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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他说的那些话实际毫不相干。布莱克当然不是什么谁家的客人。被逮捕的总共就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人以闲荡被处以罚金，另外四人在派出所就给释放了。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审讯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说，州长是在“散布谎言。”至于说什么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那张福布斯拿出幌了一下便马上收起的照片，实际上照的不过是一群女学生正在一群士兵的前面走过，一边还在格格笑着。
事实就是这样，它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有方。但是福布斯却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两星期后，他堕落到了《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所说的“下流肮脏的地步”，公然说什么，伞兵冲进了中心中学的女生更衣室，呆在那里看裸体的女学生。记者要求福布斯拿出目击者的报告或具体证据来。他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想拿出来。”实际上，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他都从来没有拿出过证据来。11月，军队全部撤出学校，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黑人孩子们开始在没有军队护送下到中心中学上学，到第二年5月这件事便已成为历史了；这次使用武力虽然花钱不少，但却使用得很巧妙；为了让九个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共花费了四百零五万一千元。
但是，为了那年秋天阿肯色的这一事件，国家却付出了另一笔比这更高得多的代价。小石城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给予南都白人的影响。关于内战及其后果的传说早已深探印入南部白人的意识之中，他们从儿童时代就听到他们的祖父母给他们讲这类故事了。而中心中学的骚乱使那一可怕的时代的殉难者的亡魂又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谕的。他们的反应是受到南方邦联的旗帜、“迪克西”的歌词、牛奔河战役的杰克逊、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李将军、安蒂屯田野上的阵亡将士支配的。这使他们对福布斯的明显的谎言也盲目信从。北部的士兵出现在南部的土地上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这种可恶又可厌的事情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它所引起的反抗的呼喊淹没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的声音。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谴责艾森豪威尔“采用了从希特勒发给冲锋队军官的手册中抄袭来的手段，”【总统为此极为生气，他打电报给拉赛尔说：“我不能不说，我根本不能理解你把我国军队和希特勒冲锋队相比是什么意思。一个使用军事力量是要实现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的野心；而另一个却是为了维护自由政府的体制。”】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说，“我要是福布斯州长，我马上就会宣布起义，把国民警卫队动员起来，然后我倒要看看在我这个州到底谁说了算。”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指控“艾森豪威尔点燃了仇恨之火，”而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说，“对匈牙利的毁灭我们犹有余痛。现在美国总统把坦克（原文如此）和军队派遣到小石城的街头，已使整个南部受到威胁。我真希望马上就能投一票来对他进行弹勃。”外号“见人就亲的吉姆”的亚拉巴马州州长詹姆士·福尔索姆声称，他要把该州的国民警卫队解散掉，也不让艾森豪威尔把它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贝尔·蒂默曼辞去了美国海军后备队军官的委任，以免给征去服现役。
他们这些人是出头露面的。没有官职的南部人则以各种各样方式表明，他们认为福布斯是他们的英雄，总统是他们的敌人。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北部和西部各州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派兵去中心中学是错误的，而南部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正确的。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个航空队老战士将他的四枚空军奖章和六枚战功金星寄给白宫，要求转发给去小石城的伞兵。在得克萨斯州的马歇尔市，基瓦尼俱乐部的午餐会上有人发言说，“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而，该俱乐部成员拒绝效忠于国旗。在特拉华州的多佛附近，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一个女侍者叫两个衣冠楚楚的黑人出去，对他们说，“黑人不得在这儿吃饭，”这使国务院非常难堪；因为其中一人是加纳的财政部长，他刚在自己家里招待过理查德·尼克松，另一人是他的秘书。在南部一向都是如此：种族问题总是伴随着恐怖的威胁。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一所黑人大学被夜袭者纵火焚烧了，在小石城危机高潮时期，六个亚拉巴马人在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上抓住一个名叫贾奇·阿伦的黑人，把他拉到一个无人的棚子里，用剃刀阉割了他的生殖器，并在伤口倒上松节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阿伦；其中一个人后来说，“我们只是随便抓一个黑鬼。”
