了微型胶卷以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无法保存迪安的资料。他的祟拜者会来偷走。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书，是法文的，里面所有照片均被剪掉。】
社会科学的声誉在提高。人们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它们在干什么、它们的影响、意义、潜力。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的路埃尔·丹尼都在考察它们在塑造人民使之社会化的作用；各种宣传煤介使人们意识到当一个美国人，不管男女或老中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多伦多大学，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解释“凭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年一代”和“凭听觉和触觉而多方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列举事实说明一种民族语言——“美国标准语”——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性语言的衰落。【十年后，有一个最新的、很好的事例说明这种衰落；林登·约翰逊刚刚搬进白宫以后，有一个休斯敦妇女议论说，“有一位没有地方口音的总统多好啊！”】
就在这些年月里，广告业从不及一张广告传单大的一小块发展到象马尔巴罗之乡【马尔巴罗原为美国一种香烟的牌子，在广告中，一名牧童以美国西部为背景拿着这种香烟，呼唤人们“到马尔巴罗之乡来”。故泛指美国西部。——译者】那么一大片。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全国约有一百家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公司，很多公司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在工商企业里，有公共关系部门的不及五十个。光是在曼哈顿，公共关系公司的数字很快就增长到一千家；这是一种稀有的业务——或是一个无聊乏味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