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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内阁会议吵吵闹闹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中间打断了几次，都是由于接到从广岛、长崎和满洲前线送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8月9日晚9时半，铃木和东乡觐见天皇，报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都争执不下，陷入僵局。他们建议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地堡内作为御前会议召开，请天皇驾幸聆听。裕仁同意了。会议从11时30分开始。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两个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顶住文官不让。问他们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的回答表明，麦克阿瑟是多么洞悉敌人的心理。他们顽固地坚持，战争迄今还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接触。这时候是日本的最好时机——把美国人“诱引”登陆，然后把他们“全歼”，就象1281年“神风”的始祖消灭忽必烈的军队一样。这番话很象罗斯福逝世时戈培尔给希特勒打气的话。有人要他们不要忘记，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保卫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他们绷着脸说，不管情况如何，“民族的荣誉”要求“在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决战”。铃木最后奏请天皇作出“圣断”。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传统，天子仅仅只要在场就够了。他亲临参加就已经为他们添福了。但不管怎样，这次裕仁却马上赐复。他站起来，说唯一可行的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会场。散会时，铃木宣布说“天皇陛下的决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决定。”
表面看来是军界失败。但谁也比不上军阀之顽固。从外表看，议定的细节都得到仔细遵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结束，内阁就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晨3时——一致通过在保留天皇统治地位的谅解下，接受杜鲁门的波茨坦公告，并批准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一式电文。电报上午7时发出。因为怕发生政变，这个重大消急没有让日本公众知道，而日本人还以为日本在打着胜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那天早晨，全帝国级别最高的将领阿南大将，把在东京的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事实情况。如果说，叛变的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很多种子真的生了根。到了晚上，就有报告说陆军部和舰队越来越不稳。阴谋进行叛乱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华盛顿的美国人却无意中给了他们时间。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还在考虑：美国人要是知道裕仁保留皇位，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反响。这次，责任又一次落在杜鲁门身上，他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将决定告知铃木。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是，使人气急如焚的是，格仁似乎在拖。接着三天，东京电台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似是不祥之兆，于是总统考虑恢复大规模轰炸。有一次实际上有一千多架B－29型飞机已经腾空向帝国飞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原来的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当时的想法是下决心要使好战的阿南、梅津和丰田就范。在皇宫的防空地堡里，双方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意志对杭的斗争。与会者中，至少阿南大将一人，知道首都某地的军官们正在策划夺取政权，虽然他还没有让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起事。8月14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在华盛顿时间是8月13日——裕仁行使了天皇权力。他把对臣民的广播讲话录了音——而臣民过去从来是不准听到他的声音的，——要臣民向征服者俯首，并在讲话最后说：“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一俟美国同意投降的程序，这个录音就准备在第二天中午通过东京电台播出。
杜鲁门在星期二下午3时50分获悉日本已经停止抵抗。下午7时他向全国宣布了这消息，并宣告放假两天，以示欢庆。
可是，在东京还存在着叛变的危险。8月14日晚至15日晨——在天皇已作出决定，而老百姓还未知晓以前——叛乱的煽动者仍在策划推翻政府。他们找到裕仁近卫师的师长，要他下令给部下，拒不执行即将下达的投降命令。他拒绝了，他们就杀害了他。他有两个部下参与了叛乱，伪造了天皇圣旨，以便把天皇隔离起来，并扣发投降敕令的录音。上午8时，假圣旨已准备好，并盖上了巧妙仿造的裕仁御玺。就在那时，另一个近卫师的将军赶到，把他们逮捕。
星期三整个上午，东京电台一再通知全国注意，中午有“极重要广播”。这几个小时首都动荡很激烈。头脑发热的人企图谋杀铃木和他的两个阁员。阿南大将因为丧失民族尊严，在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有四个叛乱头子也步他后尘。那位当天早上8点钟刚平息了叛乱的将军竟也跪在地上，把剖腹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这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海军中将大西淹治郎，这个神风特攻队之父，也跟着自杀了，他倒是罪有应得的。
英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些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则是拱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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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说，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这还是第一次。伦敦报纸的标题中有这样一条，“这是六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觉得和平来临，但人民并没有感到和平。对非职业军人说来，只有在他们真正踏上归途，战争才算结束。1944年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复员计划。欧洲胜利日前十天，陆军部己开始把那些最勇敢、最劳累的美国大兵遣送回国。
这个计划就是有名的“服役分制”。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月就记一分，在海外服役一个月加记一分。参加一次战斗记五分，战斗负伤或立功得奖的也各记五分。这样，四十个月前应征入伍的一个士兵，在海外呆了三十二个月，参加了六次不同的战斗，负过两次伤，回国时他就有一百一十二分。其他半数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八十五分，全体陆军妇女服务队员，只要达到四十四分，也可回国。对当了父亲的士兵，对嫁给即将复员战士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以及未经合法结婚而怀了孕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还有特殊的规定。
这个制度是再公平不过了，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却气坏了，因为他们的军种没有安排。到了夏天，海军部才宣布计算服役分的方法。可是底线太高，够格的人寥寥无几。六个给国会议员写信抗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又把陆军服役分制底线放低，从而更得人心。到了1945年7月，经过多少文牍手续以后，大规模横渡大西徉的客运终于开始。有一天，七艘停靠纽约码头的运输船载回来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个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皇后”号载回来一个师。“玛丽皇后”号也载回来一个师。有一次，在七十二小时之内，陆军航空兵运输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空运回来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名战士。到了复天，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准备对日本长期作战，但已有五十多万人回到家里。
