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午没吃午饭昏倒了——或“晕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吃一惊，站起来尖声大叫。霎时之间，全场都乱作一团，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西纳特拉继续唱下去，他这人是绝不会因尖声大叫而停下来的。等到他唱完时，整个戏院都象烧开了的锅似的，人声鼎沸，女孩子们都站在那里尖声怪叫。
这种怪叫就象瘟疫一样，一下子传遍开来。他成了有名的“歌喉”，不管“歌喉”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全场骚动。他每星期收到的信突然增至五千封，全国的弗朗基迷组织了两千个俱乐部。不管他走到街头小铺、饭店、百货商店和在家里，都有人追着他要他签名留念。有人爬上他的屋顶，偷看他的卧室。真的，如果他在泥地里走过，也会有人把泥土挖起来晒干，把他的脚印保存起来留为纪念的。这些人不全是小孩子，也不都是那么和善的。有两次他给顽皮的女孩子们用力拉着他的蝴蝶领结，想夺为己有，几乎把他勒死。一次她们还要把他的衣服撕脱，差不多达到了目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凶神恶煞的女人在华尔道夫饭店把他迫到无路可逃，然后扯开自己的衬衫，硬要他在她的乳罩上签名。到了1944年，他又在派拉蒙戏院演唱三星期时，听众前后有三万个尖声怪叫的青少年。为了控制这个场面，出动了四百二十一名防暴警察，二十个女警察和二十多辆警车。
“歌喉”——别名为弗兰克·“晕”纳特拉，又名为“晕厥”大王——发了财，他发财之快，比之美国士兵占领西西里岛所需的时间还少。他已签订了很多合同，每周在“幸运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作一次演出，每年在RKO公司拍一部电影，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唱片，所得版税收入高得空前。他每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尽管实行战时管制，但他似乎仍然花掉很大部分。他在好莱坞盖了一间粉红色的房子，里面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有些设备还是前所未闻的。他觉得起来拉窗帘麻烦，他就安装了一个小玩意儿，不用站起来就可以拉，这样就花了七千元。他定制的衣服，华丽而庸俗，尺寸都特别大，从松软的蝴蝶结领结，腰身很高的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现在他已经结识到很多朋友，他们围着他团团转，就象贵族们侍奉国王一样。他们以厕身在他的左右为荣，而他却在其他方面使他们更为高兴。他的怪脾气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一百五十元的金质打火机随便分送给人，就象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牌巧克力糖块一样。他的亲密女友也是不断在换。战前他跟童年时代的伴侣南希·巴贝特结了婚。成名以后不久，有人问到他的婚姻问题，他总说：“我最爱我的妻子南希，现在如此，将来永远也是如此。”后来他遇到这类问题，他就不再置答了。往后就有了爱娃·加德纳，再往后又有迈娅·法罗。
弗朗基的天才，或者说没有天才，这已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有如佩顿将军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这件事一样。《时代》周刊说：“西纳特拉的嗓子比得上约斯密蒂谷，已经成了国宝。”可是《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物《生活》杂志却说，“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伤感歌手”唱的“歌，每首听起来都是一个样”。因为他只懂得一个韵律：就是固定节奏的二拍二的葬礼进行曲的韵律。《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引用一个国会议员的话说：“‘孤胆骑警’和弗朗克·西纳特拉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教唆者。”埃尔莎·马克斯韦尔说“歌喉”是个“乐盲”，并建议他的狂热崇拜者要服用“抗西纳特拉素”。甚至他过去的指挥哈里·詹姆斯也说弗朗基那一套新衣着使得他看起来“象给湿尿布包起来一样。”有人对宾·克劳斯贝说，“象西纳特拉那样的嗓子，一辈子也只能听到一个。”宾回答说：“是的，但为什么偏偏要在我这一辈子呢？”
做家长的又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那时的英雄人物，本该是身材魁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冲过浪涛、直捣敌岸的美国兵。而弗朗基呢，用当时的话来说，就象在避孕套里包紧了的样子。从欧洲来的青年难民认为他只是一个讨厌的怪物。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的女孩子只有十七岁，就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就没有办法使这些孩子们醒过来么？他们在派位蒙戏院外面浪费掉的时间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呀！比如说，搞点战时工作。”可是，美国青少年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继续尖声怪叫，究竟西纳特拉的魅力在哪里，越来越多人猜测。《新闻周刊》说，“从外表上看，西纳特拉成为女性崇拜的对象，真使人难以理解。”
但是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却不认为这样。他们说中古时代就曾有过跳舞狂，他们又提到什么“乳房感觉过敏”，什么“母性想给饥者喂奶的冲动”，什么“群众性情欲得不到满足”，以及“群众性痴醉状态”。有些对弗朗基不客气的批评家，就把上述东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好象他吸引人的不是声带而是麝香腺。”还有人说：“让我们摆开来谈罢——西纳特拉是留在国内的唯一男子。”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最近乎事实。女孩子们唱歌时可以大唱她们远在新几内亚丛林里的男朋友，——“他在军队里是第一流士兵，在我心里是第一号情人”——但是身边一个抵得上远处两个。而且，这同当兵不合格的人相好不一样。那就太无情无义了。而这不过是短袜少女们的流行风气而已。
