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后结论用电报向他汇报：“我们提不出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来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之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所以从杜鲁门看来，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敦促他，让他们从速执行他所谓的“对日本本土诸岛进攻的现成计划。”
八天后，即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使用原子弹：“第二十航空队的第五○九混合大队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一遇天气条件可以进行目测轰炸时，就应携带第一颗特别炸弹，轰炸下列目标中的一个：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这个命令白纸黑字，杜鲁门也觉不忍。史汀生也有这样感觉。早在6月19日，陆军部长就在日记写道：必须向东京发出一次“最后警告”。在总统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向日方广播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其开头七点是详细保证给予人道待遇，不进行报复，允许日本建立“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给予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允许日本建立新工业，“参加世界贸易”和对（日本）本土诸岛的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而且一旦局势稳定，占领就将迅速终止。第八条即最后一条号召东京宣布其全部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个广播在东京引起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些人从公告中看出，日本人获准在美国军队撤退之后，自行决定本国政体。这是对的，那正是杜鲁门要对日本人说的。但是当时武士道影响太深。东乡外相主张待机决定，因为不予置理，总比内阁中的军人强行断然拒绝为好。但铃木首相（海军大将，男爵）犯了一大错误。他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不过是老调新弹，日本人不屑理会。贝尔纳斯于是告诉记者们：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还希望敌人回心转意，所以直等到8月2日他回到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返航回国时，才对提尼安岛开放绿灯。于是，命令就译成了密码，通过无线电向远在地球对面那地方发了出去。这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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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子”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分载空运到提尼安岛。到了8月5日星期日下午，它已经部分地组装起来，挂在B－29机“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里。“埃诺位·盖伊”号是第五零九混合大队的长机，是大队长保罗·蒂贝茨的座机。他很久以前就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座机。他接到通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和他的座机就将名列史册。这时侯，他的部下也猜出来，他们闲得发闷的日子已告给束。载着高级军宫们的吉普车在岛上驶来驶去。格罗夫斯的副手法雷尔准将，从洛斯阿拉莫斯区到达，向明天乘着“埃诺位·盖伊”号飞往“帝国”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讲解这个装置。帕森斯越听越皱眉头。自从他到这个岛以来，他已见过几架B－29机在起飞时撞毁。如果一架载着组装好了的这种炸弹的超级空中堡垒出事，那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说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不要出事。但帕森斯坚持说：“如果等飞机飞离这个岛之后，再由我来负责完成组装这颗炸弹，就不会发生这样意外。”法雷尔问他，“你以前组装过这样的炸弹玛？”帕森斯说没干过，但他还有一天时间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埃诺拉·盖伊”号上唯一一个全面了解这个秘密装置的就是他。假如命运不巧，他可能会落在敌人手中。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向一个年青的情报军官借了一枝手抢。
当晚，第五0九混合大队奉命在会议厅集中。在那里，蒂贝茨上校第一次对他们说明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把一个你们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炸弹扔下去。这颗炸弹的破坏力是二万吨梯恩梯。”
他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提问。没有。看来飞行员都吓呆了。
