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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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家的权利。1945年盟国当局曾把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俄国战俘交回苏军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亚，有些人被处决，理由是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为停战的代价。”艾森豪威尔也同样地下了这样决心。于是战俘的命运决定停战谈判的前途，这点就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谈判在总统发表关于和平的讲话之后十一天就开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现在使联合国国家保持团结愈来愈难了。有些欧洲国家左派的领袖认为，毛关于细菌战的指责可能不无根据。但在另一极端，政治上极端保守派则要求美国不要理会这些怯懦的盟国，接受麦克阿瑟夺取全面胜利的呼吁。艾克不同意。“如果我们美国在一个地方单独干下去的话，”他告诉他们说，“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单独干了。”在美国这一边，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就是李承晚。这位七十八岁的南朝鲜总统拒绝考虑让朝鲜保持分裂的任何协议。他不愿接受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要在没有联合国军支持下独自向鸭绿江进军，情愿接受必然灭亡。后来亚当斯说：“要李讲道理，要他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冒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真是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气力，使他们精疲力尽。”他还说，和李争论，“比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还要更为伤脑筋，更为使人灰心丧气”。
这个老头子几乎把和平破坏了。6月4日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己经同意这样一种安排：即战俘们如果在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面前表示不愿意回家的话，可以在经过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后，便解除军籍释放了事。6月8日，两方草签了一份议定书，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6月18日华盛顿清晨2时，国务院的一个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来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战俘拘留营的铁门打开，把二万五千名反对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放走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南朝鲜警察对这些逃出的人们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总统叫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梦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惊。果然，共产党在那天早上攻击联合国和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即”把战俘都抓回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在6月20日停止谈判，并发动一次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灰心。他对艾克说，如果对方象他所分析那样急于停火，那么只要作出新的姿态，他们是会接受的。“如果向他们提出适当保证，他们会放过李承晚这次急躁行动，愿意签订协议。”北京通过新德里证实了他的着法。剩下来就是保证的问题，而这就要向这个倔强的李承晚进一步施加压力。艾克给这个南朝鲜总统去电报，说他已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狼狈处境”。他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和他面谈。罗伯逊到汉城坐下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听着这个怒气冲天的老头子将憋着的怨气发泄出来，最后，李的脾气发够了，罗伯逊便将美国的困难处境向他解释。过了两个星期，李承晚终于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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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停战条件，是没有谁会满意的。经过三十七个月的流血。死了二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万四千是美国人），朝鲜还是回到以前的原状。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金日成则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只能说是双方不分胜负。并没有保卫什么原则。联合国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防止金日成再次发动进攻，也没有成功。本来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就已开始进行谈判了，但他的条件可严厉得多。现在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正如保罗·道格拉斯所说的，“如果杜鲁门当初接受现在的协议，他就会在华盛顿到处受到痛斥。”
一个摄影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有何感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快回家。”此外，白宫对这即将来临的停战就没有发表其他议论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只有国务卿是表示满意的。他说：“一个国际组织对抗侵略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自由国家，不管或大或小，现在都比以前安全。因为集体安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