从奥瓦尔·福布斯后来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南部人的感情。这位州长的表演，阿肯色的选民是全都亲眼看到的。在别的地方，怀有偏见的新闻报导可能影响读者的判断，但在福布斯本人所在的这个州里却没有这种情况。美国新闻史上最勇敢的一个篇章是《阿肯色报》的哈里·斯科特·阿什莫尔写的，他由于对中心中学的骚乱进行了极出色的采访获得了普利策奖金。但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赞同他的观点。昼夜不停地有人往阿什莫尔的家打恐吓电话；福布斯谴责他是“狂热的取消隔离派”；小石城种族主义的首府公民委员会称他为本州的“第一号公敌”，全州范围的抵制使该报失去三千个订户。但他继续发表实事求是的报导，而阿肯色州的人民却以压倒优势拥护福布斯于1958年第三次任州长——他获得选票二十五万五千零八十六张；其次获票最多的仅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张——而且在以后的选举中他仍继续以绝大多数当选。他在州长官邸住了十二年，直到在1967年退休。
在南部以外地区，更不用说在美国国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场九名黑人学生入中心中学的斗争在全世界产生了反响。当时曾有一位编辑写道，小石城已成为“任何地方凡能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一个在莫斯科被曲解、在新德里被误解，”而“在伦敦十分费解的”象征。渴望在外国首都得到好评的美国人都盛到很懊恼。他们认识到阿肯色事件牵涉到的原则，看到这些原则受到蔑视，不免感到羞耻。
然而，这一事件在人的角度产生的影响的问题，他们当时却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现在看起来，那种沉默实在惊人。美国黑人的呼声仍然听不到。南部人这个词只指南部白人。指南部黑人的词儿是没有的，美国南部或其它任何地方的报纸很少逐日报导有关他们的消息。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必须是一位外国的内阁成员才能触动美国人的良心，而即便那样，使美国人的良心感到遗憾的，不是因为这件事做错了，而是因为损害了美国的形象。
成年的黑人，从小受逆来顺受的教育，由于多少年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受这个制度，他们一般都趋于内向，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地感到忿怒，却为绝望的心情所代替。当101空降师在阿肯色取得胜利时，如有一个美国黑人感到欢欣鼓舞，就至少有几十个黑人因此而担心——完全情有可原——这将引起白人的忿怒；他们读到有关贾奇·阿伦事件的报导，因此知道，要不是上帝慈悲为怀，他们也会遭到阿伦的下场。但是，他们的子女一代的反应就不同了。发生在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和最高法院宣告种族歧视非法的决定之后，阿肯色中心中学的对抗增强了他们的希望，使他们感到过去的陈规陋习可能会打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957年秋天，小石城事件在一些黑人青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那时十六岁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十五岁的卡修斯·克莱，十三岁的拉普·布朗和十二岁的安吉拉·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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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以激励国人为己任的人们一面研究着密集的乌云，一面集中精力弥补苏联人造卫星对美国人精神上造成的打击，看看天边有没有一线新的希望。冯·布朗对记者说，以美国现有的装备已可以发射一颗卫星。麦克尔罗伊部长忽然宣布“先锋”计划现在重新上马，这话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包括参加这项计划的人在内。《时代》周刊派人到三十三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堪萨斯市畜牧装备公司总经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一些银行家和洛杉矶的一位负责供销的工程师个个都信心十足（“六个星期以前，我到一家飞机制造厂去，看到仿佛所有的人，从主任工程师到绘图员一到休息时间都去喝咖啡了。这个星期我又到那里去转了一转，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每一个人都在工作。”）
