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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
销路最广的是杂志。在战争期间，美国流行期刊的销售量几乎都增加了。1944年广告商在期刊上投的广告费比1942年增加了一亿元。正如埃里克·霍普金斯当时所说，在这里也是“非小说的百分比……一直在稳步上升。其理由之一，就是自从1939年以来，事实超过了想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没有严肃的小说了。）妇女杂志特别有意思。对于无数的妇女读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使人厌烦透顶的四年。在1941年至1945年间，应征的士兵和志愿参军的总数有一千六百万，其中女的只有二十五万。在这期间，军队的规模经常保持一千二百万男人，这是来之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国人中最健康的一千二百万人。男女比例这样不平衡，就有大批大批的妇女孤裘独宿。
姑娘们同不认识的军人订盲目约会，如果不是表明女方主动进攻，起码也有点冒险性质。她们把化妆品叫做“战争油彩”，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年纪较大的妇女就老练些。现在没有巴黎的权威的指点，曼哈顿的服装设计师就模仿军装，这多少说明女人们当时向往些什么。一种流行的晚礼服，以金线织成的大机翼为装饰，从臀部一边往上弯，横过胸脯到另一边的肩膀。艾森豪威尔式茄克衫，被模仿来做为女晚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仿英国突击队贝蕾帽制成很漂亮的白天戴的帽子。不准备参加陆军妇女服务队的姑娘，也戴上类似服务队员的帽子，但以金属小圆片装饰起来。衣料短缺，但也能做到物尽其用，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儿童衫连裤日间作为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头上戴绿帽子是最得不到谅解的事，但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男人们不是太小，就是太老了”。已婚妇女既然只有独守空帏，很多人就开始改穿长裤。战时国内生活对她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年轻的妻子们往往疑虑重重，深感苦恼。很多婚礼都是在运兵船启航前才举行的，深感孤寂的新娘们很怀疑，这样一时冲动而结成婚姻是否能够白发偕老。性格刚强一些的便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在酗酒的人中，男女比率已经由五比一，一跃而为二比一。其它妇女则埋头阅读爱密丽·波斯特【报纸专栏女作家，专谈社交礼节。——译者】或多萝茜·迪克斯【报纸专栏女作家，专对失恋者提劝告。——译者】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奥娜·奥尼尔。纽约的斯托克俱乐部把奥娜选为当年进入社交界的名媛，使她的父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感到非常反感。但是，就广大妇女来说，她们又再从杂志中找寄托，她们特别喜欢战争期间创刊的三种着眼于女性神秘的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德·纳斯特公司出版的《魅力》，以及沃尔特·安南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战时现象：新成长的青少年。大萧条的结柬恢复了大家对及笄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有些中学生们的母亲，白天都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或波音飞机公司工作，他们回家时就在门口的擦鞋垫底下拿门匙开门进去。现在在外面挣点钱很容易，所以他们不是在家里拿到零用钱，就是自己出外赚点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把“十几岁的”这个词写进文章里去。但全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十分注意。中学男生一心想服兵役，似乎比较一本正经，不是那么无忧无虑。女孩子比较高兴一些，也活跃一些，因为她们都爱穿短袜子，所以人们管她们叫“短袜少女”。
摇曳音乐那一代人的风尚已经过时，或者己经快过时了。白褐双色皮鞋已为平底懒汉鞋所代替，宽松的套头毛线衫已代替了开襟毛线衫，连帽风雪大衣已代替了正反睛雨两用大衣，还跟蓝布斜纹裤一起穿，后者又是一个预兆。有一段时间，流行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姆斯·皮特里洛这个音乐家工会的头头，也是一样不识时务。对短袜少女说来，皮特里洛更是可恶。他要求乐队的唱片在电台播送时都要付给版税，这样，他使听众听不到流行乐曲达二十七个月之久。在年青人看来似乎这是存心对他们罢工，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有名的摇曳音乐乐队。由于皮特里洛的抵制，由于食物定量配给，由于旅费开支浩大，而且由于大众的兴趣变化了——短袜少女现在喜爱感情缠绵的民歌了——总之，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大乐队解散了，士兵们原来喜爱的摇曳音乐时代，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父母们笑逐颜开。他们本来一直都喜爱民歌的。他们不但对孩子们能收集废胶和废纸引以为荣，而且对这些青年的新风尚中的很多方面都感到高兴。1944年全国最流行的歌曲是短袜少女喜爱的一支新颖别致的歌，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当时大学生中几乎己经没有男的了，所以大学就难得有什么运动选手（只有西点军校是例外，它以布兰查德和戴维斯为中心组织起一个每分钟可以得一分的驰名的球队）。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中学球队上去，打球规则修改后，篮球开始成为极其吸引观众的项目。爸爸和儿子可以一起去看，正如妈妈和女儿都爱看《魅力》杂志上同一篇文章。青年人对新鲜玩意总是特别感兴趣的，1944年夏天，他们首先采用了阿根廷一个匈牙利难民所发明的用圆珠代替笔尖的笔。这种笔迸口时的商标名叫做“同温层笔”，可是人们干脆只叫它做圆珠笔。成年人觉得不错，也逐渐买来使用了。从政治问题以至写字用具，国内战场上的两代人似乎都是和睦相处。
但接着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罪在一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打着蝴蝶领结、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两个耳朵一大一小、面有菜色的歌手。他的名字是弗朗西斯·艾伯特·西纳特拉。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是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似乎身体羸弱，天真单纯，而且才有十多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一个连热水供应都没有的公寓里；父亲是西西里人，一个最轻量级职业拳击家。他是一个倔强的、出言不逊、孤独成性的人，认为自己有象漆皮做的那样肺腔，将来必会成为歌唱明星。提到任何对手，他都会粗暴地说，“我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那个狗娘养的唱下舞台”。他早已不是中学生了，年已二十多岁。对于这种错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二十五岁，看起来也许只象十九岁。很多孩子都觉得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象他们隔壁的朋友一样。也许这样他们感到我很亲切。我就想这样。那有啥关系，他们都是好孩子。”
西纳特拉的身体不够条件当兵，——他身体有个缺陷，就是他耳鼓穿孔——因此，他就有一个强烈的劲头来补偿这个缺陷。他的真正欲望是想成名发迹。摇曳音乐乐队队员常常善于和那些哼伤感歌曲的歌手捣蛋，一次西纳特拉唱到温情绵绵的时候，巴迪·里奇把鼓敲了又敲，寻西纳特拉的开心，结果却落得被他打得脸青嘴肿。西纳特拉念念不忘要一举成名，就不能老在一个乐队指挥的手下呆下去。他跟了詹姆斯六个月，就转到汤米·多尔西那里去。他对“蠢人们来了”、“日日夜夜”以及“银白色的圣诞节”的唱法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他就赔钱取消了与多尔西所订的合同，雇用一个宣传代理人，这样就准备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了。1942年12月30日晚上，当他在纽约派拉蒙戏院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演唱时，突然坐在第十二排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中午没吃午饭昏倒了——或“晕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吃一惊，站起来尖声大叫。霎时之间，全场都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