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道路。越南暂时以十七纬度为界分为两半，双方的谅解是要在1956年7月20日在南北两方都进行自由选举后统一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写道：这宗亏本的买卖最好也只能是这样的了，多米诺骨牌不至于“一下子就全部倒下来。”
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努力，设法在亚洲结成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己声明，“自由世界”知道，“对朝鲜和东南亚的侵略”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对付”。杜勒斯这个任务，终于在9月在马尼拉胜利完成。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来到这里，提出保证要进行联合防御对付侵略。这个协议使他们结成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四条就是，这些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遭到进攻，他们便有共同行动的义务。不但有条文规定对付外部威胁，也有条文规定对付内部颠覆活动。另有一个议定书，将这条约的保护扩大到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美国的外交这时似乎有点一帆风顺。至于日内瓦协定上南越或美国代表并没有签字，这点很少人认为是重要的。杜勒斯在会议上的官方身份，只是个观察员。既然没有签字，两方都没有义务来履行两年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保证。这就理下了伏笔，而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进行选举，就会引起内战重新爆发。所不同的是，这次越南起事会被指责为“侵略”，从而也就是对在马尼拉组成的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的挑衅。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已经开始了。
10月，国务卿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对内阁的部长们说：“美国从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别国的尊敬，对外关系也从没有现在那么好！”
后来在私下里谈到越南时，他又说：“我们在那里是手脚干净的，没有任何殖民主义的污点。至于奠边府失败，焉知非福。”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过后一个时期，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会变得愈来愈可怕。但在当时，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它的陷落还不算是1954年的唯一一件大事，甚至还不是头条新闻之一。那年，美国的新闻特别多。1月份，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使用核动力，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驶了出来。六个星期以后在底特律，六个密执安州的共产党领袖被判犯有阴谋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总统面临着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不容置辩的迹象，在3月12日内阁会议上，决定把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麦考尔》杂志在1954年复活节那一期，提出所谓“共进共出”【指家庭成员在社交活动和文娱活动中能有很多时间是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关系团结而稳定。——译者】，马上就风靡一时，有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味道，几乎成了五十年代美国国民的共同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它的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批准把华盛顿州的约瑟夫大水坝交给一家美国建筑公司承建，虽然一家英国公司投标造价还要低一些。还有两院都通过了建筑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于6月19日处决，在此以前在白宫外面有人示威，反对这样的判决，但是另外也有一队喧哗不堪的赞成判刑的青年示威者，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马上就好”。海军作战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增加了冷战紧张气氛，因为他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参谋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月内向金门和马祖两个沿海岛屿展开进攻。总统说，“他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情报。”但是他还是警告说，要向福摩萨进攻，都“要从第七舰队身上杀出一条路过去”。内阁在7月23日会上知道经济指标不久就会上升，可以结束所谓“循环调整”，都感到高兴。8月份的卡洛尔旋风，把波士顿市那座有历史意义的“老北部教堂”的尖塔刮了下来。后来9月份，埃德娜和黑兹尔旋风，又接踵而至。
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在百慕大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原子能委员会在10月5日批准了一个合同，由以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特斯为首的南部一家公用事业集团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西孟菲斯市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谈到他的政府的政治态度时，最初说是“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改为“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又说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说“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又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一个整骨科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犯有在7月4日谋杀妻子玛里琳之罪。攀登埃弗勒斯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演说，使听众大感兴趣。有关吸烟和心脏病关系的头一批科研报告出来了，全国各地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卖五角钱，在五十年代报摊上和它竞争的有《鉴赏》杂志（每份五角），《秘密》杂志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发表”（每份两角半），《狂热》（每份一角）和五十年代里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每份一角半。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已经在五十三个地区出版，订阅人数己达七百万了。
