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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奸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4～45英寸，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裙边将长到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这种尺寸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则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柜里了。
倒霉的零售商说这种式样“大大失败”或“完全失败”了。有一位说它“确实损害了时装业，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欢迎”；还有一位告诉一个女记者，“我们的顾客不要这种式样……我们从来就无法把它推销出去。”然而，大规模推行长到小腿肚式样的企图，倒是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半长裙，”《纽约时报》说，“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较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特别短的短裤，照样把膝盖露出来。伯格多夫·古德曼把这种短裤叫做“凉裤”。《妇女服装日报》对于新女性的心情更为了解，称这种短裤为“热裤”，这名字就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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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约翰逊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继续着，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险恶了。大都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保持着相对的安静，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区仍有暗中杀人放火的活动。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枪杀。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种族事件中，有一个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个教堂因曾用来开人权运动的会，被人投炸弹。而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执安州高原公园、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佛罗里达州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阿里奎帕、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温泉城、密执安州鲁兹河城、伊利诺伊州凯罗，以及佐治亚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个小市镇，都发生了暴动。
在纽约，爆炸的恐吓每个月达到一千次。在为时15个月的期间，该城实际有368处发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楼男厕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参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说，他不能保证到他属下派出所来的人的安全。有些时候看来简直像已宣布到了打猎季节，林区开放一样，可以对美国警察公开放枪。联邦调查局报告说，1970年对警察的袭击有35202起——几乎是1960年的四倍——这一年的九个月之内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伏击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长说，对警察的袭击成了“实际是无日不有的事……好像从入学年龄起的每个人都在袭击警察”。费拉德尔菲亚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一群精神变态者。”奥马哈的社会治安领导人认为，“全国警察部门遭遇的问题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活动，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项迹象。我们正在把所有的情报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证明确有阴谋存在。”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执法官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互不相关和单独发生的事。”利里说。但是一般都同意当政权受到广泛攻击时，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袭击目标。照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奎因·塔姆的说法：“由于激进集团鼓励它们的成员‘打死那些猪’，对警察的袭击也就越来越厉害……那套蓝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现存权力体制的最显眼的代表。”
对现存秩序的敌视是这些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爆炸的人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当爆炸损坏了曼哈顿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器材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九号革命势力的团体承认炸药是他们所放，并指责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战争大发其财。还有些爆炸案，由于恐怖分子技术不熟，结果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个月之内，在纽约下东区一座公寓楼里私设的炸弹制造厂爆炸了，一个革命者丧了命，另一个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随者，两个黑人斗士，由于一枚炸弹在他们的汽车里过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轰动的一次爆炸灾祸所震动，死了三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牵涉到几个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是斯沃思莫尔女子大学新近的毕业生，黛安娜·奥顿和凯西·博丁是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校友，三人都是气象员派的女成员。黛安娜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的、非常有体面的伊利诺伊州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的女儿，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过这个不寻常的家族的宅第。凯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亲伦纳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主顾中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类人物；他后来还担任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凯思琳的父亲拥有一连串的广播电台。这个月他和他第二个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他不在家的时候，凯思琳在威尔克森家在曼哈顿西11街18号一座价值10万元的讲究的市内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凯西，另外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分会中的活跃分子特德·戈尔德和另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在那个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纽约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空气中微有一点即将来临的春意。隔壁属于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房子里没有人。18号看来静悄悄，但是屋里年轻的革命者却忙碌着。当时气象员派的两个流行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星期一，年轻男子之一打扮成一个教士，曾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两箱炸药。现在地下室里的临时车间到处放置着57只梯恩梯棒，另外还有摩擦带、屋顶用钉、定时装置、门铃金属线、30条爆炸引线，以及准备装炸药用的一节节铅管。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肯定有某一个人闯了祸，引起了全部的爆炸。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体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头、双手和一只脚都被炸掉了，她的躯干被屋顶用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冲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墙，把对街的许多玻璃窗都震碎了，并使相隔16座门的一个厨房都受到震动。接着，煤气总管着火了，又引起两次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房子里剩下惊呆了和流着血的凯思琳和凯西，一个全裸着，一个还穿着一点衣服。两名警察和一个退休的消防队员（约翰·尼亚里在《生活》杂志上挖苦地写道：“这两个姑娘原会叫他们‘猪’的。”）前来救出了她们，一个邻居让她们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设备，并借给她们衣服穿。然后她们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队认为煤气漏气是这次灾害的起因。后来他们发现了炸药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宣传小册子。这一来，他们就急于要讯问那两个幸存者。纽约当局得知凯西和凯思琳于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参加“气象员狂怒日”活动已受到控告，后来是被保释出来的。3月16日她们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于是联邦调查局也参加了对她们的搜捕。她们家里人说两个姑娘曾捎信回来说她们还活着，但没有谈任何其他情况。
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自曼森屠杀案以来所发生的最厉害的大规模凶杀案，被归咎于激进派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的结合。县执法官的助手们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看见蒙特雷湾上眼外科医生维克托·奥塔的价值25万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到奥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却在那里发现了外科医生、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医生的秘书的尸体。他们都被用艳丽的围巾捆着，用枪从脑后射杀。警察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下发现了一张草草书写的字条：“自本日起，不论何人……凡是滥用自然环境或加以破坏的人，均将受到处死的惩罚……我和我的同志们，自本日起将战斗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时为止。物质至上主义必须死亡，不然人类就将灭绝。”签名是塔罗特算命纸牌上的词儿：“持杖骑士、持杯骑士、持符骑士、持剑骑士。”签名者被发现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个破棚子里的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约翰·弗雷泽。弗雷泽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撞伤了头，那以后就“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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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动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岁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是黑人中产阶段家庭的女儿，她曾经是伯明翰的一个女童子军，一直到1963年9月该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个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来对社会并无不满。在布兰代斯大学她被选进了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热心钻研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学和德国当研究生，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了马尔库塞的门徒。在这里她参加了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对大学班的学生说：“政府必须推翻。”在另一次演说中她又说：“革命现在必须全力处理具体问题，不能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要解决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她参加了冲进圣迭戈校园一座大楼的行动，并因拒绝离开一个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