原子弹把形势改变了。在投掷原子弹之前，整师的增援部队还在由进攻型运输舰运往太平洋，而服役分较高的大兵则在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市等候什么“皇后”号或空返的C－54运输机把他们运走。现在驶向国际日界线的轮船奉命改变航线了。其中一艘是伦纳德·佐旦船长指挥的“亨利·泰勒将军”号。在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后几天，这条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东往西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前甲板的扩音器响了——“大家听着！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船的役影罢，……”他停了一会说：“本轮现在转驶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三千人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相信战争真正结束了。他们在归家途中。家！虽然1945年的家和他们记忆中的家是很不同的。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人们也变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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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红发佬」
事有凑巧，沃尔特·鲁瑟恰好是在1907年劳动节前夕诞生的。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个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逃避普鲁士军国主义，从一个德国农场移居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工会的激进领导人。瓦伦丁又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尤金·德布斯、大比尔·海伍德【尤金·德布斯（1855－1926年）和大比尔（威廉）·海伍德（1869－1928）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的信徒，崇信社会正义。当红头发的沃尔特和兄弟维克托从弗吉尼亚州西部惠灵市来到底特律市时，就已经走上了要与汽车制造工业巨头们互相对立的道路了。
他们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韦恩大学。在大学里领导过一次学生运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问题，获得成功。1932年诺曼·托马斯参加总统竞选，沃尔特为他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兄弟俩便拿出全部积蓄，买了统舱票去欧洲。他们在德国反抗纳粹，又在俄国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坐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亚洲，在“胡佛总统”号轮中当船员，横渡太平洋，回到底特律。正好赶上那里的静坐罢工。
在头一批的静坐罢工中，沃尔特就担任了领导。他当时已是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第一七四地方分会的主席。他借了三百美元，雇了一辆宣传车，租了一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机旁指导工作。维克托则在凯尔西－海斯工厂开冲床，每小时挣三角六分半。在维克托的煽动下，制动器装配线的工人静坐罢工。一个人事处职员惊惶失措，哀求维克托把工人叫来开工。维克托说：“那只有求沃尔特·鲁瑟才行。”这个职员没考虑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还问他：“谁是沃尔特·鲁瑟？”沃尔特接电话后来到，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号召工人们参加第一七四分会。那个焦急不安的人事处职员说：“请你来是要叫他们复工，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双眼闪闪有光说：“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又怎能叫他们复工呢？”
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最低工资为七角五分。于是六个月内，这个分会的会员一下子从七十八人激增到二千四百人。霎时到处可见这个红发佬活动，满城吸收汽车工人入会，为罢工出谋献策。这样他就成了受人注意的人。1947年5月26日他站在迪尔本市福特的红漆厂外的跨桥上散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传单。汽车公司雇用的暴徒用橡皮管和皮包的铝棍向他袭击，把他和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打瘫在地。一年之后，福特雇用的持枪歹徒又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公寓，威胁要他的命。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他成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任，1946年他当上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两年以后，在4月的一个清爽夜晚，沃尔特在厨房和他的妻子梅伊谈话，一个受雇的凶手，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拿着装有“○○”铅弹的10号双筒散弹枪向他射击。沃尔特倒在地板上，他的右臂几乎断掉，伤势十分严重。在他住院期间，一个凶手又把维克托的右眼射瞎。还有人携炸药企图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总部炸掉。
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是他们未必就是资方雇用的。沃尔特还树了不少其他敌人。他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把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社交场合里，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也得罪了顽固派。他的名字惹人攻击，有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引摄雷电一样。吉米·霍法说他是一个扒手；约翰·刘易斯说他是个“笨蛋，假知识分子”，亨利·华莱士说他是进步党的“最大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世界联邦推进者联合会都担任领导工作，使他赢得很多自由派的爱戴。1952年他成为产联的主席，英国工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他是美国最能鼓动人的人。在鲁瑟的崇拜者中，有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鲁瑟当总统也够条件。
工会领袖很容易生活腐化，但沃尔特却被公认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对寻欢作乐不沾边，有时连正常的宴乐也不参加，而且从来不好出风头。在几次几乎丧命之后，他承认该有保镖。可是工会要帕卡德汽车厂给他制造一部价值一万二千元的漂亮防弹车，供他外出时用，他却反对说“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坐小轿车。”这点他真的做到了。他到市中心去看电影，总是不顾最起码的安全警戒措施，坚持在偏街小巷下车，使保卫他的人很伤脑筋。后来他的车子在加拿大发生故障，把别人的车撞坏，他从车里跳出来，不由分辩地说：“行了，我无论如何再不乘它了。”他改坐公共汽车来完成了这次旅程，以后，再也没有坐那辆小轿车。
工会为鲁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单间的避暑用家屋，和别的房子不挨着，容易保卫。沃尔特既然是沃尔特，他马上就考虑加以改进。他的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受伤的手成为爪形手，就有必要经常使它运动。于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适宜居住。他首先添盖了几间：这边加个厨房，那边加间卧室和书房，又加盖一层二楼，把走廊围上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自制了精致的高传真度收音机。最后，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应有尽有了。除了起坐间那几根用手工劈出来的横梁和屋内的水落管还可以看出是原来的房子的以外，其余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