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整页酷似休斯的笔迹的文字来。那时节，报纸上正有许多关于这位企业界巨头的报道，特别谈了许多关于他行动诡秘的消息。一些作者提出，他甚至可能已经死了，而外界的人无从知道。这便使欧文想到，搞一本自称得到休斯许可出版的回忆录或许不会被休斯戳穿，特别是他可能已经入土了。他说服了住在邻近马略尔卡岛上同样以卖文为生的理查德·萨斯坎德同他合作。后来，这两人的姓名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相片登在全世界报刊的头版上——欧文，身材高大、健壮漂亮；萨斯坎德，如一友人所说，“是个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大肉堆”。他们的模样终于成为文字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象征。可是，开初他们两人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编辑们的眼里，一个是虽无才华却可信赖的作者，另一个是他的勤奋的研究人员。编辑们无从知道欧文已说好同他的合作者分赃，75％归他本人，25％归萨斯坎德。第三个参与密谋的人，是欧文的妻子伊迪丝，她是一个漂亮的瑞士画家，是欧文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耍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花招，先转给他们几封看来像霍华德·休斯手迹的亲笔信，在信中这位亿万富翁表示对合作写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到了适当的时候，更寄去了一份有休斯签名的合同，其中第22款规定：“出版者同意，在他接受符合要求的全书手稿后30天内，对该书不做广告、不推销、不出售。”以25万元的代价取得最先连载权的《生活》杂志，也同意不声张此事。出版者为小心起见也采取了看来很合理的措施，他把那所谓休斯手迹的一部分交给一位专家鉴定，专家拿它和真迹的样品比较后，写出鉴定报告说：“此种手迹由旁人模拟欲达近似的可能性不及百万分之一。”后来，另一家分析公司也表示同意，并断言“根据我们在鉴定可疑手迹和签名方面的多年经验”，欧文交来的材料，除霍华德·休斯外，“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欧文最妙的一招，是告诉他的出版者，那位古怪的工业界巨头坚持在开给他的支票上只填缩写姓名：“H·R·休斯”。欧文取到这些支票后，便转交给他的妻子伊迪丝，她戴上假发，带一张改写过的护照和一张偷来的身份证，飞到苏黎世，在瑞士信贷银行用“赫尔加·R·休斯”的名义开立账户。在这个账号320496的户头里，她最后共存进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将近一百万美元，随后她又将这笔款子提出，存放到马路对面的瑞士银行去。这期间，她的丈夫和萨斯坎德也在旅行，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休斯敦纪事报》和《休斯敦邮报》资料室以及《时代－生活》档案室（这一着是最不客气的）去调查休斯的生平。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休斯已经退休的主要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欧文从此人的一个合伙者手里借来拍了照。他和萨斯坎德一边把材料集中，一边轮流假充“休斯”在录音机上彼此采访。录音随后抄出，欧文还在这长一千页的稿子上，用那位亿万富翁的笔迹写下边注。搞出的这成果看来十分逼真，竟然把若干年前曾和休斯很接近的人也愚弄了。
骗局开始败露的时间是1972年1月7日下午，那天休斯在巴哈马饭店用电话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同七名于他隐身埋名前对他进行过采访的记者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申斥欧文的书纯是骗局，并且趁此机会否认以前那些说他的指甲长达六英寸，说他已憔悴不堪，说他的头发长达腰部等类的报道。听他讲话的七名记者，一致断定是休斯的声音。欧文却说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他已快完了。整个密谋在伊迪丝那一头也开始败露。休斯的一名律师要求他的雇主填写一张问题单，盖上手印以示确凿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您最后一次，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支票上背签是在什么时候？”休斯的亲笔答复是：“十多年以前。”这些骗子以为，瑞士银行账号户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并非如此。在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银行方面可以将一切细节都透露出来的，并且，当瑞士方面了解到开给霍华德·R·休斯的支票，被一个自称赫尔加·R·休斯的讲德语的女人兑成了现款，他们知道在苏黎世有人作案了。于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搜索这个神秘的赫尔加。
1月20日，星期四，有关此事新发展的动人消息传到了纽约的那一天，欧文参加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他镇静自若，对这件消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一、他给一个装扮成休斯的骗子录了音；二、休斯派了一个“忠实的仆人”去存支票；三、他欧文，是个江湖骗子。他盯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眼睛，用一种无比诚恳的声音说：“最后一个可能性，我打算排除掉，我希望在座诸位也是这样。”他表演得十分高超，在座的都点头表示同意。会后，他飞回伊维萨岛——这引起《生活》杂志编辑们的愤慨，他们本以为他会一直待在纽约等待危机解决。有记者指出，伊迪丝同瑞士方面形容的那个赫尔加很相像时，欧文回答说：“你们真认为，我会让我家的人卷进像这样的一种活动吗？”在曼哈顿，欧文的律师还未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他向记者透露，他认为自己的主顾上了一伙骗子的当，其中两个是专门模仿签字的老手，第三个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很像霍华德·休斯的瘦高个儿。
