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生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幸福》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时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咀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青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做小约翰·B。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共和党人硬说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征税再征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七十年代的角度看来，罗斯福当时对黑人那么有号召力，可能令人费解。因为黑人不得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农业调整管理局实行了减少农产品的政策，弄得黑人在许多农场里呆不下去；在南方各州执行新政计划的南方民主党人又使他们遭到形式与前不同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管理局一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定下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温泉火车站，“有色人种”另有指定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房。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新政派并不热心。1934年路易斯·豪就把一份这样的法案束之高阁，他的批语是：“目前不宜提出，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罗斯福占了便宜，主要是与胡佛相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就称胡佛是“纯白种白宫的主人”。（胡佛在总统府居住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跟两个黑人门房说过话。）共和党人依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可是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黑人要逃脱的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仗义执言，起了不少作用：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饭厅里实行的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参加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兴办署是招雇黑人的，实行社会保险也无黑人白人之分。霍华德大学得到一笔三百万元的政府补助，救济事业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有三十万成年黑人靠新政的推广教育紧急计划学会读书识字。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先前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也得不到呢。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反对他的集团。在第二个一百天将满的时候，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同盟，汤森派，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给人乱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追随者，休伊·朗格的“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格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理·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要花的钱多半是自由同盟出的。他们的群众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后来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初期支待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后来任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席。——译者】，在六十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反动政客，多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副总统，因偷税漏税被迫辞职。——译者】。
在新政第二个一百天期间，反罗派取得了两次胜利，都是利用正在得势的孤立主义取得的。虽然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不愿手脚受到约束，可是反对派在国会拚命活动，结果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规定总统要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准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出事由自己负责。这个法令立即应用于埃塞俄比亚战争【那时埃赛俄比亚被意大利侵略，但是不能从美国买军火。——译者】。第二件事是驳回了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要求美国遵守世界法庭判决的请求。在参议院里，朗格取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也跟赫斯特报系以及库格林神父一起参加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大言不惭说，国会拒绝支持世界法庭是他个人的胜利，鉴于那时估计他的听众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之多，他这话无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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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格林神父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以操纵宣传工具的本领而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利用了当时人们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好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想望寻求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假如这位神父生在三十年后，他一定会成为电视讲话节目里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或是麦迪逊大道某一家广告行的财务主任【这所谓“财务主任”并不是管帐的，而是拉生意的：略等于“宣传科长”。】，因为他是天生的商品推销员，几乎什么东西，他都能推销出去。可惜他所要推销的偏偏是仇恨。
库格林神父当时四十五岁，是一个身材高大、油腔滑调、修饰整洁、目戴眼镜、声如风琴的加拿大人。1926年，底特律市首次听到他那悦耳的嗓音。那时三K党放火烧掉他那坐落在底特律市郊王家橡树的教堂（后来他对三K党倒很客气）。当地的WJR电台经理在震惊之下建议神父在电台上连续讲道，请听众捐款另建新教堂。到1930年底，库格林已搞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十七个电台同时厂播他的节目，叫做“小花朵的黄金时刻”，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六时至七时在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各地的广大听众不仅能听到这位广播神父的华丽词藻和高谈阔论，而且只要捐一点钱，还可以得到一件神圣纪念品。钱一寄出，就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印有“小花朵广播联谊会“字样，附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随函奉上耶稣受难铸像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已经说过，这个纪念品跟真十字架接触过……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信通知。』
库格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三个月之后，平均每周就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二万元以下的捐款。如果哪一次广播特别受欢迎，来信甚至超过一百万封，要用一百五十个办事员点钞票，叠零钱。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那被毁的教堂早已重建起来（雇用的是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教堂高达七层，顶部是一个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在王家橡树全区都能望见，到了晚上，好些辉煌夺目的聚光灯照射在塔面那个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雕像底下只刻着一个字：“慈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不过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慈爱耶稣受难塔使底特律市许多居民想起一个贮藏青饲料的筒仓”，它就把设计师叫做“筒仓查理”。库格林恶狠狠地回答说，《时代》周刊把基督受难纪念堂竟说成了‘饲料筒仓’，这是间接地侮辱了基督，饶恕不得。照《时代》周刊的说法，我们这些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那里得到精神粮食的旧教徒和新教徒岂非都是些牲畜，只要吃饱了青饲料就十分满足了吗？《时代》周刊登出了这样十分下流的文章有渎神明。”
从慈爱受难塔的边上望出去，面容痛苦的耶稣看到的景象真是无奇不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挂的大招牌叫“圣殿超级服务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夹肠面包摊”。教堂里还有其他小贩叫卖别的货品：印上筒仓查理照像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祝福”的耶稣受难铸像、《圣经》反犹小册子、布鲁克林区的《圣训报》、在1934年以后还有一堆堆的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这个杂志在最畅销时曾在美国两千个教堂同时出售）。前来瞻仰的人都要保持肃静——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不是的，这是因为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上，那位广播神父正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掌抚摸着一只丹麦种大狗，煞费心思地写他那每周一篇的布道稿。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参观者全都懂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于他容易引起争论而不肯再广播他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搞了个广播网，有六十多个电台，经费全由忠实信徒捐赠。他的信徒之多，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空前的。《幸福》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吸引的听众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曼珠博士》和埃德·温还多。他每周都收到大量的银币，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投机商。在星期天广播节目里，他把白银叫做“基督教徒的金属”。他接受拜谒，俨如教皇；有时他还赏脸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在尽力斡旋，看库格林和总统是否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俩没有意见相同之处。库格林神父起初支持过罗斯福。他在1932年提出的口号是：“要不选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迟至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希波德罗姆剧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新政的政纲就是基督的政纲”。提出这个保证未免太轻率了。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事吧：他现在拥有五十万盎司的白银，可是总统对白银集团并不打算采取通融的态度。财政部长向报界宣布了白银投机商的名单，其中库格林的私人秘书名列首位，这使这位广播神父觉得十分丢脸。这个难关他本来有办法渡过，因为继伍丁之后当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可以把新部长说成是“基督教徒的金属”的天生敌人。但是他若不制造新的惊人事件，广播的听众就会减少，所以这位广播神父只好走极端。这样一来，当然不能不与在政治上据中心地位的总统为敌。
库格林的力量越增长，这种敌意就越加甚。他所组织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七百五十万盟员，那些好斗分子还组成了不少打手队，（《社会正义》杂志所谓“小队”），每队三十五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们最爱使用的肇事方法是，碰到已知是犹太人或看来象是犹太人的就向他兜售这本杂志，对方如不肯买，就突然动手揍他。在时报广场的内迪克橙汁分销站前面，他们已多次使用这个方法，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血统的警察是崇拜这位广播神父的。与此同时，库格林又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