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进行了一次“抢裤衩行动”——当然，所有大学宿舍都是男女分开的。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一向带头的伯克利的大学生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物。可是他们也并未为此坚持到底；这要求当然可以商谈，但结果实际上未予理睬。
“卡姆洛特”1963年1月在百老汇结束演出。“汤姆·琼斯”作为本年度最佳影片获得电影学会奖。西德尼·波伊蒂尔以其在“野百合花”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以她在“赫德”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女演员。1963年11月对观众有吸引力的影片是“玛丽，玛丽“和”这是一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为观众所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基尔德尔博士”、“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贝佛利的乡下佬”和“朦胧地带”。全国广播公司排在11月25日播放的星期一电影（后来没有播放）是“雨中歌唱”。
据《广告时代》的哈里·麦克马汉说，那一年最行时的是埃杰克斯的白骑士和白龙卷凤（洗刷得象经过白龙卷风一样干净！）的广告节目。皮尔斯啤酒公司的广告节目是“伯特和哈里的归来”。马克斯韦尔速溶咖啡的节目是“一杯和半杯”。雪佛莱汽车的广告节目中有一辆汽车行驶在威尼斯运河水面上，赫茨公司的广告节目中则出现了把人抛进篷车里去的场面。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来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吹起神龙”和“在风中狂吹”。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像》、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危姆斯·米切纳的《大车队》和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事件》。畅销的非小说作品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是大火》、引起生态学运动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两部将受到即将到来的那个周未的事件的影响的作品，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死亡方式》和维克托·拉斯基的《肯尼迪：其人与其神话》。其中前面的一部由于读过该书的罗伯特·肯尼迪按照该书为他哥哥选择棺材而具有某种历史意义。至于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首位的拉斯基的那本书完全是诽谤性作品，所以后来被出版商从书店里抽回去了。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名列大学足球队的首位。那个季节达雷尔·罗亚尔球队的奇迹是一个名叫托尼·克罗斯比的光脚的射门手。肯尼迪总统飞到达拉斯去之前的那个周末，克罗斯比在离球门四十二码处射入一球，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吉米·布朗正处于最盛时期，在全国足球联赛结束时，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决一雌雄。芝加哥队后来以十四比十赢得冠军。在美国足球联赛的决赛中，圣地亚哥冲锋队以五十一比十击败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大赛。在曲棍球方面，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底特律红翼队中的戈尔蒂·豪。他在参加过一千一百三十二次曲棍球赛，打掉牙齿十二只，因受伤共缝过三百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队比赛中又射进了他的第五百四十五个球；这可是创纪录的。在篮球方面，波士顿的凯尔特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球赛季节结束后已不再参加比赛了，因此，凯尔特队已被看作是不堪一击了，但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时，1963年的球赛季节开始已有两个月了，而凯尔特队却仅仅输了一次——只差一分。最大原因是依靠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六英尺十英寸）。
尚未在那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人民公园，美莱、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阿蒂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虽然水门的办公住家两用建筑在华盛顿国务院旁已在修建之中；肯尼迪总统的出殡队伍也要在它前面经过。梣树岭是旧金山的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这个后来人们称之为哈特的人谁也不熟悉这样一些“嬉皮士”用语：如freak out（吸毒避世）、superstar（超级明星）、mind…blowing（动人心弦）、bummer（瘾游）、joints（大麻香烟）、turnon（刺激）、turn in（上床）、rip off（偷窃）、drop out（退学）、mune（群居村）、horse（恶作剧）、crash（临时睡觉处）、steam（气力）、zonked（陶醉的）、be…in（聚游会）、flower power（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trash（捣毁）、guerrila theater（游击活动）……（略）。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它的伦敦分社发来的消息，谈到“现在英国有四个流行歌曲男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极受欢迎，是青少年闹事起哄的原因。”他们就是披头士乐队。1963年11月，他们取道前来美国，而他们的头三支流行歌曲的唱片：“她爱你”，“我要捏你的手”和“站在那边”，却已先在美国流传开了。
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说，发动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希望撤换哈金斯将军，但五角大楼表示深信哈金斯会实现他的打败越共的诺言的。任何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越南找到军事解决办法的看法，都受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的反驳。他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地方举行的一次商会会议上说，美国拥有无比的杀伤力量，任何人敢于和它抗衡都将是自取灭亡。
法国大使夫人尼古尔·阿尔芳德的照片刊在11月22日《时代》的封面。吉米·霍法己受到控告。夏尔·戴高乐投票否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了一个大陪审团的裁决，认为最近由于詹姆斯·梅雷迪思被批准进入奥克斯福德的州立大学而引起的骚乱应由联邦政府负责。在摄制影片“克利奥帕特拉”时互相爱上的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正设法摆脱各自原来的配偶，计划早日结婚。名画《蒙娜·丽莎》在重重警卫下在美国展出。
