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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过去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性病的传染已经消灭。（这十年的后期，由于乱搞男女关系重新风行，性病再次出现，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公开这样写着。性交很舒服，他们也就经常干。现在反正有药丸，避孕套和各种用于子宫内的子宫环，子宫帽等作保护。
六十年代后期，打胎已极容易，女孩子于是感到更安全了。但避孕方法的改善对于失足者人数的增长并无责任。这情况早己出现。在1940年到1960年期间，非婚生育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这些妈妈中有百分之四十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赫钦格夫妇调查，在某些特殊的社会中，一个女孩子在她过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就一定得和她的男朋友性交，如果她拒绝，她就会被人看不起。奥克兰有一所中学，女生怀孕的太多，学技只得同意她们都回去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阔人区的一家医院报道说：未婚母亲的数字在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一，《纽约时报》更引述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的话，说女孩子怀孕“一度是大学里的间题，现在在高中或初中也成向题了。”纽约一个初级中学在一年里发现了二百四十起怀孕事件。1961－1962年的冬天开始普遮使用避孕药，到了1967年女学生生下私生子的数目才逐渐下降了。但是决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性交活动不那么流行了。
色情充斥的美国文化现状无疑应对婚前和婚外乱交活动的增加负责。色情无处不存在——平装书的书架上，电视屏幕上、广告中、杂志里、流行歌曲里、戏剧，音乐以及日常谈话中都有。据贝蒂·弗里登说，某一心理研究机构发视在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中涉及到性向题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纽约时报书评》注意到兽与人的“爱情”故事已十分流行。邮局因递送色情作品而收到的抗议信在六年中增加了一倍，1965年是十三万封。
“应先作好准备！”在一张招贴画上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女孩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大笑着说。童子军总部要求赔偿名誉，法院对这个案件根本不受理。“使用避孕药物：这样就不用怕贴得太近了”，这是一份“计划做父母”的广告中的话。曼哈饭最大的旅馆，纽约希尔顿旅馆按小时出租房间。性生活失意的人（或夫妻）拿着《星期六评论》或地下报纸中的个人广告到处去寻求新的对手。谁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夫妻交换会的主要活动地点；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的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便和谁一块儿去睡觉。
年轻人说，如果中年人可以互换老婆玩玩，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先试试老婆的好坏？有些地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考虑到有些诱惑的可怕作用，便试图依靠地方自作的规定来防止这种性泛滥。有一个时候，在公共海滩上游泳的妇女所穿的游泳裤必须把两边屁股各包二英寸。不久，肯尼迪的寡妻在一张照片中却只穿一身三点游泳衣，这规定便立即被打破了。此外还有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女生说：“从没有一个人说‘不干’的。”那么多人一说就行，大学女生却还有三分之一是处女，这也真是怪事。在有些情况下，父母实际把女儿没有性经验着作一件麻烦事，要是其他方面无问题，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的女儿保持处女身份。但在这一代人中，什么事都成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如果对性缺乏正常兴趣，就很可能是已堕入了另一种为青年人预备的圈套。她可能——在某些地方还十分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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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期化学疗法的最初发展是有益的。三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药物。接着出现了青霉素（1943年）、链霉素（1945年）、可的松（1946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年）、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年）、脊髓灰质炎菌苗（1955年）、萨宾菌苗（1960年）。以眠尔通与利眠宁为前驱的各种镇静剂，把精神病患者通常住院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初问世的时候都叫做“神效药”。有了这些药物，自从人类史早期就折磨人类的一些病害被制服了，有些还被消灭了。1959一年里，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五百七十九吨，让人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药物适应的需要。近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当夏季几个月，小儿麻痹症就使父母们感到惊恐；1952年一年，发现的病例有五万七千起。这种情况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药物革命有其阴暗的一面的最初迹象是在1962年出现的；当时有八千欧洲妇女因服用一种叫瑟利多迈德的新产品镇静剂而生出缺四肢的婴儿。幸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反对，瑟利多迈德没有获得许可在美国通用。然而，一些为了调查的目的试服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也生出了畸形的婴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美国人药柜里的药物之多是空前的。医生们这时一年要开出价值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药丸的处方，其中包括新的巴比土酸盐剂和安非他明，催眠药和抗抑郁剂。此外，还有一个巨大兴旺的黑市。每年制造的八十亿粒安非他明或叫它兴奋药九，其中约有四十亿是非法出售的。外行常把兴奋药丸和巴比土酸盐叫做“软”毒品，而把海洛英、吗啡和可卡因叫做“硬”毒品，但是药物学家深知叫法正好应当相反；旧的那些毒品使有瘾的人镇静，而新的毒品使人产生危险的和难于预料的情绪。有些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为大家所熟悉，以至于有了流行的外号。其中有“兰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黄胡蜂”（宁眠泰尔）和“兴奋丸”（巴比土酸盐加安非他明）。
