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律师和医生的开业执照，有些地区什么生意也不让他们做，有些原来以捕鱼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检察长沃伦满口歪理，说什么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是诡计多端，阴险隐蔽。后来当他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人们也用同样的推理来对付他。他还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政府官员这样掀起了人们对黄祸的仇视，并且经报界进一步煽动以后，这场仇视运动就越演越剧。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个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鬼那么好呢？他们把我们停车的位置占了；邮局排队买邮票他们站在你前头；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他们占了座位。能让他们去受苦挨饿罢！让他们去碰钉子吧！我个人就恨日本人，一个也不例外。”他主张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婴儿或是年老体弱的）都要逐到内地去，一个不留。他还说：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他们到内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们赶在一起，撵到穷山恶水的深处。”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州每个日本人都应管起来，“什么人身保护！到了危险过去以后再说。”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羊群是跟着牧羊人走的。于是保脸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就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商人就不卖食物给他们。沃伦把他们的存款都冻结，银行就拒绝兑付他们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时期内，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对美籍日人愈来愈担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们是不是愿意搬到内地去。接着三个星期里，接受这个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们处境之困窘，可见一斑。
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将问题往别处转移了一部分。种族主义的病菌继续扩散。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末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对新闻界说：“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长霍默·艾金斯跟着也宣布“我们州的人民对日本人的风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车往州内开来，他解释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这八千人背乡离井，生活愈来愈困苦不堪。在理发店窗子挂的牌子上写着：“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饭店橱窗挂的牌子上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不肯卖汽油给他们。他们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厕所也不让他们进去。有五个二世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农民把他们雇用了，当地治保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付诸一炬，还声称要把他的幼儿杀掉。一个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个职业，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在门口挡驾，他说：“你去你们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吗？”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美籍日人在农村里到处流浪，这办法不管怎样说也是很蠢的。“日本鬼总是日本鬼呀，”他说，“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没有什么两样！”
加利福尼亚州催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罗斯福给这个问题弄得厌烦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就把这事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当时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去处理。他只提出一条，就是要他们尽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着他自己的作战地图和战局进退，因此便把处理权交给麦克洛伊，后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积极策划者。按照德威特将军的指示，陆军部外侨处处长卡尔·本德森少校，本来拟好了一个疏散计划。他在旧金山对这个计划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麦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总统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威特本来已经签署了本德森的草案，听见这样就立即把计划寄到华盛顿去了。
六天之后司法部长比德尔力劝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他说，“这件事军队方面并没有将决定告诉我！”可是在这当儿他正在和内阁实权人物史汀生斗法，后者觉得一定要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比德尔在二十年后提及这事时说：“当时史汀生显然并不认为必须大规模疏散。如果史汀生坚决反对，总统本来会接受他的意见。再说，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籍日人获得自由。最高法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甚至最高法院对维护公民自由也并不热心。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把裁决公布。这样的裁决，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法官道格拉斯对是否合乎宪法的向题，避而不谈。法官布莱克在这个现在研究法律的人都还认为很不好的决定中写道，加利福尼亚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反正这些日裔并没有因为种族偏见而被驱逐！（对此，罗伯茨、墨菲和杰克逊提出不同意见）。在两个问题上法院出现了分歧意见。一方面它认为大规摸疏散是正确行使进行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裁决说，继续拘留并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公民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三千二百五十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唱“美丽的亚美利加”，在1943年1月28日之后，那些到了服役年龄的人，还做了不少事情，不只是唱唱歌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陆军接受二世志愿参军。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报了名，而到了战争结束，参加军队的日人就有一万七千六百名，在围着铁丝刺网的集中营里举行了效忠宣誓。在意大利，他们在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服役，表现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二世开过小差。在意大利战役中，单是第442步兵团，损失就已达到其原有兵员的三倍，但他们获得三千枚紫心奖章，其中有五百枚是橡叶簇紫心奖章，八百一十枚青铜星奖章，三百四十二枚银星奖章，四十七枚殊勋十字奖章和十七枚功勋勋章。部队的英勇事迹传遍欧洲，简直有点传奇色彩。比尔·莫尔丁写道：“就我个人所知，他们忠心耿耿，勤劳勇敢，勇于牺性，军队里没有那些战斗单位能出其右。很多看到海外各种部队作战的同业们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人几乎都受奖两次以上，而伤亡率则是惊人的。”
和二世并肩作战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战绩传回加利福尼亚，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就会好些，一世在战前的财物就会还给他们。但这仅是空想而已。美籍日人的房子，农场和生意都己经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占了。而在赫斯特系报纸气焰逼人的支持下，他们大多数都把掠夺所得占为己有。二世穿着军服回国时，发现理发店和饭店都拒绝接待。《旧金山考察家报》放出标题说“放任日裔士兵在海岸乱逛”，于是，一个在欧洲战场失去一条腿的二世竟然又当众挨打。这样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平息。
要是说这个州里人们都仇外成性，那也有失公允。可是很大多数的人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陆军部对二世遭到的事例开始关心起来，就派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服役的白人军官到西海岸去对农民和商人作巡回演讲，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一个瘦长的农民向一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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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