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泰勒并不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巨大的危险。他从菲律宾拍电报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却对此事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在迫使我国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会罢休的。这正是吴庭艳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可以让美国人去为他打仗，而由自己来巩固政权。鲍尔预言，如果答应派兵，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他告诉总统说，不出五年之内，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笑着说：“乔治，你真是疯了。”
美国后来所以加速陷入越南（这证明了鲍尔和后来一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因素乃是美国在西贡的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末尾，这里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瑙尔汀大使和2月到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选用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一向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任何危机，他都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会一去多日，到爱琴海上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第二十八章 号角又在召唤
1961年，六十年代的动荡岁月还没有到来。国内的骚乱要到1964年夏季，肯尼迪总统去世八个月后才会发生。这情况后来引起一种离奇的说法：要是肯尼迪总统不死，一切骚乱原本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对后来的骚乱肯尼迪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所采取的有关两大步骤之一是增兵越南。另一个步骤是决定要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的计划。正因为肯尼迪使国家把巨额资金耗费在空间探索方面（花了五百六十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而这还不能算作结束），其后几任政府就都无力采取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办法，来处理从瓦兹到哈莱姆黑人区震撼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动乱连同令人痛心的反对美国插手越南的示威游行，削弱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其严重程度为一百年前南北战争以来所未有。
肯尼迪对越南问题和空间问题都深感头疼。在前一个问题上，他很可能曾经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军。肯尼迪的主要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说过，总统原打算在他的第二任内撤出越南，而在他最后一次出门飞往得克萨斯之前，他已下令撤回第一批美国军事顾问一千名。（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回来后，悄悄撤消了这道命令。）还有其它迹象也表明肯尼迪已着手从越南脱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能说是友好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也认为，肯尼迪己经下定决心，不过“不想操之过急，以免不必要地造成政府内部的分裂。时间总是来得及的”。
空间探索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光荣还是羞辱，全都属于肯尼迪，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到1961年，空间竞赛对国家安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来也怪，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休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发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美国技术的优越性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点，白宫的人都是心中有数的，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全都明白。
可是普通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己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威胁。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现在轨道上每四颗人造卫星中就有三顺是美国的，苏联不过发射了几颗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而美国却成批地发射了“前卫”、“发现者”、“探素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发射场上——那就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前一年那次倒霉的飞行中试图拍照的基地——准备发射。
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安全或科学研究毫无关系。这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或是象有人不怎么厚道的说法，叫做天休政治的问题。以肯尼迪那种事事不甘落后的态度，大概不管怎样，美国总是要接受这种挑战的；可是冷战对此也很有关系。肯尼迪同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相信全世界都正在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进行较量的每一回合的给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想到苏联也许会更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仿佛这与人类的自由有关。这一点从西奥多·素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索伦森写道，在肯尼迪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他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众世界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力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末，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更优越的武器系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它似乎并不优越：“其它国家……都认为苏联既然在空间领先也就必然在导弹方面领先；而不管这种判断正确与否，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这纯粹是想当然，仿佛说第三世界住在草棚和村落里的农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其言外之意其实是，如果不对苏联的火箭成就进行挑战，那对美国的威望就是最大的打击——比如说，连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也都算不了什么。
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