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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台以东六英里处就是圣巴巴拉洁白的海滨，那边的地产售价不下于二千元一平方英尺。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圣巴巴拉人所珍爱的白色的沙滩——四十英里长最高级的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粘性的原油使游艇和渔船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浮垢，只有滚烫的蒸气才能把它们擦掉。《体育画报》的一个作者报道说，水面上浮油的“厚度使得波浪都失去了原来的形态；它们不断发出咕嘟声……石油的气味跟着我穿过峡谷一直到离海一英里的家中都不消散……海潮线从空中看起来好象是用黑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宽宽的黑线”。
这个灾祸的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海洋生物的毁灭。淡菜和龙虾立即就死亡了。海豚和海狮也不见了。鹈鹕俯冲到油里去，接着就由于不能展开缠结的翅膀而沉没下去。海滩上密布着死的矶鹞、鸬鹚、海鸥、和潜鸟，它们的眼珠可怕地鼓着，它们的内脏都被石油烧毁了。奥杜邦学会说，“令人看了非常悲痛”；另一个旁观者说“这景象令人作呕。”居民们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在政府机关的四周插满了要求“取缔污染”的标语牌，并组织了一个叫做“清除石油”的生态学团体。要求赔偿的诉讼案总计达十亿美元。清理费用估计为三百万美元。
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和信件超过一万二千件。起初政府似乎还很在意。内政部宣布，今后在打到二百三十九英尺以下时，钻头外面一定附上管道，这是以前规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的钻探租约被暂时吊销了。于是，石油工业开始施加压力。因为巨大投资要受到威胁。把太平洋上将近一千平方英里水域的钻探权让出去的租约，是在一年前和十二家公司签订的，它们为取得此项权利己付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他们要求发回此项权利，9月间，尼克松政府就把它给了他们——尽管地质学家发出了严重警告，还有另一些裂缝存在，同时原来失去控制的钻井仍继续在漏油。
在一切反对环境污染运动中，年轻的参加者十分受人注目，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递送请愿书，大批大批地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去，并设立“洗刷间”来洗刷和拯教加利福尼亚的鸟类。可是他们的信念到底有多么坚定——还是只不过一时兴起提出抗议——那却是另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例如，他们虽然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但由于他们的光顾却热烈地支持另一种形式的污染：廉价饮食业。
售卖空有热量没有营养的食物的快餐摊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路旁的一项特色，到了六十年代，它们才成为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活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因而几乎使所有美国城市的郊外景色变得千篇一律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用一同名商号营业——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标记。由此而产生的有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西特哥站和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可是，如果同烤肉快餐馆和冰淇淋店比较起来，这些还算是合于传统和比较固定的。1969年转让联营权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卖麦克唐纳汉堡包的铺子（“供应已超过五十亿份”）九万六千美元，一个A&W摊三万七千美元，一个桑德斯上校的肯塔基炸子鸡摊二万四千五百美元，一个奶房皇后冰淇淋摊七千五百美元到三万美元（视所在地段而定）。另一些吸引着成百万青少年的快餐店都挂着这样一些招牌：邓金炸油饼，博南扎、哈迪、牛排王、明尼·珀尔子鸡、巴斯金一罗宾斯冰淇淋、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国际煎饼店。
如果青年人赞成这些，那他们也可能会赞成当时金融界另一种重大现象，即大联合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它的旗号下，经营着许多旅馆、汽车出租行、人寿保险公司、面包房、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一些热心政治的青年来说，大联合企业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它是和政府合同，从而也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越南战争是甚至比污染更大的敌人。在这里，反战示威者和批评他们的人双方的情绪都极为高涨，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采取了后来以此著名的立场。
那一年抗议的中心是停战。第一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事先就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它丝毫影响。”从而引起了大批的人去敲打教堂里的钟、佩戴黑臂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尤其是，在成千的美国市镇举行游行，表示一致反对卷入印度支那战争。那个星期三，在波士顿广场集中了九万名抗议者，在纽约有两万，在华盛顿有二万二千。据报道，有些大学有半数学生都参加了游行。代理校长的夫人在惠蒂尔大学点燃的火炬，要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才熄灭，该大学的最著名的男校友就是白宫的主人。
