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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极端派系都十分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大学演讲时表示，正由于当前许多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使得许多人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他说，“这类灰心丧气的公民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这一派……和那一派颇为相似。两派都认为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姑息就是战争，不是自杀就是投降，不是屈辱就是浩劫，不是赤化，就是死亡。”一有机会他就用俏皮话来刺他们一下。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晨报《达拉斯新闻》的记者“特德”·迪利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骑马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在得克萨斯城以及整个西南部，许多人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肯尼迪的女儿。——译者】的三轮脚踏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给肯尼迪说，迪利的话并不能代表得克萨斯。总统回信说，“我可以断定达拉斯的居民每到下午就会高兴起来。”【意为晚报代表了达拉斯居民的意见。——译者】
温和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过火的幽默却会变成恶意。佐治亚一所剧院入口处画着一幅表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留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的。”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名字。——译者】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弄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许多憎恨罗斯福的人都以为首都有一座惹人注目的罗斯福纪念碑。其实，罗斯福仅只要求他死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国家档案馆外面的一块石头上钉上一块小铜牌，上面写上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这牌子1965年才钉上，铜牌并不显眼，过往行人很少注意到。】传单接着写道：
『五千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五千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英语“驴”（ass）与俚语“屁股”是一个字。——译者】坐下来，点上一支驼骆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却正在偷盗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洛，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从这类话开始，向着两极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过火的玩笑也就越来越使人觉得难以见诸笔墨。一如在罗斯福时代一样，这类玩笑往往在不正常的性行为上做文章，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女，还扯到他们的子女，甚至所养的猫狗。当年学着罗斯福的上层社会口音说话的那些人的儿子如今都学着肯尼迪的口音信口胡诌，说什么有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里穿过罗马的阴沟直通白宫【讽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译者】，说他采用种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挥霍他老子的钱，还说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元配——说乔·肯尼迪是花钱私自了结了这一婚事的——甚至他生什么病也成了取笑的材料。阿瑟·施莱辛格曾指出，肯尼迪几乎变得无处不招人厌恶：“他的长相，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上过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弟兄、顾问，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决心不那么意气用事地搞冷战，他拒绝投原子弹”。极端派无论读到什么关于总统的报道，无不切齿痛恨。
这类报道可够多的。有关第一家庭及其许多有关人员的报道有时好象把整个通讯事业全包了下来。肯尼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编入了电视节目，搬上了百老汇舞台，还谱成了赞美的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截至1962年，此种书籍已超过一百种，藏书家们为要要到有作者签名的《英勇的人们》【肯尼迪写的一本书。——译者】，不得不额外多掏点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读戴维·塞西尔勋爵所写的一本梅尔本【威廉·兰姆·梅尔本（melbourne，1779－1848），英国自由党政客，曾任首相。】的传记，这一部本来只会使少数人感兴趣的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有人报道说总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年），英国惊险小说作家。】的《从俄国寄回的家书》，弗莱明立即就成了百万富翁。《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而三家电影刊物决定：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都要有卡罗琳的母亲的照片。
人们一听说总统通过一种快速阅读的函授教程学会了每分钟读一千二百字，于是教这种教程的机构就增加了十倍。美容学校专门教授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那种蓬松的发式。由干她的丈夫通常不带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的制帽业中心丹伯里城的生意一度大为萧条。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说，总统最喜欢喝的鸡尾洒是代基里，转眼之间，卖瓶酒的店铺货架上就摆出了一瓶瓶代基里鸡尾酒配料。杰基【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的昵称。——译者】认为举行小型的家宴更时髦。于是，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以举办大型宴会闻名的主妇，如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等等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有人传出，肯尼迪政府中的要员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泰勒将军等尽管公务繁忙，还腾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罗伯特·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私邸所举办的晚间及周末学术讨论会）去进修。这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和阿林顿，传到了乔治敦和克利夫兰公园，于是，象约翰逊兄弟公司那样的企业也开始为其经理人员开办了进修班。
肯尼迪家的人酷爱室外活动。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白宫里还从没有过如此热中于提倡锻炼的总统。锻炼项目包括简易足球，在海恩尼斯港外泛舟，以及杰基的摩托牵引滑水。把他们弟兄算在一块儿，他们几乎对一切运动都盛兴越：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球、垒球，肌肉锻炼，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前长途步行，体型本来矮胖的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越来越发胖，这简直使他成了叛逆，迹近非美活动，于是总统为了挽救他，提出同他比赛俯卧撑。由于想到皮埃尔的情况，肯尼迪曾经一度要求他的工作人员都把体重减轻五磅。总统本人则总是认真地按时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里，外出旅行时在旅馆的房间里，以及在“空军一号”的地板上，做一套特别设计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这种对健康的重视简直象是着了魔似的。海恩尼斯港式的简易足球是很粗野的运动；在蔷薇丛中接球常会伤人；杰基是在一条腿骨折断以后，才不再玩了。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时就相识的一个秃了顶的老朋友，被肯尼迪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后，他巡视各海军基地，到处同水兵们比赛俯卧撑。在胡桃山下榻的客人早餐前最好打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他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在布雷格堡能够熟练地通过一套难度惊人的障碍训练教程之后，就要他的三位已届中年的军事助理也照样去练。
