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5－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哏，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采。”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三十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中说，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路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三十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三十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媒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住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两百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己减至十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百分之六；交会费的工会公员，每周少了七千；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二千五百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哥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哥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至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二百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