这是这一阴谋的关键时刻，要了解克利福德·欧文后来的结局，必须抓住这一时机。他已将大部分存款兑换成了现款，他仍然自由自在，他本来是有可能既保住钱财又保住自由之身的。在伊维萨和马略卡岛上逍遥自在的有的是其他逃犯。他同伊迪丝以及萨斯坎德可以留在他们原来住的岛上，也可以逃到某一南美国家中去，因为有好几个南美国家对他们这种罪犯是不会引渡的。钱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几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另一条路是极其可怕的，彻底暴露已迫在眼前了。欧文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飞回纽约，自投罗网呢？根据接近他的人的意见，原因是他无法抗拒大出风头的诱惑。此人一辈子就一心想出风头。他写了几本书，全没引起人注意，但是，这一鬼招却使他如愿以偿，在他知道有一批记者在肯尼迪机场眼巴巴地等候着他的时候，他便仿佛着了魔似的非去不行了。这完全像飞蛾抵不住火的诱惑一样。他下飞机时，他竟不能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对他整个故事是一个可悲的嘲弄。他患了喉头炎，他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先生们，这真难受。”至少这一次，人们都相信了他。
另一次命运的嘲弄接踵而至。有两名记者以为，欧文曾同休斯从前的一个助手——约翰·迈耶（Meier）——接触过。他们要求在欧文的律师的办事处见他，并对律师说：“请告诉克利夫，迈耶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欧文从未听说过迈耶这个人，但是，当信息传给他时，他可慌了手脚。他以为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拼法不同的迈耶（Meyer），因为这两个姓听起来完全相同。把休斯已退休的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偷偷给他的人，名叫斯坦利·迈耶。如果记者们打听到了斯坦利·迈耶的这段情节，他们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欧文还不如照实坦白好。他跑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作了部分的交待，随后回去见那两位等候着他的记者。他说：“伙计们，我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不过不供发表，行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吐露秘密而不供发表，是不可能的，但是，记者却点头表示同意。欧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们也可能已经猜到了，也可能没有猜到。赫尔加·休斯就是伊迪丝，伊迪丝就是赫尔加。”
这场骗局该到此结束了，却又不然。他临时又编了一套，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按休斯的指示办事的，而由于那部书稿（以及鉴定笔迹的专家的意见）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这骗局竟又苟延了一些日子。接着两次新的打击，使它彻底垮台了。休斯已退休的那个助手的未发表的回忆录问了世，欧文在各种离奇的场合给休斯录音的谎言就此戳穿。他确实也曾去过这些地方，一路上还给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寄去风景明信片，可是，他不该一边办事，一边还寻欢作乐。他的游伴之一是个使用水下呼吸器潜水的教练，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她陪同欧文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克斯去玩。她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她愈来愈钟情于欧文，她以为，他同他的妻子已分居了，但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和休斯见过面。这个骗子的第二个游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个漂亮的贵族出身的丹麦演员，名叫妮娜·万·帕兰特。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吹嘘过关于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姓名，这件事干得实在失策。通过邮政人员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认自己曾同欧文一起旅行，并说，他们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说，由于克利夫和她寸步不离，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同休斯会过面。
这一来，欧文就完了。但对妮娜来说却不然，这对她来说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么说，对于出风头——出不论什么风头——的好处也只是略举一端而已。多年来她一直是个极不得意的无名的民歌手。现在，顿时间，她成了到处被邀请的红人。她两次在“戴维·弗罗斯特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迈克·道格拉斯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迪克·卡维特节目”中出现，一次在“今日节目”中出现，一次在“约翰尼·卡森节目”中出现，还有一次为她安排了特别电视节目。曼哈顿的圣·里吉斯饭店邀她出场表演三个星期，她还签下合同要去迈阿密、达拉斯、圣胡安和旧金山演唱。她的经理人说，欧文事件“的价值，相当于五张畅销唱片和一次金像奖”。毫无疑问，她是1972年最出名的情妇。
霍华德·休斯却不那么走运。事情愈闹愈大，巴哈马政府开始调查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没有工作许可证和移民证的问题，因此，休斯便避到尼加拉瓜去，他随身带着六架电视、几箱波兰矿泉水、一台文件销毁器、血浆、一个冰箱、一张病床、一些褥垫、办公用具、瓶瓶罐罐、几箱影片、几百码电线、一个老式电炉、一个加热器，以及一张廉价的乙烯基睡椅。
