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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三册中译本第931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总统选举纪实》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越南的事业”就是“半世纪来美国的事业，这一事业已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说今天已有一个尽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却是40万美国人在本世纪的四次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所签订的条约，也不支持我们的朋友了”。《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感到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据说这样撤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支持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截了当说，不这样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区的情况普遍恶化。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他预言说，如果越共获胜，“我们将失去全部亚洲，直到新加坡。”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坚信能战胜打游击战的敌人（他说过，北越“经不起常规轰炸的袭击”），他告诉肯尼迪总统说，派遣一支“美国军事特遣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毫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那也是荒谬可笑的，何况根本也没有什么条约呢！
使华盛顿无法抛开西贡的真正压力来自国内政治方面。这时麦卡锡已死，但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不惶惶然，深恐吴庭艳可能成为蒋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们竟重犯了当初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美国人犯过的错误；虽然南越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给的却是军事援助。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会中的权势人物的态度。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信赖，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问题上为白宫献策的两位内阁成员性格上的差异：麦克纳马拉果断有力，腊斯克却胆小怕事，模棱两可，结果当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声音更受重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越南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800个美国军事顾问和每年3亿美元的军援，已足以维持现状。后来，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敌人宣布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在独立宫里的对手却称它为“越共”。吴庭艳起初对这个阵线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他说不需要；不过，虽然不需要地面部队，他却仍然承认需要一些帮助。于是肯尼迪总统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去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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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他的前任由于企图同吴庭艳讲道理，结果实际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心不蹈前任的覆辙。这时，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非常明显，连那位做官当老爷的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到处暗杀村长。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份报告估计，“最严重的时期”看来“即将来临”，并警告说，西贡政权“实际上依赖寡头统治”，“容忍贪污腐败”，已使很多人“对吴庭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在华盛顿，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各种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保证，只消4万名美国部队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万人就足以抵挡住北越和中国共产党可能进行的干涉。麦克纳马拉的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当时还在五角大楼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