他于是继续讲下去，特殊的武器需要我们采用特殊的战术。他们过去的练习那么异乎寻常，就是这个道理。几小时之后，在凌晨1时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将飞去“帝国”。它们将负责报回目标地区和其他代替的目标地区的上空天气情况。2时45分，第二组三架B－29机起航。他本人将驾驶“埃诺拉·盖伊”号，负责投弹。两架僚机在天亮以后十五分钟飞抵硫黄岛上空同他会合，然后一起进入日本本土上空。当晚12时，又传达了最后的行动命令。谈了洛斯阿拉莫斯区的试验情况，并说明为什么有个海军军械上校在长机里。然后，这些飞行员躺下休息，但谁都睡不着。大多数人都怀疑帕森斯上校是否真能够在机上将炸弹组装好。而帕森斯本人，恐怕比谁都更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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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切都顺利异常。他们避开小笠原群岛南面的大片云层，在闪烁着星光的天空里飞行到天亮，在硫黄岛上空约定位置上和僚机会合，然后向左转个大弯朝西北日本方向轰鸣而去。除了一簇高高的薄云之外，太空万里无云，蔚蓝一片，也没有发现敌机。飞行人员开始有点紧张，很少人说话，更没有人开玩笑。
他们的心情，在蒂贝茨的副机长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在飞行途中所写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在机中写道：“4时30分，我们朝东方看，月色已很朦胧。要是我们已经把炸弹扔给日本人，并在返航途中，我想大家就会感到轻松下来。当然能回到了家，那就更好。”早上5时，刚才破晓。大概一小时以后，刘易斯写道：“此刻是5时51分，看来我们将有一段较长的航程是晴朗无云的。汤姆·费雷比（投弹手）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心里早已飞回美国中西部的老家去了。”一分钟之后，“现在是5时52分，我们离硫黄岛仅有几英里。我们开始飞上新的高度。我们将在这个高空飞行，直到距离“帝国”大概一个钟头航程的地方。”
在本州上空，帕森斯一言不发地着手安装那个装置。副机长刘易斯的字迹开始变得歪歪斜斜，难于辨认。“……帕森斯上校的组装工作已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机上已装有那个特种炸弹，时刻可以爆炸。知道它就在你背后，是很不自在的。但愿老走好运。”接着，“自动控制器己经开动。我们已到了指定的高度……亲人们，快了……”
他们在目标区的晴朗的上空顺利地作了四英里的飞行。费雷比的眼晴紧紧盯在瞄准镜的交义线上。9时15分他把拉杆压下，把那单颗炸弹放开。不到六十秒它就掉了下去——地面上各种时间，其中有些是后来在断肢上发现的手表，都证实了炸弹落下的时间——在下落中，它的精确调整的齿轮系统和机械装置，准确无误地向触发点移动。刘易斯上尉刚给他的双亲写完：“在轰炸目标的过程中，暂停一下”接着他胡乱草书：“我的天哪！”
他们透过电焊工式的护目镜首先看到的是紫红色的小火点，但还不到一毫秒的工夫，就扩大为半英里宽的紫色火球。整个沸腾翻滚着的红紫相间的大火团腾空而起，一圈一圈的灰色浓烟围着这支火柱。冲到一万英尺高空时，沸腾翻滚的火团往外卷去，形成了第一个蘑菇云。火柱的底部现在有三英里宽，它把目标“零区”周围剩下来的那部分市区全部吞没，全部可燃的物体都化为灰烬。在五万英尺高空，出现第二个蘑菇云。“埃诺拉·盖伊”号和两架僚机不断东躲西闪，快速拍了一些镜头，就飞逃而去。他们远离广岛二百七十英里时，还能够看到蘑菇云进入同温层，向着周围闪射着各色的辐射线。
9时20分蒂贝茨用无线电向提尼安岛报告：“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这个词似乎不很恰当，但是确实无词可以形容的。突然间蒂贝茨意识到第五○九混合大队的飞行员们回到提尼安岛，将会象国王那样受到尊敬了。基地上再不会有谁敢于再取笑他们。而美国国内将有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或者已经胜利在望。但是，也有所失。广岛早上9时14分还是生机勃勃拥有三十四万四千人口，到了9时16分就损失了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四平方英里的城市文明，化为乌有。不久，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宣布：“十六小时之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说明我们已开始驾驭宁宙中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太阳也从它那里吸取力量——已被用来对付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当他补记说美国“已经把二十亿美元押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上，而且赢了”的时候，那就是错误的了。将这样的屠杀说成是赌博赌赢了，是很不得体的。在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用粗野的讽刺口吻谈论这件事，说得还更贴切些，他说：“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不愿和它发生任何联系。”
在进入原子时代的初期，有很多不得体乃至完全是粗俗的说法，可以归之于不理解。这个概念太大，人们马上掌握不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相当于一角镍币的十分之四的一克物质，能把一百万吨重的东西举到六英里高的山顶上，或者说，一口气就可提供充足的燃料，使威力强大的飞机日夜飞行一年。这样说说是一件事，但是要你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名舞星在广告里可以把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尔德温【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美语称戈尔德温主义，意即用词往往离奇古怪。——译者】不幸说过：“原子弹么，那是象炸药一触即发的。”但他们和阿肯色州新港市一个农场主一样，对核裂变一无所知。那个农场主以为橡树岭市真有一个“原子弹公司”，于是他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我想用原子弹该比用炸药好些。”很多人嘲笑阿肯色那个乡巴佬，其实他们对链式反应的知识，也和他一样无知。