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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觉遵守纪律，令人钦佩。哥伦比亚特区的五千九百名警察除了指挥交通，无事可干；待命的四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始终也未调入。游行队伍还在行进中，总统便接见了他们的领袖，其中包括金、伦道大、鲁毖、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他对示威队伍的“巨大的热情和严肃的纪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以后，总统继续在电视中观看游行。接着便是最令人难忘的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塔前讲话：“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的山丘上，从前的奴隶的儿子和从前的奴隶主的儿子将会象兄弟般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州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再说说你还有什么希望！”高兴的听众喊道。然而，另有一些美国人是不高兴的。那些罗斯福所创立的民主联盟的柱石，北部城市里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选区的领袖人物，现在感到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和意人利人，他们在三年以前的选举中使肯尼迪获得巨大胜利，全是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从下层爬上来的。他们因而认为黑人也应如此。他们指出，有一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却使自己的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去，而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有一些叫得很响的自由派私下却在反对他们那个学校或地区的黑人。路·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引起四百多万民主党人的不满。自然，在南部，情况更坏。“踢开肯尼迪弟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稳健的北卡罗来纳州长说，如果当时举行一次选举，肯尼迪将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那里投肯尼迪票的白人选举人只有一个，他也没有后悔。
可悲的是，总的说来，这恰恰是对黑人的模范行为的反应。那些对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本领感到反感，又认为詹姆士·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马上碰到有一件要使他们感到震惊的事了。原来那些他们认为傲慢无礼的黑人，却被某些黑人群众叫作汤姆叔叙【美国女作家斯托所著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后被用作为软弱的黑人的代称。——译者】。在哈莱姆，青年黑人向金投掷鸡蛋，在芝加哥，他们对梅雷迪思起哄。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汉默德，因为这些人鼓吹白种人生来就坏，斥责非暴力主义是件蠢事。“非暴力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使三K党不用易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如果他们能使白人公民员会不用暴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不是非暴力的，那任何人也不用来对我讲什么非暴力那一套。”
第一个和这种新黑人打交道的政府人物是罗伯特·肯尼迪。詹姆士·鲍德温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那篇文章中，鲍德温写到黑人过去所遭受的：
『……绞杀、火烧、拷打、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耻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惧；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为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不值得，为自己妻子、亲属和子女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但是他却不能保护她们；狂怒、仇恨和谋杀，他对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转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因而使一切爱情、一切信任、一切欢乐都成为不可能。』
鲍德温相信，“白人解放的代价是黑人的解放，”同时，他引证一段黑人圣歌：“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一见鲍德温。马歇尔转达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们两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谈话不多，但颇为亲切，肯尼迪建议第二天在纽约他父亲的曼哈顿公寓里继续商谈，让伯克·马歇尔也参加。他们希望知道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的意见，并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来参加会谈。鲍德温说，他将要把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经挨过打，坐过牢的二十四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杰罗姆·史密斯都带来一起会谈。肯尼迪打算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象他和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进行过的讨论一样。可是一上来他便听到了史密斯的长篇激烈演说，他还说和罗伯特·肯尼迪一起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就使他感到作呕。自此以后，会谈的气氛便开始恶化了。
肯尼迪试图说明，政府已经作了些什么，现在正在作什么，新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一些。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法案咨文已经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所以在亚拉巴马州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白人被刀子扎死了，马歇尔争辩说，他曾经和马丁·路德·金商量过，他们听了却哄堂大笑。这样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罗伯特说，“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里。”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大发议论，痛骂一顿。有些人哭着走出了房间。在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黑人说，他将不再为美国打仗了，鲍勃质问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那青年人还坚持他原来的说法。
巧的是，鲍勃到纽约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和几家大百货店老板商量如何结束他们的南部分店的种族歧视。而这一点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兴趣，要是换一个司法部长可能从此不再管他们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是这样。当时他很生气；回到华盛顿后，他重复念叨着关于拒绝保卫国家的那句话，他深为不解地自问，“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过他的经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样了。”他开始真心转变过来支持这个运动，他认识到，这样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其后果真的会是“下一次将是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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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总统满四十六岁了。他的手下人员计划好为他举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会，借口是情况汇报室有一个保密电话在等着他，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列很大意外，当麦克·邦迪引着他住白宫餐厅走去时，他早已满脸是笑容了。司仪皮埃尔·塞林格递给他一篇发言稿。“我们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写发官稿的，总统先生，”他说，“但这里是一位代笔写的发言稿，我们希望听你照着讲一讲。”稿子的开头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生了一个孩子……”肯尼迪按过一个卫星模型，上面附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希望你一路顺风，巴里。”由于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杰基存心戏弄她的丈夫，特意赠给他一大筐枯草，并在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的真正占草，白宫历史学会赠。”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乘坐总统的游艇“霍尼·菲茨”号在波托马克河巡弋。
这是肯尼迪政权的极盛时期，但是他们当时并不如道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在白宫呆五年，到总统离开白宫时，他计划在华盛顿创办一份报纸。它将是不同一般的报纸；全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会愿意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那时都还不到为将来作打算的年龄。年轻仍然是政府中人员谈得最多的一个向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正是当时所谓“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杰基、艾塞尔和琼，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在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中成了常见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这些高级官员却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开外的人。而这却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队一样使年轻的美国人想到这位总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总统。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拥护他的选民，其中有知识界。在他担任哈佛大学董事会董事六年任期届满时，他在行政大楼邀请知名的哈佛人士举行了一次不请女客的庆祝宴会。但是，即使在那种场合，他也没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请你们来白宫赴宴很不容易，因为你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里参加不请女客的宴会的次数都比我要多。”
象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的威望也是时高时低的。1962年导弹危机以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拥护他；在后来的十个月中，这个数字先降到百分之六十一，后来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九。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和俄国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曲线又上升了。他事先预见到这一点。他相信，右派势力错误地理解了国民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谓的大学生转向保守的情况。他们认为，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试向题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千百万人的声音，他说，“我不能肯定说缓和紧张局势一定是件好事；”他们还认为，爱德华·特勒在那次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惊恐情绪：“如果你们批准了这项条约……你们就是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安全。”肯尼迪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在盐湖城——这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当他在演说中间，丢开讲稿，谈到他因签订了禁试条约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对朋友们说，这个条约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因此他在明年竞选中输给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即将出现的缓和，现在已明确无疑地看到了迹象。由于俄国人已在古巴终于接受了检查导弹发射场的原则，禁试条约才有了签订的可能，在它签订后，肯尼迪也才有可能听到全国表示赞同的呼声。全世界早已不再听到苏联的三驾马车的主张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经减少了单独签订一项对德和约的需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