《生活》杂志由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退款，因为该公司已从欧文夫妇和萨斯坎德那里取回了它付出的大部分的款子，欧文等三人都暂时进了监狱。但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那一年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这家出版公司的运气连续不好。欧文被送进监狱之后，那家出版公司刚刚靠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红狐酋长回忆录》取得成功，稍微挽回了他们的一些声誉。不料又出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红狐酋长回忆录》是从1940年出版的一部书里剽窃抄袭而来的。接着，欧文一书的编辑被控有失职业道德：他向另外两个作者借钱，数目达到他们从出版公司预支款项的10％。最后还有一件事，使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悲处境成了那一年纽约出版界的笑柄。在那次骗局发生以前，坐落在美洲大道新建的麦格劳－希尔大厦的一楼已言定租给一家银行开分行。那时，银行的人正往里搬。出版公司经理人员看到橱窗大玻璃上在涂金字招牌，那招牌是：欧文信托公司。因为租约早已生效并已备案，自己全然束手无策，简直气得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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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尼克松称为“76年精神”号的总统座机的银、蓝、白三色的机身，掠过混浊的扬子江，向北飞去，到了北京上空，准备滑翔下降。1/4世纪前采访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地面上景物的变化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中国居然有树木！”白修德这么写道）。在这历史性的一天，红色中国的主人们将又一次友好地紧握住美国领导人的手。美国将停止再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了。这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在美国是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前夕，在北京，是鼠年第七天，中国农历上的吉利的日子。
总统的喷气机于11时30分着陆。所有的人立即感到惊愕万状。除去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外，机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那里也有一些大标语，不过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场的有不足四百人的军队，他们在唱着30年代的一首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位好周游列国的美国第37届总统过去见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以及梵蒂冈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总有大群人在场。这里却阒无一人。惊慌失措的助手们想到如果总统给弄得下不来台，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们能够原机飞回家去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吗？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才明白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官员出现了。尼克松伸出他的手，此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周握住了他的手。
中国人民可没有在看电视，这些客人来访的消息根本没让他们知道。总统的军队驶过寂静的街道进入城市。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但是五个小时以后，尼克松刚在一所黄砖砌的二层楼宾馆里安顿下来，却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新中国的传奇式的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的书房去。总统和主席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会谈的内容至今仍严格保密，但显然是很融洽的。有一次，“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次日早晨，一张主要人物都在微笑的会见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这次访问得到了主席的赞许。如今街道上的人群开始有反应了。尼克松一露面，人们就鼓掌——当然是合着一个拍子，不过，这里的规矩都是这样的。毛指定他的第四个妻子——革命煽动者江青，作为接待总统的官方女主人。
接连五天，尼克松和周恩来每天对坐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两边，谈判四个钟头。从最后公布的含混的公报可以看出，双方意见没有完全取得一致；公报主要谈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需要有更多的友谊，总统所做出的惟一真正的让步是答应从台湾撤出美军。不过，会谈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终于举行了这些会谈。总统和第一夫人打定主意要表示友好。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得到了赞赏。每天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八道菜馔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他们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一天晚上，江青陪他们去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是讲残忍凶狠的地主的。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交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次日清晨，他的夫人兴致勃勃地继续参观了一些幼儿园、饭店厨房、农业公社和针灸诊所，虽然她看见针就害怕。
尼克松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