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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
第五部 尼克松终于上台（1969－1972年）
第三十四章 沉默的多数派的崛起
尼克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听说当选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一次就把他的内阁人选全部宣布出来，这位1968年的当选总统也决定要在电视上这样做。这一典礼是196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肖哈姆饭店的雅典娜神像厅举行的。尼克松要求每位指定的阁员由各自的妻子陪伴着出席；他解释说，忠城的伴侣应该分享这种光荣——这却激怒了女权运动者，她们说这种恩赐态度完全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新阁员的夫人们看来都对参加典礼感到高兴，但全国观众却并非如此。电视观众们觉得这三十分钟的演出十分无味——一个批评者极无礼地把它称为“政治上的‘我干什么？’节目”——多人都注意到那颗明星重复地谈到他自己。这十二位指定的内阁阁员，尼克松都说是不但了解自己的特长而且也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情况被称作是“额外一个方面的广度”，这个词儿这位当选总统用了不下十次之多。
事实上，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显然缺乏这种广度。它的成员全是富裕的、白种、男性、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其中七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过去一直是共和党选票主要来源的地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企业界人士，有三位——沃尔特·希克尔（内政部长）、温顿·布朗特（邮政总局局长）和约翰·沃尔普（运输部长）——从事建筑业。缺乏广度这一点并非全是尼克松的过错。他也曾争取多样化一些。在此以前，他还保证要组织“一个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其成员将包括“我能在国内，从政府中、从劳工界中、从所有各方面找到的最优秀的男女”。但民主党力量所在的一些主要地区不响应他的建议。例如，三个黑人，小惠特尼·扬、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和纽约公务员委员会主席厄萨·波斯顿夫人，就直率地拒绝了他。因此，他组成的是一个清一色的班子，而不是代表各个方面的。一个期刊作者评论说，尼克松的内阁“看来是用灰色的石块而不是用闪闪发光的钢和玻璃建成的”。但它的建筑师却是如此。《时代》说，“那些人着来是冷静而有能力的，但缺乏热情和才华。”然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正直。
由于象威廉·罗杰斯（国务院）、约翰·米切尔（司法部）和罗伯特·芬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等尼克松的亲密朋友出现在内阁里，人们都认为这说明尼克松有意要使他的内阁具有比约翰逊时代更大的权力。一些当时还不知道谁是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专栏作家，就曾预言过作为总统工作机构的厨房内阁不会再存在下去了。当然，对总统冷眼旁观的人承认，总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正以主要顾问的身分显露头角，据说罗杰斯正在阅读基辛格的著作。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是，尼克松的首任国务卿必须阅读基辛格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才能跟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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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白宫六个月之后，新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因为那时，字肮局根据约翰·肯尼迪的命令在八年前开始的漫长的飞向月球的航行现在达到了日的地。执行这项任务的是阿波罗十一号。它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努力的顶点——为此作出了贡献的有二万个承包商和三十万个工人——虽然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它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但它的成功不可否认是美国的一项胜利。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险在过去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今天，宇宙空间旅行的奇迹已有宇宙空间通信的奇迹作伴；电视甚至能够越过与月球之间的巨大的距离把极重要的发现立刻传达到我们家里来，使我们大家都成为直接参加者，”他所说的“大家”指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而是更多的人。看到在月球上着陆实况的是历来电视最大数量的观众，约有五亿二千八百万人。
失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的宇宙空间科学，自其十二年前的最初几次失败以来，已有长足的进展。1961年至1966年间“水星”号和“双子星座”号的十六次载人飞行已证明人能在字宙空间生活和活动，而“巡航”导弹、“月球飞船”和“观测者”号所送回的资料，证明月球表面对宇宙飞行员来说是安全的。曾经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挫折。1967年1月，阿波罗一号在其发射台上爆炸了，三个飞行员全部殉难。可是，在延搁了二十一个月之后，载人的阿波罗号的指挥舱却飞上去了，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宇航局按照一张严格的时间表办事，每两个半月发射一艘阿波罗号飞船，以期在肯尼迪于1961年5月规定的最后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在六十年代终了之前”有一个人在月球上着陆，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1969年7月16日早晨9点32分，阿波罗11号飞船连同它的三十六层楼房高的土星5号火箭在肯尼迪角的39A综合发射台发射了。在飞船上的是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两个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嗡嗡叫”奥尔德林上校和迈克尔·科林斯中校。土星号的第三级把他们送进了一条一百一十八英里高的轨道。把一切工作系统检查了两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再度发动了第三级火箭，这使他们获得了每小时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五英里的速度，脱离地球大气层向二十五万英里外的月球前进。
在离地球五万英里处，科林斯操纵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使它与称为“鹰”或简称L。M。的脆弱的登月舱正面相对。“哥伦比亚”和“鹰”互相一钩住，土星号的第三级就被抛弃了。航行的第二天，星期四，他们开动了“哥伦比亚”的发动机，使他们进人到星期六就可以在月球背面六十九英里之内的一条轨道上。在肯尼迪角时间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两个运载工具之间的管道，进人了登月舱“鹰”号，那天黄昏，宁航员们就进人了月球的重力场。这时他们离月球已不到四万四千英里，速度越来越快了。
星期六下午，他们把速度减低到每小时三千七百三十六英里，进入了绕行月球的轨道。航控台（它们与设在休斯敦的国家宇航局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联系的无线电报机）于7月20日星期日上午7点零2分钟叫醒他们，因为这一天是预定在月球上着陆的一天。在“鹰”舱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把登月舱着陆用的四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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