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患蹸H－34型直升机“赌盘二号”突然在“时报广场”降落，放了一通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无线电广播员哇里哇啦地叫着：“往里冲！往里冲！空降已成功！指挥所通知各个岗位——往里冲。发起进攻！”
警察炸开了铁门，摧毁了路障，站在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瞄准犯人开枪。清除过道的障碍用了90分钟，然后主攻力量向前挺进。“时报广场”和D区，瓦斯烟雾弥漫，很难看清情况，人质都穿着囚衣，更难辨别。后来警察坚持说，强烈的抵抗持续了大约两分半钟。一个警察说：“他们挥舞着刀子和长矛，像日本敢死队冲锋一样向我们攻过来。对这些人，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警察说：“进行抵抗的人，向我们投掷长矛和自制燃烧瓶，都给干掉了。我们击中一些挥臂正要投掷武器的人。凡是进行抵抗的，都给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抵抗，也被杀死了。零星的射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阿提卡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后来查明，警察的进攻“具有过分的缺点”，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击”。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于轻率，甚至可能出于忽视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监狱看守参与进攻，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并且至少对两起凶杀负有罪责。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些警察使用猎枪和“”号铅弹扫射，其散射范围超过30码，打中了一些“无意攻击的目标”，因而“给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质造成严重的伤亡威胁”。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泰斯大夫事后报告说：“许多暴动领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开枪打死的，有些是已经举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经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伤，或已气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动中被罪犯杀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监狱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员，总共43人。关于人质究竟是怎么死的，报道极不准确，使得重新夺回监狱后几小时内的实际情况，更为混乱不清。奥斯瓦德的一个助手说，有一个看守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里。另一个助手对记者说：“有几个人质的咽喉被割断。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们的人杀害的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名生还的看守的喉部确有伤痕。但是，次日上午法医发表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死者遭到阉割和被截肢的情况。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枪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警察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纽瓦克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次粉碎监狱暴动是，“据认为属于文明社会从未采取过的一次最残暴、最明目张胆的镇压行动”。威克后来指出，虽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条之多的罪状，却没有一个法警受到控告，尽管“有证据证明，官方人员玩忽职守、残暴凶狠、违反纪律、任意妄为——甚至公然谋杀”。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麦凯委员会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现象很普遍”。犯人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两排看守乱棒打击中间走过。受伤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疗，并立即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受伤的犯人则四个小时得不到治疗，身上拴着“囚1、囚2、囚3”字样的小牌牌。四天以后，某些犯人的家属还在急得发疯似地打听他们丈夫、儿子的死活。阿提卡监狱往往连这情况都不告诉他们。得到消息的人则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简略的电报：“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编号29533，已经死亡，尸体停放在本监狱内。”
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写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富人同饥民间鸿沟时气愤地说：“一点不错，我们是两个国家！”现在这种裂痕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一样地深邃。三年前白宫的新主人发誓要“把咱们联合在一起”。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义与宽恕、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离新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通过民意测验重新估价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从这里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组织人阿伯特·辛德林格发现，只有27％的选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当选。但是没出8月，尼克松的群众威望曲线不再下降，而渐趋平稳，接着又缓慢回升。决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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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组成，表明这个体育项目的广泛吸引力。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黑人联邦工作人员、一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几岁的少女、两名家庭妇女和两名大学生。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科恩，是美国球队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和印着和平象征的衬衫，打球时用头带扎住齐肩的长发。也许由于科恩的头带的颜色是红的，也许由于他机灵、性格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选中他来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他和他的队友愿意去红色中国做一次免费旅行吗？
队友们都很乐意——科恩同队友们商量后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好像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很快送来正式请柬。华盛顿没有反对。仅在几星期前，国务院才刚对要去人民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关人士，包括乒乓球员在内，都知道这两件事的关系并非偶合。一般认为，这是走向缓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两年前已经以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获得最后胜利而结束。当七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报道球队此行时，世界显然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显然中国人像俄国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是在把体育用于外交目的。一夜之间，乒乓球获得了新的地位。连尼克松也告诉部下说：“我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个相当不错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说，我打得相当好。”莫斯科闷闷不乐，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建议“没有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到达边境的罗湖车站，接着再通过一座上覆铅铁皮顶的桥，到达中国城镇深圳。面带笑容的中国官员，把他们领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火车。他们的第一个终点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这地名的英文名称已由Canton改为Kwangchow。在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树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还有挂着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传牌。在广州新机场，他们登上一架苏制伊柳辛－18型客机，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和毛主席语录。停机坪前悬挂煽动性标语：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不是故意对来访者的污辱。其时，毛的政府把美国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确的区别。它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但对美国政府北京广播电台则不断责骂为“嗜血成性的强盗”的阴谋集团。
经过25年的对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972年重新开始对话。图为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庆祝“上海公报”签署。
北京的4月天气，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是极尽地主之谊的。他们下榻在华贵的新侨饭店，他们受到多次设宴招待，游览了19世纪满洲皇帝的颐和园，并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表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受到1。8万名球迷兴高采烈的欢迎，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科恩跳了摇滚舞。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人依然使用原来的策略。他们不让能够彻底打败美国队的一流球队出场，只派二流运动员参加比赛，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3，5：4获胜。东道主把比赛叫做“友谊赛”。不过，这还不是最动人的友好之举。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铺着红地毯的客厅里会见了中国的这些乒乓球客人。美国队并不是那个星期惟一来访的乒乓球队，按照中国仪礼，会见严格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所以周恩来会见美国运动员之前，先会见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运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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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国家，当时世界上400多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美国就握有350亿。战后金融结构，在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下来，规定黄金和美元将作为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一切主要国家货币的储备。由于没有充足的黄金支持预期的外贸流量，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就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之间支付债务两者均可使用。美国保证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回收现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国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货币的价值。当时这是行得通的。贸易繁荣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同美国的贸易变成出超——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超过从美国的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储备，再发行新的货币。
由于美国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较穷，于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帮助匮乏的国家。这没有关系，因为美元有的是。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和欧洲商业的复兴。到1961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70亿美元；1962年，降到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