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庭艳不满的那些官员，对副总统也很不满，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们是谁，长期以来，他早已开始鄙视他们和他们干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和巡逻舰109号领带别针。在别的问题上，约翰逊是很佩服肯尼迪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然。
西贡的人却和约翰逊的着法不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首都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投撒五彩碎纸，洛奇成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受到欢呼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而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却高涨起来了。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去处理它了。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所说：
『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佳，并且日益在恶化，知道他马上要去处理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向题，但他觉得他能够处理得了，有时间处理它，而且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来推动他手下的人；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推力。当时是1963年的年底，而既然1964年是一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作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如果越南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
11月3日，他召集他的主要战略家为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开了一次会。那个星期三傍晚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他们一致认为大有希望取得对戈德华特的压倒的胜利。经济日益繁荣。从他就职以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已增长了一千亿美元；这增长率大于俄国或欧洲。巨大的土星火箭将于下月发射，终于使美国在载人星际飞行竞赛方面赶在苏联前头。除越南外，世界平静无事，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那边的情况，总统打电报给洛奇大使要他回国作一次长谈，洛奇回答说，他正在作准备，尽快离开西贡。可能在11月21日星期四那天动身。
1963年11月22日上午9点零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是代表百事可乐公司的一个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登上了美国肮空公司82次班机去纽约，这和肯尼迪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到达那里只相差两个半小时。尼克松先生两天来一直在参加百事可乐装瓶商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他刚刚开始在学习如何充当大公司法律顾问的窍门。在上星期五他还刚刚提出申请加入纽约州律师公会，他的律师牌子也还没有挂在事务所门上，因为他要到1964年元且才能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估计他可能要比较长期地留在那个事务所里。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曾谈到尼克松当选为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话所以还有人记得主要是因为这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式口气的话，他说：“如果出现这种僵局，我认为他是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洽的可能人选之一，因为他毕竟还算得上是很有知识，很有勇气的一种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艾克的话。美国广播公司就肯定不同意。该公司不仅把一篇关于他的广播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这个一年前便已录制成的节目所穿插的内容中还有记者访问阿尔杰·希斯的谈话。有两个公司因此想取消它们与美国广播公司订的广告合同，但联邦电讯委员会的主席牛顿·米诺冷冷地驳回了它们，他说广播必须摆脱“少数那些力图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能力的可怕的广告商”的检查。肯尼迪总统说他同意这个说法。那时正是已趋衰微的贵族派的黄金时代。
在82次班机上，一个女乘务员递给她的贵客一批期刊，如果有人能够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那个不幸的星期五去，他一定会注意到美国当时情况和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是：可看的杂志比现在多，那时《展望》杂志、《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都还颇有生气，办得不错，在报摊上都有出售（不过，在报纸方面，销路己经开始减退了，刚在四个星期之前，10月16日那天，《纽约镜报》就停刊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有一百六十三种杂志和一百六十份日报，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顿新闻报》，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选择《时代》杂志来看着，因为他知道其中必有关于他的报道。第一版新闻中就刊有他的一张姿态随便的照片——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在随同照片刊出的访问记中，记者引述了他关于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谈话：“如果越南战争打得不好，明年越南便可能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不会如此。我觉得奇怪，我们就会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可是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一家人，我们竟连表示同情的起码礼节都不懂。”
