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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彩票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第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至1945年的电影在性格上影晌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三十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九百个广播电台，其中七百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三十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书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二千八百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象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奢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披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象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留要观众想象，又由于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二十一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采，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佣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她根本不抽烟。商品联想是“难兄难弟琼斯和哈瑞”这两个滑稽演员首创的；你听到他们的笑话发笑时也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想起“库”牌嗽口香水；听到伯尔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想起蔡斯和桑伯思公司的咖啡；听到“流行乐曲选播”后面的一段讨厌的烟草拍卖人的调调就想起“幸运”牌香烟。坚持要加上这一段拍卖商的话的是希尔。有一次，为了说明这样做有效果，他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光可鉴人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边用丝手绢把痰抹掉，一边说，这样做叫人恶心，可是正是因为它叫人恶心，所以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希尔的另一个新花样是提出LS/MFT（“幸运”牌香烟呱呱叫）这个口号，广播员三番五次地说，“‘幸运’牌香烟呱呱叫，是的，‘幸运’牌香烟呱呱叫！”弄得听众十分讨厌，简直要发疯。1946年9月13日，全国听众听到本地电台的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途插进一条急电说，“女士们，先生们，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是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他们大概都感到高兴，不会忘记。
“就是抽一车，也不咳一声”（“老金”牌香烟），“不信问车主”（“派克”牌汽车），“起初小声，后来大声”（“大钟”牌闹钟），“污渍不留，不用发愁”（费尔斯石脑油肥皂），“抽支‘幸运’，赛过吃糖，”如此等等的广告，人们认为不过是有点讨厌而已。用乔治·E。默利的话来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将要“把大企业同广大群众连在一起，相依共存，息息相关”。可是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即使提出，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假如当时有人说，后一代的大学生会反对一切面向消费者，也瞧不起过于为生活保障操心，人们一定会困惑不解。代替人工的机械才刚刚开始大量生产，节约劳力的新玩意儿决不会嫌它过多。至于生活保障，那是大萧条时期求之不得的东西，谁都嫌不够。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社会保险很有限（1935年的法案只管工人本人，不管家属），到底行得通行不通，要经过1936年的大选才看出分晓。在美国人心目中，大选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次大选无异是对新政举行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在美国废止禁酒法【废止了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废止”（Repeal）这个词只指废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里尼公开说过，“美国的事情，两句话就说完了：一是酒禁问题，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婴儿被绑票并且遭杀害事件。——译者】。”这是极权主义者定下的教条：美国是走私犯和绑匪横行的国家。接着人家问他，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回可惜“领袖”的话倒是近乎事实。罗斯福在首次当选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不准官方提出任何参加国际联盟的主张，而且第一回在国际舞台出现，就把1933年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这是旨在使金本位国家团结一致的会议）搞垮。在经济学家中，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人为此高兴，他以为管理通货制比金本位制好，所以说罗斯福“做得对极了”。可是总统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受到凯恩斯的理论的影响。他要先把国内事情整理就绪，再去对付海外的威胁。他这是有意识地先处理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不顾对国际友好关系有无妨碍。
五年之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挥舞铁拳，罗斯福就改变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显而易见。在罗斯福竞选第二任总统之前，墨素里尼已经强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已经战火熊熊；德国已经重整军备，占领来因区，而且尽管赫尔安慰美国人，说德国政府不再迫害犹太人了，犹太人在那里还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国的有八万之多。在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加紧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有个日本小兵溜过芦沟桥去逛中国窑子，日军司令就硬说中国人把他绑架，发动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女飞行员，她大概在飞行途中发现了日军在委任统治地马里亚纳群岛构筑工事；至于日军逼她降落，把她杀害，这看来几乎是毫无疑问了。她的惨死当时无人知道，可是各报首页屡次登载过日本人挑衅的新闻，所有这些挑衅行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怕战争。