美国的吸毒风气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人们在一些博普音乐会上【爵士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以节奏疯狂等为特征。——译者】听到如迈尔斯·戴维斯和特龙尼亚斯·蒙克等大师的演唱时，就可以听到有关吸毒文化的词根了。他们管把钱叫作面包，少女叫作小鸡。把懂得说成是flip（啪嗒），过去说fabulous（好极了），现在说crazy，它的最高级形容词则是cool，groovy，the end，far out，后来还发展为out of sight。学时髦to be hip（嬉皮），如果有人嬉皮到了心醉神迷精神恍惚时，就叫做hippy（嬉皮士）了。
广告语言当时比较流行，在整个五十年代成了知识界谈笑的资料。由于整个社会对广告商愈来愈重视，而他们也变得愈来愈聪明，于是他们所创造的流行一时的行话就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语言的组成部分。1954年风靡一时的词，是后缀词“wise”，意即“关于”“在……方面”或“象……那样”。用得太多就变了样，结果它就成了一个万能词。例如你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在式样方面，今年汽车都是镀铬的。”从钱方面来说，工商界巨头就是富有的。从先后次序方面来说，失败者是最后的一个。从年龄方面来说，少女就是年青。从服装方向来说，她可能是很时髦的，从性格方面来说，她是很迷人的。从痛饮方面来说，你可能痛快它一个晚上。从头方面来说，你早上就会痛得够呛；从工作方面来说，你还得赶上班。
在曼哈顿岛麦迪逊大道的另一边，就是流行音乐的中心——锡盘巷。在那里，掌握着牛耳的还是那些民歌手。195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接着的就是佩里·科莫的“征求”，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青春的心”，和平顶头乐队（那时不剃平顶头而留长发的，只有那些古典音乐家）的“嘘……砰”。阿尔奇·布莱亚的“赫纳多的躲藏处”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四王牌乐队的“冷饮店里的三个铜板”是由多萝西·麦圭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琼·彼得斯等主演的同名的高级彩色宽银幕电影的主题歌。有关纽约江边码头区营私舞弊的消息在1954年整年连续不断——4月15日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吊销国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它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给了“在江边”。当年获奖的还有，“该隐号哗变记”，“乡村少女”，“七兄弟七新娘”，“萨布莱纳”，“经理套房”，“谋杀案件请拨M号电话”，“后窗”和狄斯奈的“海底二万海里”。电影赚钱还是不多。但至少暂时来说，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好莱坞。
被《剧艺报》亲志列为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是“我爱露西”，“拖网”和格劳乔·马克斯、爱德·沙利文这样不同的人物。电视喜剧中的真正优秀节目：锡德·凯撒和伊莫金·科卡的星期六晚的“你最爱看的节目”，经过一百六十次连续演出之后，在1954年宣告停演了。因为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感兴趣。但总的说来，1954年风靡一时的是“问答节目”：有“我有个秘密”，“把音乐停下来”，“猜猜是谁”，“猜猜是什么歌”，“我的行当”等。有些有巨额奖金的问答节目，如“二十一”，“六万四千元的问题”，正在流行一时。电视的巨片节目更令人感到兴趣，那是长达一小时半的场面豪华，成本浩大的长片。吉安卡罗·梅诺蒂1951年为电视写的供圣诞前夕演出的歌剧“阿曼尔和晚上客人”，受到各地的欢迎。但是，1954年电视主要巨片“缎子和马刺”结果却是很惨，它的主角贝蒂·赫顿只好退出剧坛。接着那年看来会好得多：玛丽·马丁的堂皇华丽的儿童剧“彼得·潘”，准备在1955年3月7日电视广播，但现在就已在各地签订合约了。
很显然，电视对美国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要把影响明确地说出来就不容易了。有些人认为，电视广播太开放了，太听之任之了。电视节目比广播节日更多暴行，有关性问题更为明目张胆。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新发展是胸部半裸，看来女明星都是乳部丰满，而且以此为得意的。当德西·阿纳斯使他的妻子、合演者露西尔·鲍尔怀了孕，“我爱露西”节目的制片商就认为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每周节目里都插进露西的怀孕状况的筒报，甚至说她的丈夫由于她早期怀孕呕吐，自己也染上呕吐了。
事实上，电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的意义要再过十年才会显露出来。这个宣传工具本身并不能为时代定步伐。它忠实地反映五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也和这方式一样，它本身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害处的、不会引起争论的。它的最流行的主题都是讨人喜欢的，但与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比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之后所读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维的“和平”，还有雷德·巴顿在画面外跳舞配合的“好好歌”等等。