当时最令人难忘的体育锻炼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大远足运动”。这是甚得肯尼迪欢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肖普将军首先发起的。他从档案堆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道训令，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都能在二十个小时内行军五十英里，最后的七百码还要快步完成。他就此事给总统写了个备忘录。总统查了查有关资料后给他批示说：“罗斯福总统当年不只是对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阁员——甚至也适用于倒楣碰上的外国外交官员。”接着，肯尼迪就问海军陆战队敢不敢试试看。他问肖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是否能够比得上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能赶得上，而且也实际赶上了，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走完了沿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一线的全程；司法部部长肋理和秘书们全都追随其后。消息见报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狂潮。长途步行成了最时髦的事。一向最多只肯从安乐椅边走到鸡尾酒柜前面去的人，现在也全上路了。着慌的医生们指出过火的运动是危险的。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总统告诫大家别做过了头；而曾经冒失地同意率白宫记者团步行五十英里的塞林格，这时也就极为乐意地打消了计划。
在胡桃山草坪上举行的一次热闹的聚会结束时，塞林格穿着全身礼服被扔进游泳池里。特德·肯尼迪一时兴起，也跟着跳下水去。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那些憎恨肯尼迪的人们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特别显得腐朽。本来私人游泳池就是对新教伦理的触犯；除了游泳衣，穿着任何其他衣服下水，那简直成了离经叛道。可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更加令他们震惊的事。1962年6月17日是司法部长结婚十二周年。他和艾塞尔在家举行庆祝宴会。桌子是围着游泳池摆着的；艾塞尔坐的那张桌子晃晃悠悠地摆在一条临时搭在游泳池上的狭窄的过道上。在等着下一道莱的时候，阿瑟·施莱辛格和一位女伴决定跳跳舞。这下于可槽了。他们俩一踩，那条过道的板子翘了起来。女主人坐的椅子一滑，噗通一声，艾塞尔喝了水。施莱辛格大吃一惊，跟着也跳了下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继续进行，但憎恨肯尼迪的人说法可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围着游泳池的胡闹简直迹近巴比伦【古伊位克的首都。《旧约》中把它描成淫乱的罪恶之城。——译者】。此后一年当中，艾塞尔不得不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实真相，有时候她还很不安地感到他们并不相信她的话。
象罗斯福一样，肯尼迪渐渐感觉到，那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他和他的家人散布种种恶意的谣言，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本。这种谣言使正派的美国人听了反感，因此反而对他有利。他估计巴里·戈德华特将于1964年成为他在大选中的对手。他要确保全国都解他的中央集权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是不同的。在一篇他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演说中——他死时这篇演讲稿还装在他的衣袋里——他申斥了那些把“空论与现实”混为一谈、并认为“谩骂即等于胜利”的人。在这之前，关于那帮人他曾说过：
『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骑马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里，在我们对饮水的处理上……他们都发现有背叛行为，〔他们〕不肯正视外来的危险，于是坚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不管赖特·米尔斯和斯图尔特·休斯怎么说，共产主义当时的确是美国安全的威胁。也不管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作为，威胁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对自来水进行氟处理。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仍然严重到足以再次引起巨大的恐怖情绪。这种恐怖终于把美国以及全世界推向核毁灭的边缘。这情况，说也奇怪，竟发生在1962年10月那灿烂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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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参议员肯尼斯·基廷通常并不是个多疑的人，但是那年夏天，从佛罗里达古巴难民嘴里传来的消息却使他感到不安。大家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古巴的武装部长）7月2日曾到过莫斯科。同月下旬，古巴港口活动明显增繁；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般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同样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乘有大批苏联技术人员。
及至8月底，在古巴的俄国人已经有五千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用防水帆布包裹着的长形管状物件。有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中之一的尾部，并且画下一张简图。同一星期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间里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奥帕洛卡接到消息说，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多半与导弹有关”的活动。这些情报，参议员基廷究竟知道多少，不得而知；可是那个月，他在一连串的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苏联正在集结军力。10月10日，他说，他从“百分之百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那个岛上正在建造六个远中程导弹发射场。
政府表示怀疑。苏联人从不曾在其他国家设置过导弹，即便在通过《华沙条约》受他们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里，也没设置过。在铁幕的两边谁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个不稳定的领导人，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把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承认古巴是苏联集团的一员，尽管卡斯特罗自己已经这么说了。古巴离苏联遥远；美国能够迅速地截断它们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还有一点：俄国人肯定知道，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在电视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摩根和约翰·斯卡利的采访。他们要求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就基廷所指控的问题发表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及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试图安装大规模进攻性设施、而且我认为目前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差不多也都抱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廷受了骗。古巴人的情报是著名不可靠的。毫无疑问，那些管形物件是萨姆导弹——就是曾在苏联境内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击落弗朗西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