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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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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吗？”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给予肯定的答复。而在过去，这个数字从未低过百分之七十一。这次下降得最多的是在南方，从上次1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二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百分之三十六。【南方的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所引起的。】任何总统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威望的下降，而艾克对个人威望的重视更是不同一般。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却是个行家，从一开始他就把火箭技术看作是军事问题。他估计克里姆林宫也一定那样看；在10月中旬以后，主要由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访问，他对这一点更深信不疑了。
当时苏共第一书记正颇为趾高气扬。沉醉于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胜利，他自夸说，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不过是一系列俄国火箭奇迹的一个开端而己。他踌躇满志地说：“当初我们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时，某些美国政治家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又成功地发射了一个地球卫星，只有技术上无知的人才会还有所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要不然它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了。”他说，西方还不如把B－52飞机连同它的机场全部废弃掉吧：“如果你们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建议，你们将看到我们根本没有再提机场控制站【控制站指雷达装置。】问题……设置控制站来监视过时的飞机是没有用的。”在同一个星期里，他会见了两个来访的英国下院议员，这时他的话说得更为生动了：“轰炸机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全部烧掉吧。你们怎能让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去跟那类东西相拼呢。”几天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可以用于导弹的新型氢弹弹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俄国火箭技术的进展抱怀疑态度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的话。由人来驾驶的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己快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苏联事实上已经发明了令人恐惧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莫斯科按一下电纽，华盛顿就会化为灰烬。
回顾一下下列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美国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 一颗由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陆军丘辟特导弹飞行了一千五百英里，这是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的飞行。
1957年8月26日 苏联报导说，它已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 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六千三百二十五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火箭技术危险地领先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尽管赫鲁晓夫对轰炸机百般嘲笑，高度警惕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B－52机队带着核弹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空中巡航，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上作好了准备，对俄国的侵略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美国在生死攸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竞赛中已经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还将继续至少一年之久。
艾克这些天在总统官邸里面是完全不象前些天使白宫记者团急死人的那个头脑冷静、几乎无动于中的政府首脑的了。谢尔曼·亚当斯后来写道，“尽管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沉着从容的神态，但在私下，由于俄国人在科学上一跃而超过美国，他也象国内每个人一样感到忧虑。”甚至在苏联卫星二号上天之前，他就已命令仅仅在头一夭才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对美国的导弹计划迅即进行一次紧急审查，而且后来埃米特·约翰·休斯告诉他，目前公众的关心很可能是新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他很快地回答说：“哦，肯定是。任何事情只要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自满情绪——能使下届国会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都是好的。”
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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