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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第十章 国内战线
1942年3月间，据当时流传全国的一则传说，有个女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这时另外一个女人站起来迎面给她一个耳光，气冲冲地说：“这一下是为我死在珍珠港的孩子打的，而这一下”……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是为我在巴丹的孩子打的。”
这个传说看来有点不足为信（哪里会有个母亲有个儿子在瓦胡岛又有一个在吕宋岛呢？）。可是它既然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它反映了战时美国的一些情况。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故争繁荣的确是发财走运的好机会，大萧条时期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当然不是惭愧到连钱都不想要了——这样未免要求过高，违反人性，而且对前方作战部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惭愧到也想做些有益的事，比如帮助收集废铁，购买战时公债，参加民防队服务，或者偶然遇见一个孤独的士兵，就请他喝怀酒。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大变革。这场战争光从它的规模来说，就必然会使美国大大改观。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纽约每日新闻》真的认为：美国士兵之所以在打仗，就是“为了要回来看球赛，为了要让汽车的油箱装满汽油。”至于美国士兵们，有时却以为他们在打仗是为了亲爱的妈妈和爱吃的苹果馅饼。但历史并不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那么容易地如愿以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美国在1941－1945年那样剧烈的变化以后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国内战场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两性关系，社会各阶级关系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美国大兵，到处也有离开家庭当工人的女人。她们再也不会和战前一样了。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迹。——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复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松，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著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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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休克症，始终无法完全康复。其尊翁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已在上星期宣布新政去世。”但是他真的宣布新政死亡了吗？换个名堂，继续进行改革，这对罗斯福说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两项重大法案：一个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给退伍军人以受教育及其他种种权利，另一个是凡是军人都有投票权利的建议。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采取一次行动，对国会都得小心冀冀。国会把他当作一个立宪制的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第七十八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有所增长。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长期以来已开始朝着赞成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方向转变，现在他正处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之中。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坚持美国应该“单干”，但是他和他的主张一样已入垂死之年。1943年秋，约翰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鼓吹孤立主义的重要演说。然后，在“参议院是否决定同意美国参与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这问题投票，结果是八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六人缺席。众议院则已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票数是三百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