《读者文摘》发表了贝尔尼·莱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题目《直上九霄》，他说，在空间探索中，美国自有“天神”在暗中相助。到这时，政府对于沸腾的舆论已开始有所响应了。火箭工作人员在卡纳维拉尔角狂热地进行工作，在尼克松的推动下，总统勉强同意，为了提高全国的情绪，他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安排。于是他委派基利安为负责科学与技术的特别助理（报纸改称他为“导弹总管”，这使艾克非常恼火），接着又指派了一个五角大楼的协调人，制止各军种之间的竞争。然后，他决定接连发表五次总统电视讲话。很多人都对这些讲话抱着很大的希望，第一次讲话效果很好。在讲话时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空间收回的丘辟特导弹的四英尺长的头壳。他解释说，“创造远程武器的一个困难是如何使导弹在从外层空间重返地面时不致象流星一样自己烧毁……现在我的办公室里的这个东西就是一枚试验性导弹的头壳。它曾在外层空间飞行数百英里，现在又回到了地面。你们看，它完全完整无缺。”他说，他确信，“直到今天，自由世界的全部军事力量仍显然比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更为强大。”洲际弹道导弹不久便可生产出来。在目前，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52喷气式轰炸机正日夜进行戒备。
群众来信的反应颇为令人鼓舞。第二次讲话也很成功，于是他开始起草第三次电视讲话稿，准备在克利夫兰播送。讲话稿迟迟未能拟出；他有许多事情要操心。每年从劳工节【指美国和加掌大法定的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到圣诞节这段期间，总是总统工作最忙的季节。12月16日他要到巴黎去主持一次北约组织的会议。在去之前，他还必须拟出次年的立法计划，并向国会领导班子说明情况。下一财政年度的庞大的联邦预算需要总统加以考虑，新的国情咨文要在1月发表，而当时看来国家正进入一个大衰退时期。
尽管这样，恢复全国人民的自信心仍是总统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他决定讲完其余的几次电视讲话。但是他没有能够作到。1957年11月25日，在二十六个月中，总统第三次病倒在床，连最简单的公务也不能料理了。据斯奈德医师诊断，他患了“血管痉孪。”但对全国人来说，这叫做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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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一，总统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光着脑袋站在凛冽的秋风中，等候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来临。回到白宫办公室以后，艾克说，他感到身上发冷。他担心可能染上了流感。实际他的病却更为严重。他在向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口授一个文件时，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说不出话来。惠特曼含着眼泪跑去找谢尔曼·亚当斯。“总统刚才回家去了，”她说，“他想要对我讲些什么话，可是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他好象突然间出了什么毛病。他只得打消计划，回家去了。我想象不出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在楼上总统住处，亚当斯进去看见总统穿着睡衣。斯奈德医生闻讯正在赶来，他先打电话来叫病人卧床休息。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看了看他的助手。他说，“我想你们是在讨……。”他没有办法讲完这句话。犹豫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商量今天晚上宴会的事。”他因为不能谈谈如何招待非洲国王的问题感到沮丧和恼火，勉强着说，“我没有什么，我身体很好！”但是很显然，他开口说话有困难。在他断断续续讲话时，他显然口不应心，老是说出一些和他心里想说的毫无关系的话或音节来。感到惊恐的艾森豪威尔夫人对亚当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去。”亚当斯也同意。他告诉总统，尼克松可以代表他出席宴会。艾克使劲摇了摇头。他吃力地说，“如果我不能尽到我的职责，那我就干脆辞职算了。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接着，医生来了。斯奈德听到艾森豪威尔说出一个词儿——“国际的”说成了“国志的”——就马上对他的病作出了诊断。艾克中风，影响了大脑的语言中枢。他患了失语症，也就是用言语表达思想的能力受到了损伤。谁也不知这种损伤能否愈合，即使能愈合，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医生打电话和沃尔特·里德医院联系，亚当斯也给尼克松打了个电话，他同意由他去主持宴会。暂时还没有向新闻界发布任何消息。哈格蒂正在巴黎，安排总统对北约组织的访问。当他得知总统生病时，他哭了。
但悲痛却是一点也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简直象奇迹一般很快就恢复了。病情在几小时内就有了显著好转。甚至在哈格蒂的一位助手简要地向记者们介绍四位神经科专家的结论（并发“轻微的语言困难”的“闭锁症”）时，总统已经回到白宫在电视机上观着怀亚特·厄普的节目了。第二天旱晨，他7点40分醒来，淋浴后，自己做了早餐。他拿起一直未画完的一幅英国安妮公主的画像又接着画了一阵。他感到身体已更好一些，于是接见了他的几位助手和摩洛哥国王，处理了半小时公文，在十来份文件上签了全名或简称。星期四感恩节那天，他上教堂去，推开了牧师的搀扶。在白宫进餐时，他切开了一只四十磅重的感恩节火鸡。然后，艾森豪威尔夫妇邀斯奈德医生一起驱车到葛底斯堡农场去过周末。星期六，他们观看了陆军对海军的球赛。艾克在斯奈德的同意下，打算星期一恢复全日工作，主持一次内阁会议。医生告诉新闻界，“总统的健康继续大为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