11月15日恰逢周末，称为新动员的活动已持续了三天了。这次，焦点是华盛顿。警察局估计群众有二十五万人，新动员委员会则说参加的人有八十万，确实没有办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在美国历史上肯定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由于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留在白宫通过电视看足球赛，于是头一批四万个游行者，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张写有一个越南阵亡的美国人的名字的字牌或被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单，在白宫外面走过。游行的人从阿灵顿走了四英里路到国会山来把这些名单放在几只巨大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里。
一切进行得秩序井然。陆军原来准备了九千人来控制难以驾驭的示威者，但并没有用到他们。总统助手赫伯特·克莱因和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拍等人都表杨了群众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人的意见。使这个周末美中不足的有两件很小的暴力行动：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群人袭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易皮士试图冲进司法部去。两起人都被催泪瓦斯击退了。看到这种情况，米切尔说，虽然新动员中大多数参加者都是“守法的”，但游行带来了“如此广泛的人体损伤、财产损害和街头对抗，以致我不能认为——总的说来——这些集会可以说成是和平的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同意这个说法。华盛顿并不感到意外。但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不管政府的其他人员怎么说，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对破坏法律的美国人是不会客气的。
后来将成为美国的利迪策【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庄，1942年德国法西斯强盗屠杀了该村全部居民并加以烧毁。——译者】的美莱是越南的一个座落在南海之滨的广义省的很小的村庄，它在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那个热而潮湿的早晨成为五百六十七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坟墓之前，外省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即使在当时，这个名字也是它的大多数进攻者，小威廉·卡利中尉指挥的一排人所不熟悉的。他们把它叫做粉红村，因为这个地区在头天晚上排长情况简介会上发的军事地图上染成粉红色。
卡利和他属下的人都是以小弗兰克·巴克中校之名命名的巴克特遣队的成员。巴克中校在三个月之后因所乘直升飞机坠毁而死，使他在3月16日事变中所负的责任永远弄不明白。对方有什么挑衅活动也弄不太清，这在军事法庭上得提出来。这个小队所属的美国师第十一步兵旅的查利连在越南已经呆了三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连队的一百九十个人中几乎半数已丧生于饵雷和狙击手的射击。在情况简介会上，中尉获悉美莱已被越共第四十八营所占领。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后来说，他不知道那边有妇女和孩子。他叫卡利中尉去把村子扫荡掉。卡利便把这话传达给他的所属人员。黎明时，他们搭上了直升飞机，他们的M－16型自动步枪装好了子弹，作好了准备。
着陆后，他们发现那边并没有越共，只有手无寸铁的平民，据二等兵保鲁·戴维·米德洛说，他们被美国兵赶到“象一个小岛似的”村中心来的。那是在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中尉命令他的部下射击居民。米德洛是照着做的一个。后来他说：“我向他们射出了四夹子弹——68发。我可能射死了他们十到十五个人。”站在他旁边的卡利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射击那些已被包围的人。接着，士兵们把七八个越南人使劲推迸了一个棚屋，即怨气兵所说的“窝棚”里去，随即扔进了一颗手榴弹。
第三件事是在一个L形排水沟里发生的，在佐洽亚州本宁堡的军事法庭上，这就要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那里的屠杀是以装配线上的操作方式进行的。一个步兵在本宁堡作证说：“那边有各式各样的人——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上来，然后被推进沟里，按着卡利中尉就向着沟里扫射。”另一个目击者说了排长对付一个和尚和一个婴儿的情况。这个穿着白色僧衣的和尚象在祈祷似的伸展着求乞的双手，不断地重复着说“不是越共，不是越共。”据证词说，卡利用M－16型步枪的枪托猛击和尚的嘴，接着就倒转枪“向着和尚的脸扳机射击。他的半个头都给打掉了。”至于那个婴儿，“卡利抓住他一只手臂把他夺过来，丢进那道水构，就一枪把他射死。”
据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当时“我们走遍全村，看不到一个越共。后来人们陆续从棚屋里走出来，咱们的人就把他们射倒井把棚屋焚毁，或是先放火烧棚屋，等人们逃出来时再开抢打他们。有时候他们把一群人围起来，一起把他们射死。我们整天就这样干着。”
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把这种勾当叫做“无故谋杀”，他的同伴们说，他拒绝参与此事。他说，“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肯参加。我告诉他们说，见鬼去吧，我才不干这个哩。我认为这不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在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之前，枪杀平民的勾当绝大部分已经止息，“但是，”他后来说，“有些人仍然在枪杀平民……在场地上、溪谷里和稻田里躺着大堆大堆的尸体。”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伤员——他是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而拒不参加屠杀勾当的一个土兵。