1963年，美国人口有一亿八千九百二十四万二千人（到1973年将有二亿零九百万人），其中就业的为七千万人（1973年将为八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人）。百分之五是失业者。美国的人口中心五十年代向西移动了五十七英里，到了位于伊利诺州的萨勒姆以东四英里之处，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重要的经历了。由于有大量战时出生的婴儿，平均年龄为二十九岁半。
有组织的劳工数字的变化颇令人吃惊：从1960年到1962年，工会会员减少了五十万左右。参加工会的工人由1955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降到1962年的二十二点二，一向并不反对工会组织的默里·肯普顿已开始在议论说，工会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还能记得三十年代那些英勇的罢工活动的工人己越来越少了。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战胜日本以后的年代里，蓝领工人的人数己减少了四百万，而白领工人——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办事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千万。
而且，1963年11月时的蓝领工人，在他的三十年代受压迫的父辈眼里，几乎不可能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工人了。1963年6月，每周工作稍多于四十小时的普通生产工人的周工资超过一百元——等于萧条时期同类工作的工资的四倍。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每年收入在七千元以上。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者”这个词几乎己从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认为物价在上升，但实际上升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到肯尼迪总统末期，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达一年三百九十亿元。
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1900年时，适龄的美国青年只有百分之四能进人高等院校肆业。1957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二；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为百分之四十，而在他逝世时则为百分之五十。据安德会·哈克计算，现在全部美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地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它的价值观、就是一度属于一个人数不多、颇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美国的社论作家对西德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经济奇迹正在国内出现。有些数字足以说明其规模。现在美国百万富翁有将近九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二万七千人——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千人的速度在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已从一百二十亿元跃增至八百亿元。通用汽车公司这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能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西德1964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前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后者为一千亿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额己从四百六十亿元增至四千一百一十亿元；华尔街的宣传联络人员热烈地谈到“人民的资本主义”，他们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的各种股票是属于大约二千万美国人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幸事。有些人，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利润的分配应予改变，但是实际上也不否认经济上的富足只会是好事。伦尼·布鲁斯在1963年不过是一个走在法律放宽之前一步的猥亵的滑稽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一个无籍籍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认为美国所受威胁并非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工业技术和美国一切机构的过于庞大——认为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无比庞大纯粹是一种肥胖症——这种看法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派仍然极其相信政府机构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火的新闻是变革。”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流动性日剧的美国社会更明显的了。由于南部黑人普遍相信在北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革新，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大移民在战后年代中仍然继续着。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
在国内，道·琼斯公司统计的工业平均数徘徊于732左右。一个天主教主教把不服从教会取消种族隔离的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逐出了教会。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关于贝里根兄弟俩神父的事。另一些在新闻报道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吉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鲁、阿奇·本克、迈拉·布里根里奇，还有当时在巴尔的摩县任职的斯皮罗·阿格纽——这一职务任期四年，而他当时还不过在他的第二年任上。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耶稣颓废派、“尘世总录”、“爹”、“螺丝钉”、“金钱”、热裤、水床、“芝麻街”、“恋爱故事”、黑人解放军或同性恋爱自由解放运动等。
1963年11月号《读者文摘》转载《家政》杂志的一篇文章，预示了未来：“安眠药丸和兴奋药丸——便用时要极度小心！”在《纽约时报杂志》1963年11月24日那注定很少有人阅读的一期上，玛丽·安妮·吉塔分析了十来岁孩子的俚语中的某些新词：ratfink（讨厌的人）、triple rat fink（特别讨厌的人）、real blast（一个出色的社交会）、fake out（骗取）、the straight skinnies（赤身裸体）、hung up（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