新合成药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东酉最初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于1938年离析出来的，但性能尚待发规，在实脸室里搁置了五年，没有受到重视。发现它的性能是在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他开始产生各种幻觉。这引起了他的科学好奇心，于是有意地服了二百五十微克——约一粒细盐大小的量。他在日记里说明了药的作用：“我的眼晴闭着，五颜六色的、变化不定的、奇异的幻象把我惊呆了……声音被转换成了视觉感，以至于每个声调每个音响都引起相应的彩色图景，象万花筒似地变化着形态和色彩。”简单地说，他经历了一次幻游。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给LSD创造了一个新名称。他称之为psychedelic，意思是“精神扩张”。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公众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毒品。后来哈佛大学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给他们的同事、作家、艺术家、教士和自愿的囚犯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两人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辞退了，但是到这时，LSD已经有了声价。经厉一次幻游或叫入境，在大学校园里成了身份的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颇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剂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制造这种药物。密执安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这种药物。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服用的人仍然越来越多。
1966年，LSD已经家喻户晓。就连离群索居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幻游、经历幻境和精神扩张。教士和牧师举行会议，讨论LSD在宗教方面的作用。流行音乐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用电影、幻灯片和彩色闪光灯来使人联想到服用LSD时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些是伪造的——被用来吓唬那些想试试幻游的人。据说有一个服LSD过量的青年在一辆卡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驶过来的时候，用燕式跳水法跳到它的前面去。据说十几岁青少年在LSD影响之下，躺在原野上，眼睛凝视着太阳，弄得双目失明。这个说法后来有人揭发是谎言。但是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察局去自首，他说他进入LSD的幻境已经三天了。他问道，“我是不是杀了我的老婆？我是不是强奸了什么人？”结果是他被控告杀死了丈母娘。
服用者描述他们感到沮丧，甚至感到想杀人，有的则说他们是怎样变成了大乌鸦，或是变成了耶鱿基督，或是变成了六英寸高的小人。心情不安的父母向人述说他们儿女的遭遇：“我的儿子服用毒品。他跑到圣路易斯去，那里是宇宙的星占学中心。他遇见了希特勒和林肯。”还有，“我的儿子回家来过圣诞节。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他光着脚在雪地里骑他小妹妹的自行车。邻居们都把孩子们叫回家。人家都怕他。”
但是服LSD的人——他们叫它“酸剂”——描写他们的幻游却是令人心醉神迷。一个向《纽约时报杂志》投稿的人写道：“当一个人可以就坐在马路边沿上，吞下一丸药就可以一连几小时在头脑里听到奇异的音乐时，谁还需要什么爵士音乐或甚至什么啤酒？一粒优质的酸剂，价钱是五美元，花上这点钱你就能够听到上帝领唱、圣灵打鼓的宇宙交响乐。”
披头士乐队唱过“黄色的潜水艇”，意思不过是游幻境的委婉说法，另外还有一支含有LSD味道的歌曲叫“草莓田”。小学的学童回家反复唱着按“雅克兄”曲调配的词，使他们的妈妈听了感到惊讶。歌词是：
『大麻叶，大麻叶，
LSD，LSD，
大学生在制造它，
中学生在服用它，
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为什么不行？』
有时侯，好象整个一代人都在服用麻醉剂了。事实上，自己服用药品和麻醉荆引起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开头的规模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五十年代“疲塌的一代”的延续。六十年代初期，疲塌的一代移居到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一个叫做“杰斐逊飞机”的爵士乐队正在一个叫做“模式”的偏僻不出名的夜总会里演奏着最早的酸剂摇滚音乐。他们一伙以及“感激的死者”正在拉翁达受到肯·克西和他那帮“快乐的恶作剧者”的款待。拉翁达是克西的住宅，位于旧金山南五十英里的一片森林里。在这里，克西和他的“恶作剧者”请来宾们喝搀LSD的凉饮；也是在这里，克西写出了“有人飞过杜鹃巢”（1962年）和“有时有个好念头”（1964年）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面听着猛冲的、压过其他声音的酸剂摇滚舞曲，一面进行光线和色彩的试验，池们穿着奇特的服装，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美国每一处居民点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广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当时还未风行。去参加由“飞机”和“死者”乐队伴奏的舞会的人很少。大多数舞客仍然比较喜欢查理·帕克型的爵士乐。这些新音乐家画出一些招贴画，描绘LSD幻游的视觉影响。但是很少有什么人欣赏。最初他们把这些早期的精神扩张艺术的样品免费赠送，后来以一美元一张发售。《壁垒》杂志的编者曾说这些画的印刷是“大半看不清”的，但是到了1967年，某些原画在旧金山最高级的画廊里要卖到二千美元一张。
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个记者已经把这些新的放荡不羁的人命名为“嬉皮士”，这运动也己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后来更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斯顿、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都大为兴旺起来，嬉皮士飞地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等地——甚至在老挝也建立起来。到这时，嬉皮士运动的许多创始成员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讨厌那些风头主义者卖弄花哨地接见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当嬉皮士的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这个运动的著名的采访记者亨特·汤姆森说，“但是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因为各种情况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得不多，而私下里发生的又都是非法的。尽管外面知道的不多，真正的嬉皮士之年是1966年，到1967年关于它的宣传已经席卷全国了。”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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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