从不奉承共产党人的巴里·戈德华特在争取196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喊少了获胜的机会。戈德华特在那个11月的第三周里，由于他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的一次宴会上的一番话，而在他的一个当然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派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千零二十六天的浪费的开支、一厢情愿的空想、无理的干涉、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日益低落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向肯尼迪凶猛进攻时，记者们就要求总统给予回答。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很显然他对将来同戈德华特竞选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次为他竞选的重要人物中将有总统夫人在内。特工人员希望肯尼迪夫人能戏说她的丈夫在稠密的人群中要小心一些。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工人员的劝告，吩咐他的司机离开护卫他的摩托车队，绕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当总统的轿车在红灯前停下来时，一个业余摄影者突然冲过来，向肯尼迪车座这边拍了一张镁光照。一位纽约警官告诉记者们说，“要是她是一个刺客，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技术革新年。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波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底特律秋季汽车式样的特色是漂充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窗，特别惹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一类邮资从四分涨至五分，并忽然提出用号码代表邮区的制度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十分不满。白宫的电话号码从“国家8－1414”改为456－1414，是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在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图上，已改为长途电话直接拨号区域象一个大肿瘤在迅速扩散。1963年，贝尔系统使用长途直拨电话的用户已达百分之四十四点二。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展出了人像纸样，上面有这样的词句：“我是一个人——请不要摺叠、拉长或截短。”
“巴比”玩偶的销售额在1963年又达到了最初达到的高峰，巴比在两年前已经有了一位名叫肯的男朋友，现在又有了她的“最好的好朋友”米奇。（巴比的“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在1968年以前还不会在马泰尔玩具店里出现。在1963年黑美人和黑人权力一样，还有待于发现。）真人大小的女玩偶究竟应该做成什么样子，还是当时玩具制造商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父母反对巴比的结实的小乳房。公众对这类事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关于婚前与人性交问题，一般人仍然认为“好姑娘都不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对“大学女生性活动”进行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姑娘都是干的。
美国大学生的母亲们很少知道她们的有些女儿是多么随便就跟人睡觉。后来做父母的将会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对男女合用的宿舍楼，而结果却为大学校园生活中更意想不到的事实吓回去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报告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它说，花柳病现己严重地危害着女大学生的健康。混合宿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但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一解决办法。而在1963年这还是属子未来的事。《花花公子》那时平均每周收到五十封年轻妇女的申请书，希望把她们的裸体照片刊登在它的折叠扉试里，而根据编辑们的判断，她们也确有资格入选，然而，即使《花花公子》在公众舆论面前，也不得不注意看看风色。比如说，它不敢公开拍出那些游伴的阴毛。（可是，1963年它刊出一张赤裸上身的照片确实掀起一场极大的风波，因为那模特儿几乎非常逼真地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赤裸裸的色情文学当时还不流行，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决《范尼·希尔》内容诲淫而加以禁止了。法庭的裁判说，“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但决不能因此就可以容许它散播淫秽。肮脏的东西即使用最漂亮的东西包裹起来也仍是肮脏的。”回想到十年后一跃而成为影片“咽喉深处”中的超级影星的琳达·洛夫莱斯在当时还只不过是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地方的一个最爱咂棒糖的十二岁的女孩子，真令人吃惊。
尚未见之于新闻报道的人还有格济里亚·斯坦内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都是后来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家。——译者】和当时全国照像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神秘》那时才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才刚刚在子宫中受孕——这是打比方来说。那年11月22日的一期《时代》报道说，“目前，没有谁比那稳定的象任——那些孩子已经十来岁，丈夫混得相当不错的四十多岁的主妇们——更大喊大叫地表示不满了。”但是用七十年代初期的噪音计来测量，她们的声音几乎低得测不到了。七女大联合会决定为一些“准备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念过大学的妇女开办一些职业训练班，结果仅有五十个妇女参加。她们谁也没有说男人是猪。所学职业范围主要限于教育、图书馆学、社会工作和宣传联络——这最后一项被视为是一个突破——等方面的工作。七女大联合会的干事安妮·克罗宁实际调查了男人们对于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姊妹失败后表现出来的自卫态度如何想法的问题。她对一个记者说，“只有一两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又去从事职业生涯感到有些恼火。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很严肃而且通情达理的。我们并没有折散自己能够维持下去的任何家庭。”
妇女服装的式样并不是很大胆，或很先进的。那时还没有配长裤的妇女服装，甚至飞机上的女服务员也无此装束。时髦式样是看杰奎琳·肯尼迪而定的——圆顶帽，尖头细高跟鞋，头发的长度仅及耳下，微微卷曲蓬起。裙子刚过膝盖；没有腰身的紧身套衣很流行。这一切都是非常女性气。男人至上的风气极盛。没有人对卡莱·格伦和默娜·洛伊在晚场成人电形“布兰丁斯先生修建他的梦中金屋”中的表演表示抗议——也没有人想知道布兰丁斯夫人在她的梦中金屋中可能要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特写中却把她1936年绕世界一周之举说成是新闻界的噱头，竟公然说：“多萝西倒底是个女人，是后来才参加的。”1963年夏，伊恩·弗莱明的《那个爱我的间谍》出版了平装本。
1963年11月的第三周，《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气氛的报道。报道中谈到学生报纸编辑们普通感到他们的同学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一心只想事业成就，他们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远不如对生活保障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关心。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最流行的东西是“人猿泰山”电影。芝加哥大学正设法想恢复足球游戏。康纳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刚进行过一次三十小时的触身法足球赛；最后的比分是664比538。路昌斯安那州立大学女学生对男生宿舍进行了一次“抢裤衩行动”——当然，所有大学宿舍都是男女分开的。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一向带头的伯克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