果然，美国是怕战争的。国务院也曾向日本提过抗议，并且不着边际地谈过什么“道义上的制裁”。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表示，他们对“世界舆论”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神秘的东西，独裁者们一碰到它就不敢动了。国会通过了几个保持中立的法案和决议，总统颇为勉强地一个个签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强，是因为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其实总统的外交方针和国会的意见很少出入。罗斯福的新政对外国没打什么主意。美国跟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中立协约，在签订协约时，赫尔说得一清二楚：美国最希望的是不受干扰。前任总统胡佛的决定，罗斯福赞成的虽然不多，但是拒绝与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略满洲却是其中之一。
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约翰逊拖欠战债处理法”（禁止贷款给战债未清的国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决议”（明白告诉世界各国，美国决不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可就毫无道理了。这些法案只能使德意两国独裁者横行无忌，却把美国总统的手脚绑住了。因为总统发表过意见，说上述办法有毛病，又说应该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义的高级吹鼓手就大为生气。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月久的争执，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可是结果会如何呢？无论美国战败也好，战胜也好，在和平会议上，美国总要上当吃亏。”
事实上，即使美国当时想立即干涉国外事务，也不可能。在罗斯福总统首任期间，美国军事建制继续削减，以致全国兵员还少于福特汽车厂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美军当时的真正敌人是“经费问题，或者说，经费不足的问题”。1934年总统出巡夏威夷瓦胡岛，驻军司令为他举行军事演习。这场演习本来想搞得宏伟壮观，结果却变成了笑话：军用卡车半数发生故障，十二辆旧坦克（第一次大战遗物）也有七辆在总司令【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译者】面前突然抛锚，叫他大吃一惊。据1935年《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式加仑德半自动步枪，可是总数还不够装备一个团。这个月刊估计，“照现在的采购速度，单是把这种新式步枪装备美国常备军，就大约要三十年。到了那时，这种枪早已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军中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文内说，在现役军人中，竟有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尉，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士班长。上尉平均是四十三岁。
那时好多美国人竟然觉得，军队大可不设。学者们一般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是上了欧洲那些坏家伙的当，普通群众（据盖洛普民意测脸占百分之七十一）这回居然也赞成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们以为美国经济萧条咎在欧洲，因为欧洲人拖欠了美国的战债。在“三个军人”【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战小说。——译者】、《告别干戈》【海明威的反战小说。——译者】，乃至《胜利的荣誉值几个钱？》【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的反战小说。——译者】里，知识分子们都竭力主张，为了和平，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惨遭日军杀害的事传了出来，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大战时有过关于德军惨杀比利时人的夸大宣传，美国人再也不听这一套了。有个抱理想主义的中学公民科教师对学生说，“我们有的是‘战争部’【美国的陆军部原文为“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译者】。孩子们，要是我们也有个‘和平部’，岂不是好？”这句话中学生理查德·H。罗维尔【后曾任《新群众》副主编，《民族》周刊副主编等。——译者】记住了，好几百万别的中学生也记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会主教会议决议，“‘和平时期要备战’，这是不值一钱的爱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教会决不响应。”对于这个决议，教徒们全部赞成。（希特勒也赞成，因为他说，“赞成和平主义的理想的人，到头来必然赞成彻底征服世界的事业。”）这位德国新元首，美国人谁也没注意；甚至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也开展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运动，要说服国会必须制订更多的中立法案。不过对于北达科他州参仪员杰拉尔德·P。纳埃以及不少同事，呼吁倒是用不着的。这位先生是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就是阿尔杰·希斯；纳埃是最善于归罪于无辜的人，他竟说，美国参战，是由该死的华尔街银行老板和外国战争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国各地演讲，大声疾呼说，“上次大战，我们的参战目标半点也没达到。我们做到的只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牺性，让银行老板不愁收不回债款罢了。”
在出身富家，敢于违反传统的大学生中，激进的和平主义蔚然成风。家境比较清贫的同学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也心里赞成。某次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大学生竟有百分之三十九说他们不论什么战争都拒绝参加，有百分之三十三说只有美国被侵略时他们才愿意打仗。在和平主义堡垒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表示愿意无条件打仗。虽然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受到威胁阻挠，1935年全国各地仍有十五万以上的学生为参加争取和平的罢课运动而游行示威。随后又有五十万大学生联合宣誓，如国会宣战，他们将拒绝服兵役。他们当时对“现存体制”的看法，和下一代对深恶痛绝的“现有建制”【“现有建制”（the establishment）指美国统冶阶级的核心层。——译者】的看法相去不远。他们反对办强制性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反对各种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激进分子参加了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产业民主的意思是关于工人福利问题，要由资方和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方针。——译者】，这是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前身。他们的经典是《产业民主学生联盟行动纲领：革命学生手册》。喜欢捣乱、使人经久难忘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