这是商业节目吗？毫无疑问。但利润动机就和“共进共出”那个概念一样，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谁要敢嘲笑它，那就几乎可以说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罪证。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兜售一点什么东西，美国人赞成这样做：妙就妙在市场的多样化。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社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对美国的选民说来，第一个大问题是外交政策，第二就是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活动。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家广告社不过是将他们的主顾愿意听的东西说给他们听罢了。美国人要的是赞荣，他们现在也正享受着繁荣，因为繁荣而胖起来，看到体重计上升还很高兴。这个市场是看涨的，而且还要继续看涨。底特律市预计雪佛莱汽车公司的黛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的推销前景将会特别诱人。汽车工业有信心（而这又是有道理的）在明年推销近八百万部汽车，比之以前任何一年还要多一百万部呢。
1954年2月，有七千五百个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诞辰，吃着纸盒包装的炸鸡午餐，唱“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作了简短发言。那时，他没有卖弄什么“温和的进步主义”或者那一类的东西，他就是直截了当地用“保守主义”这个词，停了一下以后，就坚定地说：“不要怕用这个词。”他们听了热烈欢呼。共和党的中产阶级这时正十分兴高采烈。他们对自己能够做到保守、富裕、随俗从流，坚定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怪人、赤党、异端、名士派、激迸派、神经病、布尔什维克、疯子、左派、同路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毫不感兴趣。鸡蛋脑袋更是他们嘲笑的对象。他们绝不让那些不懂世故的大学教授们搞乱他们的摊子。1954年4月13日，詹姆士·赖斯顿在《纽约时报》报道，说原子能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宣布在罗伯特·奥本海默未审查清楚之前，不让他参与机密工作。他的罪名之一，就是“从1月21日起，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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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控告，是在五个月前，由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担任参议员布里思·麦马洪的高级助手威廉·博登所提出来的。博登于1953年11月7日向埃德加·胡佛写信，说“罗伯特·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接着便是一份详细的材料，指控的内容，包括1942年4月以前，“他每月都捐一大笔钱给共产党”，“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和“他除了共产党以外，就没有其他密友”。
博登的动机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没有什么新材料。政府早就知道奥本海默在三十年代，就是个中间偏左的无拘无束的空想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也没和华盛顿发生多大关系。有一个时期，他曾经是不下于三十五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但1952年7月，他已辞退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从艾森豪威尔任总统以来，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所长，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里。他还是政府顾问，所以保留参与极密工作的特许证，但他从没有利用这个证件。博登提出控告时，他甚至不在美国。他被聘担任英国广播公司1953年的声望很高的里思讲座。而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授给他第六个荣誉博士学位。究竟这样做是奥本海默还是牛津大学赢得荣誉，还是个问题。到了这时，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会员。各种奖金，奖状、外国勋章都雪片飞来。而在国内，从美国文理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用物收藏馆，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俄国的间谍。更加可能的是，他是科学界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美国两个著名核实脸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双方核物理学家们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洛斯阿拉莫斯派包括奥本海默的同事和门人，他们认为核导弹只应是美国各种武器中的一种。这就是所谓“有限遏制论”。利弗莫尔派或者说特勒派，则认为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制发展，这就是所谓“无限制遏制论”。大多数科学家是赞成前者的。但赞成“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政府，很显然是从“无限遏制”这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利弗莫尔派的人现在掌权，这实际上就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原因之一。但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还不够。这场争论使有些科学家失却清醒头脑——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有些爱德华·特勒的崇拜者决意要把奥本海默搞到声名狼藉。很显然，这些人是支持博登的。
但是博登只不过写了一封信，而那时在华盛顿各机关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里有什么新问题，否则这样再来个涂污抹黑决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这次情况就是如此。埃德加·胡佛长期以来就已怀疑罗伯特·奥本海默。1947年胡佛已尽他一切能事，把奥本海默打为危害安全的人物。《先锋论坛报》报导说，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档案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