在目击者中有两个军人，他们对这事的回忆将在今后产生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三部摄影机把美莱的大屠杀拍摄了下来。一部摄影机是公家的；他把它所拍摄的交了公。其他两部是他的私人财产，因而把它们保留着。第二个军人是直升飞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空中看到了L形的水沟并提醒他的司令官注意。他后来说，“我想那里准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无法设想怎么会有那么多尸体倒在那么个水沟里。”汤普森回到那村子里，从那里救出了十六个孩子。陆军部以其“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奖给他一颗“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的迹象，说明官方警觉到美莱发生了不正常的事。十二天之后，巴克中校提出了一份战斗行动报告，把这次进攻说成是“设计周密、执行良好而且是成功的”一次进攻。用其后的国会报告的话来说，“可以合情合理地断定，美莱问题在美国师内部被掩盖起来了。”后来隔了很久，当一切掩盖手段都失败时，该师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他已任西点军校校长）降了级，而且他和副师长都受到了训斥，被褫夺了服务优异勋章。可是这在当时或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很难预见到的。那天早晨，第一个对美莱向题采取行动的人不在美莱，而且他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听到这件事。他是罗纳德·赖德诺尔，从前在夏威夷时他曾在查利连；他是从他过去的战友们那里闻悉这作屠杀案的。一年之后，赖德诺尔退伍回国，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传闻的报道，打成二十三份，分别邮寄给尼克松总统、主要的国会议员以及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他控告说，“1968年3月的某一天，在越南共和国的一个名叫‘粉红村’的村庄里，确实发生过某种相当黑暗的血腥事件。”
这信是在1969年3月29日写出的。陆军部在四星期之内对这件屠杀案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证据于8月4日被送交宪兵总监；同月，五角大楼收到了摄影师黑伯利的幻灯片。9月5日，即卡利预定退役的前一天，他被控杀死了一百零九个越南平民。被控告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包括梅迪纳，但是经过四个月的使全国人为之骇然的审讯之后被判有罪的只有卡利一个人。在该案败露之初，尼克松总统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这一事件时说，这“肯定是一次大屠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没有理由的”。他接着还说：“我们在越南争取的目标之一就是不让把一个以对平民施加暴行为政策的政府强加给越南人民。”
可是，正当卡利于1971年被宣判犯有谋杀二十二个越南人的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而总统敏锐的政治触觉很快就感觉到了。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他们或是认为这个中尉是无辜的，或是认为他只是一只替罪羊。一个评论员挖苦地说，一般人的心情是，“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他们也活该。”维京出版社宣称，它已经付出十万美元买下卡利的回忆录的版权，而在他宣判后最初三天中，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就卖出了二十万零二千张。唱片前面有一段甜蜜之极的配音，说到“有个孩子希望长大后成为一个军人，尽力为国效劳，”按下去便是歌词：
『我的名字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个军人，
我宣了誓要尽我的职责，力争上游，
但他们把我说成是一个坏蛋，
在我身上打下了烙痕，
当我们列队向前行进的时候。』
白宫报道说，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这个裁决和判刑。尼克松总统下令把卡利从本宁兵营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移送到他住的部队公寓里软禁起来。两天之后，自宫宣布说，“昨天总统作出决定，在卡利中尉案最后判决执行之前，总统要亲自复审并最后定案。”后来，尼克松改变了他的主意，但当时他似乎是要利用一个战争罪行玩弄政治手腕，中尉的起诉人奥布里·丹尼尔三世上尉愤慨地写信给总统说，他“听到你在公众一片吵嚷声中决定要干预这件诉讼案，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
※※※
五星期后，约翰·查菲海军都长宣布政府插手过问另一作战军官——“普韦布洛”号的劳埃德·布克海军中校——的案件。布克在北朝鲜代表美国正式承认进行间谍活动、表示道歉、并答应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此作为交换系件他才和他船上的全体人员获得释放，一起回到美国。甚至在他在扳门店交出这份材料时，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己说过这一承认是不真实的，他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仅仅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才签字的。”可是这个声明仍然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不快，海军建议对布克进行军法审判。查菲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中校和他手下的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