假如老一辈的人对这一点不了解，那么被西纳特拉取而代之的士兵倒是了解的。到了战争结束时，西纳特拉已成为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千夫所指的人。这样说法并不太过份。就像短袜少女一样，仇视弗朗基的士兵，也把“歌喉”当作一个象征：对他们说来，他就代表国内能够找到的男人。弗朗基只有一次到意大利作随军巡回演出，那时欧战已经胜利，轴心国的大炮已经封存起来了。他很快便跑掉，嘲笑说军队联合服务组织是完全给起码货组织演出的。《星条报》评论说，“老鼠也会把女人吓晕的”。曾在前线附近为士兵演出过的玛琳·黛德丽说，毕竟“你不能希望欧洲战场象派拉蒙剧院一样。”
※※※
就在那个坐在第十二排的女孩子饿晕那件事发生之前五个星期，约翰·麦克洛伊征用了洛斯阿拉莫斯牧场男童学校，供一项特别作战计划之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童年时候曾在那里读书。他现在提出在洛斯阿拉莫斯搞这项计划，是因为它比较偏僻。盟国的其他科学家们都一致认为，要赶在纳粹前头制成原子弹，就必须在一个不受干扰，不受注意的地方进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制成的可能性极为遥远。但现在1942年行将过去，美国科学家们和那些逃到美国避难的科学家们都在拚命赶时间。尽管罗斯福已表支持，但这个原子弹的制造仍然进展不快。艾伦·杜勒斯从瑞土发来报告说，每周都有大批的铀和重水运进德国。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的科学家还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因为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荒山里，抓住了两个德国特务。他们怎样到那里，后来情况怎样，这些问题华盛顿还是讳莫如深。但把其他迹象联系起来，物理学家们的噩梦似乎又多了一些根据，他们当时认为将来很可能希特勒有了一个原子弹武库，而盟国却没有。
有一点他们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样一种炸弹是可以制出来的。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早已成立了，但在实践上还有个问题。在理论上说，把中子导入一个U－235堆，就应该出现链式反应。中子就会分裂U－235的原子，每一个原子又会释放一至三个中子——而这些中子会又分裂更多的原子，如此类推，直至达到所谓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形成临界质量，因此他们用石墨使中子的活动缓慢下来，以便观察这个过程。但在实践中，他们发觉有些中子并不向计划方向活动，有些则被反应堆“吞掉”了。因此只有当产生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子的数目愈来愈大，才有可能出现链式反应。这个现象叫做K系数，或者说叫做“K大帝”。这只有在下面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100个中子在100个U－235原子中，引起裂变，而产生新一代的中子，有105个中子留下来再引起裂变，那么比率就是105对100，而K系数就是1。05。第三代的系数就是105x1。05之积。如此类推，直至形成临界质量。威廉·劳伦斯说得好：“K系数大于一的时候，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增生率将大于死亡率”。反之，如果100中子只产生99个，K系数就是0。99，这个系数就不足。但在早期头几个月的实验中，他们用净化石墨方法，得到的增生率最好也不过是0。870。问题的关键在于铀的纯度问题。当时全世界的纯铀存量，只不过是几克。阿瑟·康普顿博士给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研究室主任去电话，问他“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供应三吨纯铀？”他听到电话的那一头有点张口结舌。可是，这个公司后来的反应，说明美国工业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很快铀的产量就从每天八盎斯增至每天五百多磅。到了1942年11月，威斯汀豪斯公司已交满三吨了。
交货的地点，可能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那是在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6号街与第57号街之间，芝加哥大学的长满常春藤的哥德式的建筑物墙上有个地方凹进去，里边有一道门。过了那道门便是一个很大的软地网球场。自从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球场便没有人用过了，它恰好在斯台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自从大学里没有举行校际足球赛以来，几乎谁都没到这里来过。那年11月，用纯沽无比的物质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得空前的反应堆。两家碳精公司和国家标准局合作，制造出中子稳定度特别高的石墨。这个局还有些科学家则和衣阿华州立学院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合作，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的铀再进一步加工。这个新方法是把铀加工为一块块的东西，称为“斯佩丁氏蛋”。最后，工程师们准备在反应堆中制造一个真空，那就是把它封在一个巨型的方形汽球里，把空气抽出来。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气吸掉。康普顿博士预料，这样K系数就会“大约在1。04和1。05之间”。其他的人则认为可以高达到1。07。