更多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或者不肯相信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准备随同第二颗原子弹去长崎，他好奇地看着那个“胖子”。他想，这东西“造型真精美，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够塑造这样的东西，都会引以为荣的。”尽管他曾参观过在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的试验，他还是怀疑，“这个看上去好好的、设计又是那么精美、操纵又是那么安全的东西，难道会在不到转瞬的工夫就把整个城市和它的人口全部消灭么？”其实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干过一回了。8月9日又再干一次，又毁灭了第二个目标城市的三万五千人。甚至就在这时，还是有人怀疑。在提尼安岛上，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把从新墨西哥州运来准备飞往长崎的U－235那个箱子的尺寸观察了一会，就对康耐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当然啰，这里面装着的物质的原子，只是起着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不，将军！”多贝克说，“爆炸完全是从这箱子里的物质发出来的。”斯帕茨将军瞪着眼对他说：“年青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相信呢！”
第二批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从长崎回来，就听说俄国进攻满洲，而B－29机正在日本本土上空各地，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马上考虑这张传单所谈问题。我们现已拥有最大的摧毁力量，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传单警告说：“我们刚刚开始在你们本土上使用这种武器，”并劝告看到传单的人，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消灭；还敦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而且，宣传这时也没有必要。全世界的大国都已对日宣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已到了失却理智的地步。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的浪潮，拉着它向不同的方向走。但斗争最剧烈的是在两种人之间：一些人想活下去，另一些人要以身殉国。后来过了很久，美国学者才知道，当时有人要求全民族殉难，险些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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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活，使他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顷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日本人虽然自己制不出核武器，可是他们倒有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早上，9时日本参谋本部把仁科芳雄召来，向他提供了有关广岛的情况概要。仁科芳雄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担心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类武器的破坏力，作过粗略的估计。现在他所听到的一切和他原来的估计是一致的。当然，那些将军们从他的报告中，听不到什么安慰他们的话，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社的记者跑到仁科芳雄的实验室采访。他说美国人正在传播消息，说他们有了原子弹。这不可能罢，可能么？科学家转过身去，没有回答。他这时几乎肯定是原子弹了。接着政府让他坐着飞机在那己成废墟的城市上空观察。后来美国军官向他提问，仁科芳雄说：“我从空中观察破坏情况，一眼就可以断定除了原子弹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破坏得那么厉害。”
8月9日星期四，天还未亮，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消息就传到东京。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早晨11时零1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恶耗传到正在开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刚在长崎上空爆炸。与会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皇官，裕仁刚从这里向铃木首相发出密令，敦促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首相和文职顾问看法是一致的。别的国家在这情况下，肯定就会立即实现投降。但在日本则并不如此。尽管这个国家已在火海中沦为废墟，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要十分注意保存面子，特别是裕仁的面子。当然，如果军方和全国一致行动，这也可以办到。天皇可以躲进皇宫深处，好象战争完全与他无关。
但有一个障碍。军队不跟着走。在宫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笔直地握着镶着宝石的武士军刀，提出他们的条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日军由日本军官自行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日本法庭审判，敌军占领事前事项要加以限定。要是这场战争不那么野蛮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