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
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说，“再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向报界宣布了。”只听尼克松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副总统挂上电话，心神恍惚，走进起居室坐下。据他后来回忆，他在那儿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等那阵惊恐的感觉慢慢过去后，他便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通话，让他马上来。罗杰斯的汽车来到后，消息己在全丹佛传开了。于是尼克松家里的电话，便从此响个不停。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有记者，有摄影员。尼克松决定不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尽量呆在家里不露面。晚饭后，外边吵嚷得更紧了，他便决定去贝塞斯大街罗杰斯家躲一躲。这简直象电影里的潜逃似的：由罗杰斯打电话给他妻子，让她把汽车开来停在远处街口，马达不熄火。然后，在九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引开了人们注意力的当口，只见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了出去，穿过小巷，跳上汽车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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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地方天气微雨多寒。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和安德鲁·古德伯斯特上校到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总部。亚当斯对美国驻欧军事设施进行了四个星期的视察之后；是来找格伦瑟将军，联系乘当晚的飞机回华盛顿。他们寒喧未已，基地司令官就跑来说，刚听说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了，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亚当斯登时一闪念：丹佛拔海五千英尺，对心脏病是好是坏呢？接着又想，艾森豪威尔如果要病，目前倒是一个好时机：国会正休会期间，艾克手头没有什么作为国家首脑该办的事，总统一年工作数此刻最清闲了，至于明年的工作计划，现在刚刚着手，暂时还不用他来过问。
可是华尔街却不知此中原委。星期一上午，正当亚当斯的飞机临近美国海岸之际，那有如哈哈镜一般惯于夸大反映美国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气氛中开盘了。倾刻间，多种股票，纷纷直线跌价。道·琼斯股票行情指数平均下降到了444。56；据估计总损失达一百二十亿美元；这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华尔街从未经历过的最惨的一天。
亚当斯恰好赶上同尼克松、罗杰斯、杰里·帕森斯一块吃午饭，于是艾克的病成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人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丹佛来电话，说：波士顿的著名心脏科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大夫刚给总统作了初步检查，出乎意外，结果使他非常乐观。他说艾克的情况基本不错，精神也挺好，如果一切顺利，两星期后就可以稍稍恢复一些工作，再过几个月，也许就能完全担负起总统的重任了。怀特大夫说：的确，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艾森豪威尔应该还是可以竞选连任总统的。在这种预断的鼓舞下，股票市场，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的头头们又聚在一起午餐了，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里，研究的是总统缺席期间如何进行各项工作的考虑。
整整一周，华盛顿到处流传政府最上层内部彼此不信任不和的种种传闻，实则全无根据。当艾森豪威尔远在一千五百五十一英里以外辗转病榻之际，他那备受责难的工作班子倒是一直在顺利运转。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上午发布的公报——说总统昨夜第一次出了氧气间，通宵情况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外交情况之后，布劳内尔提请会议讨论代行职权问题。其后几天，随着工作的开展，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几份文件，而总统办公室的工作则由亚当斯负全责。从此，在艾森豪威尔养病期间，亚当斯每周飞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情况。送到总统病榻前去的，只有一些极端紧迫的问题。当日象这徉的问题并不多，国情咨文算是一大件，那也得1月份才等用。
按亚当斯的说法，这年秋天“政府里真正关健的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底，怀特大夫已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大夫了。他那用语明确的诊断书使报界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宽慰，同时在他的鼓励下——有时实际是由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左右才消除顾虑，把公事送给病中的总统。“你听着，”怀特对哈格蒂说，“他现在躺在这里，是个病号，但毕竟还是美国总统啊。他想工作嘛。”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见好了，又说：“真怪，要不是大夫说我有病，我真以为得心脏病的是别人呢。”
那天是他六十五岁生日，医院大厅里堆满了装着贺信的邮袋。总统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客人说，这些来信实在叫人感动；又对玛咪说，“真了不得啊，你想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我祈祷呢。”那一天使他高兴的莫过于白宫记者团送来的礼物：一套大红睡衣，领口每边各绣五颗小巧的金星，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好多了，谢谢”几个字。为了使这身盛装配套，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合送了一条三角九分钱的黑底银点的牛仔式领带。艾克很高兴，告诉怀特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这样了不起的睡衣；于是怀特大夫一有机会就让他穿。怀特悄悄对总统的侍从人员说，可别小看这种事，害心脏病的人最忌的就是恢复期间情绪不好。