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就引起不少新问题。原子分裂以前有人搞过，可是要产生持续下去的链式反应，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做到过，而且减速技术究竟成效如何，也很难以测定。这位K大帝可能把什么控制、什么阻力都抛在一边，破天而出，使整个芝加哥市，甚至使整个伊利诺州与它同归于尽。为了减少危险，又用七根镉条和三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欢喜大量消耗中子，把它们滑进滑出，就可以使这些佛兰肯斯坦式科学家们能够控制他们制造出来的怪物。但是还是没有人能肯定这样做很有把握，因此有两个年青物理学家志愿组成所谓“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发现其他控制都失灵，这套装置就要爆炸的话，他们就把这些溶液往反应堆上泼去。
增殖的中子一层一层加上去，中子计数管所显示的中子增殖速度随着反应堆的增大而增加，一直到12月1日寒气袭人的半夜里，第十二层加上去了。这个反应堆现在已重达一万二干四百磅，计数管的嗒、的嗒声，迅速加快，毫无疑义。“那时候我们知道”，津恩后来告诉威廉·劳伦斯说，“如果控制捧一拉出来，这玩意儿就会啪的一声爆了。”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30分，弗尔米也到场，“敢死队”也各就各位，站在上面，除了留下一根镉条，所有控制棒都拉了出来，然后连最后一根镉条也拉出来一些。计数管的嗒的嗒的响着，气氛异常紧张，使人想起那些补牙的人等待牙医钻牙时的情景。K系数不断增加：0。98，0。99，1。00，然后到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链式反应实验成功了，现在每一代新的中子数量都大于前一代的数量了。理论科学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做到了。现在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至于怎样把它变为可以携带投掷的炸弹，那就是生产技术的问题了。
同一天（12月2日），在三个路口之外，就有人在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号房里讨论这个技术问题。同在一个城市，但两组人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那里。保密制度极其严密，这是罗斯福的要求。总统对这个所谓曼哈顿计划，态度是矛盾的，正如他性格中许多方面一样，这是美国民族性的反映。他在本能上信任别人，乐于做到知识公有，希望美国对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也喜欢保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得好，“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是操纵者，又是说教者，既是王爷，又是军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和出身，也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好说教，又讲现实的传统。”
在芝加哥，总统的态度是讲究现实的。软地网球场与埃克特大楼好象远隔重洋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要在三十一个月后结合在B29重型轰炸机的弹舱里。格罗弗斯将军召集这些人来，说是检查“芝加哥冶金工程”。他们都是美国工程技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重工业的头子，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这位将军要求他们做的事是需要相当盲目信任的。他要求他们生产一种他们既未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东西。只有一点向他们说清楚，那就是这一工程对战争极端重要，华盛顿是多少钱也愿意出的。
他们接受了任务，从那个月起就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合同中的条款从工业法看来，可说是写得空前含糊的。格罗弗斯答应先预付四亿元；最后开支可能超过二十亿。除此而外，承包的公司就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对极少数几个不得不参与一定机密的人，就要求绝对保密，甚至连对自己妻子也不得提及。妻子们要和科学家谈话也很难，因为那些科学家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他们家里的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说来，这种保密似乎是多此一举。某些方面似乎确是荒谬可笑。当时受到最严密监视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人叫波里斯·帕什，从前是好莱坞一所中学的足球教练，现在超重了，陆军情报处就把他训练为对付“共党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对自由派的政治活动曾经捐助了不少钱，而且有两次几乎要和琼·塔特洛克博士结婚。她是旧金山一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帕什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死盯住奥本海默。1944年奥本海默去电报山，到琼的家里，带她出去，到一家名叫“最佳”的夜总会里喝酒。他告诉她，他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再来见她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机密，他不能告诉她工作内容，也不能告诉她他在那里。这样他就走了。七个月后，她认为再不能见到他，绝望之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帕什在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