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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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qi書網…奇书。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见，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发动反战活动的时候，这样来使那类反战活动不致成为头版新闻。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不只是美国的大学生能够召集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跟他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
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