按那一阵情况看，艾克随后也许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的。菲西蒙斯医院给他作了透视之后，让他出院了。他在11月11日回到白宫度周末，14日，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起坐车去了他的葛底斯堡农庄。有七千宾夕法尼亚人出来欢迎他，举着“艾克，你回来我们高兴”；“欢迎艾克，玛咪还乡，”的标语牌。12月22日，他主持了病后第一次的内阁会议，地点在戴维营。全体出席人员都注意他人虽瘦了，精神看来还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对他不在时内阁工作也挺好的情况表示惊讶。他微笑着说，这篇文章言外之意是，内阁过去的情况比这更好。亚当斯特别提到：“他很敏捷、果断、热情。我看得出，内阁里的人看到这些都挺高兴。他们有些人对总统这样快就复原了，无不表示惊讶，而感到意外地高兴。”
不过，回到了葛底斯堡，阴郁的心情却又冉冉而生。12月天，又阴、又冷、又潮；农庄里离高尔夫球洞二十米以内的场地既枯黄，又潮湿。他整天关在屋里，正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身非总统的悠悠烦恼，真是可怕啊。”整整五个难堪的星期，他每天拿一支高尔夫球棒当手杖，在农舍附近踱步，忍受着只有害严重忧郁症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痛楚。在他的冠心病发作后的那两个月里，他自己也好，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也好，谁也没有认真想到他还能够争取连任总统。现在他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怀特看不出为什么他不可以继续留在白官。总统对身边的人说，这事值得仔细琢磨琢磨。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是为了想在这里干几天工作，运动运动，才坐飞机来到这里的。那天他到外边散步了半小时，记者围上来，问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他答道，“这类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错综复杂，当然，我得同我最信任的顾问商量。”他还说，当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了，但是“正象我过去曾说过的，也有它令人鼓舞的一面。”会后，记者们彼此探索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差不多以五对一的多数断定，艾克在本届任期满了以后是要告退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却不那么肯定：他们到处打听一些一直在流行的传闻，说总统正准备开一个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果然不错，这个会就在那个星期开了。艾克开了个玩笑，特意把会期定在1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而且不多不少摆了十三个座位。【按西方迷信，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星期五也不吉利。——译者】他们在这所官邸的宴会厅晚餐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来了，随后他们回到二楼客厅，她这才离开。艾克背着壁炉坐下，提出要在座的人都坦率地谈谈他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连任，理由何在。显然，风往哪边吹，可说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事后冷冷地说，“谁能想象，总统找那么一帮人来只是想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争吵不休……如果艾森豪威尔想为自己下台找个好理由，他哪能到他一手任用的这帮人当中去找呢？！”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和汤姆·斯蒂芬斯——一个接一个对总统说：没有他可不行啊。接着，不愿乃兄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把两方面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总统当时没有表态。他似乎直到2月13日还没拿定主意。13日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提起他原定在就职演说中就说明只打算担任一任总统的，可是后来听了别人劝告没有那么做，现在不免后悔。不过，这时亚当斯已经照着大概要在白宫再呆四年的架势去办事了。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这位大助手便己叫白宫的木工把总统的交际秘书的办公室缩小，隔出一间相通的小间，好放下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作为保罗·达德利·怀特建议过的让艾克午饭后可以休息休息的地方。亚当斯希望怀特大夫会始终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结果不负所望。2月14日，怀特在他的最后一份诊断书中，竟排除了对病人精力的最后一点顾虑。这次拍的心脏透视片和发病后的片子没有两样，这表明他虽然自一月以来就恢复了正常活动，但心脏并没有扩大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参加竞选，他一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坐飞机到汉弗莱部长的佐治亚农庄，又打高尔夫球，又打猎，试试体力。结果他觉得挺好，这就使他下了决心，要参加竞选。星期二下午4点，他把决定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他在印第安条约厅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问我是否参加竞选，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也就是肯定的。”
10点52分，全国各广播系统播出了关于这事的首次报道。这时，众院军事委员会正听取战后通讯工作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一位证人复述一长串的统计数字。议员们听得纷纷打起盹来了，记者百无聊赖，只在纸上乱画。独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爱德华·林伯特一人却睁着兴奋的双眼。忽然间，他使劲用木棰一敲桌子，大声叫道，“先生们，总统刚才宣布他决定竞选了！”一阵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来自伊利诺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是怎么知道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过嘛，没有人递给他什么条子，也没有人进来过。赫伯特只得红着脸承认，他根本没有留神证人说话，却只顾偷偷听他外衣口袋里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挂着耳塞子，装作用助听器的模样。
当晚，艾克通过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对估计不下六千五百万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