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而总是从思维活动中取得乐趣。他对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起来没完。默里·肯普顿说他认识的人中，沃尔特是唯一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邮讯》的斯潘塞·麦卡洛克说：“你要是问沃尔特几点钟，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制造钟表。”有时他谈得兴起，会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乱扯在一起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约·麦卡锡是“睡在一张床上，互相勾结”。又一次他把一个公司谈判代表说成为“他的心脏就象个计算机，喷出来的都是冰水。”
那个谈判代表自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谈判桌上，红发佬喋喋不休的发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会在市内不同的地点，同时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特公司进行谈判。这又是沃尔特的“个别对付”的策略的运用。他这个策略的根据，是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比他们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对立不信任还要强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来就好对付，没有哪一家愿意冒罢工的危险而让其他两家夺去它的市场的。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张桌子下面时，就说明谈判对他有利，猎物己经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是使他致胜的一个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强有力的肌肉，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说着，提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时而详细论述，时而愤然驳斥，时而后悔表示歉意，接着又转而谴责对方，用干巴巴的单音调告戒别人。总之，搞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
有时，他们给他气得说不出话。工会里霍法和贝克的信徒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为工人多争点钱，至于是由股东还是由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不同意。他争辩说，如果公司提高汽车价格，刺激通货膨胀，提高生活费用，那么，就算在工资袋里增加五分钱，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对于公司的董事会说来，这简直就是要夺老板的传统特权。而更坏的是他还要求查公司的帐簙，说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用鲁瑟低音悦耳的声调说，这叫“经济领域的民主”）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还是把劳资关系这个概念改变了。
这是因为：尽管其他工会领袖嘲讽他是个“书呆子”，寻求“天上掉馅饼”，尽管资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说的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东西，这个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却成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决不仅仅是底特律工人所说的要卡迪亚克的钱而已。沃尔特·鲁瑟在劳资协议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资按生活费用升降的伸缩条款以后——在蓝领无产者已上升到中层阶级以后，他就发动他那个“团结大厦”里的工会工作人员，为意义广泛得多的问题去斗争——例如消除贫民窟，让老年人有文娱活动的权利，在广播中有定期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广播时间，工会出版报纸，组织不分种族界线的滚木球球队等等。工人们也真地跟着他这个领导人走。他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不满，可是他们还是朝着沃尔特父亲所说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机，在密执安州佩尔逊市附近失事身死。沃尔特的灵柩上覆盖着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旗——蓝底和一个白色齿轮。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词。丧礼结束时，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会歌曲：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从缅因到圣地亚哥，
哪里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会找到乔·希尔。
也会找到一个红发佬。』
第十三章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1945年的晚秋季节。
哈里·杜鲁门每天在天还未亮以前总要打开特别放在他白宫总统卧室附近的装满食物的冰箱光顾一番，因此他在六点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胡子，穿上白衬衣，打上蝴蝶领结，着上一套双排扣的衣服，干净利落，不离服饰商人的本色。按惯例，总统可以有个贴身男仆照顾穿着，但他不屑这样做，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接着他身子挺得笔直，一本正经，摆出他在小学里学写字时就养成的那种架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当天早报，一边匆匆给工作人员写几道指示。7时正，他走出白宫，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几个特工处的保镖，几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而他则以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擞地穿过拉斐特广场，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北至K街，向东转到第十五号街，又往南到纽约大道，然后走过财政部大楼，走过约翰·斯奈德未来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后，杜鲁门就想让斯奈德继任。他的顾问们认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说他不适宜参加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杜鲁门不以为然，说斯奈德和他的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一样，都是老朋友。这位新总统是主张依靠老朋友，信赖老朋友的。
总统府里8时进早餐，内容有水果，烤面包片，腌熏肉，牛奶，咖啡，此外，这位一家之长还在谈话里给早餐加些胡椒粉。他会对贝丝和玛格丽特说，最好吉米·贝尔纳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不要轻易上俄国的当，麦克阿瑟不要在东京俨然以总督自居，而那些该死的海军上将们，特别是那个婊子养的雷德福，不要让部下公然对抗政府统一武装部队的计划。
当时总统还没有谈到的话题有：爱闹事的学生、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持飞机、交换老婆、吸毒风气、心脏移植、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胡说八道、太空飞船、取消种族隔离、国内动乱、赤裸裸的色情书刊、冒风险的经济计划、爆炸办公楼、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克里比亚申、法律与秩序问题，音障问题、满嘴粗话的女大学生、难于管理的城市、共生派解放军，避孕丸、生态学与领袖人物的天生魅力——这两个词当时还只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中出现——还有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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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塞尔学院1939年毕业生，二十七岁的约翰·伯奇上尉的残缺尸体那天早上安葬在俯瞰中国苏州城的绿树成荫的山旁。他是个浸礼会圣经原义派信徒，勇敢的美国战略悄报处的军官。他所遭到的结局使那些原来了解他的许多熟人认为几乎是命定的一样。事情发生前，他的上级古斯塔夫·克芬斯少校，就在日记里写道：“伯奇是个好军官，但我担心他太卤莽，会闯祸。”1945年8月25日，这个过分热心的上尉碰上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巡逻队，和他们的队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巡逻队就扑上前来。克劳斯事后说：“我本来指示他在遇到混乱情况时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伯奇却使那个共军少尉在部下面前丢脸。从军事上说，约翰·伯奇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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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年秋天，贝蒂·戈尔特施坦对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感到了失望。她原是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年毕业的高材生，在校的时候就把贝蒂的名字改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有个男人替她开门让她先行，她就会睬他一脚。现在她回到东海岸来，嫁给一个名叫卡尔·弗里登的夏季旅行剧团的班主。这个人又做广告生意，在赫德逊河畔买了座漂亮房子，雇一批佣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夫妇两人都高兴异常把她们当作宝贝。在邻居们看来，照郊区太太和母亲的标准来说，贝蒂——现在不再叫自己是贝德了——可算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在操劳家务之余，贝蒂·弗里登还开始动手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短篇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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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伯格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当焊接工，半工半读，想成为市场研究专家。他很少出口骂娘，每天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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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阿尔杰·希斯，在弗吉尼亚大道新建的国务院大厦里，搬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完成了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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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琼·贝克，一边因为战争做了工人，获得了优异奖状；一边又让《扬基》周刊拍摄和刊登她的照片。那张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儿介绍所的注意，到对日战争胜利时，她就在所里参加模特儿训练班。她的丈夫还在海外服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一面保住那份战时工作，一面又每月请十天病假当女招待来赚回训练班那一百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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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于1945年重新当选巡回法庭的法官。到任伊始，他就马上定出计划，准备第二年在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威斯康星州在参议院里要有个机尾炮手”，向州里的选民们吹嘘，他怎样在太平洋作战时出生入死。其实，麦卡锡是在办公室度过大战的。他是侦察轰炸机第二三五中队的情报官，任务是在办公室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的汇报。战争期间他只受了一次伤，跌断一条腿，那是因为参加一次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宴会喝醉了酒，从梯子上摔下来跌伤的。现在回到国内，他就向听众说他怎样在战壕和蔽体里，渡过难熬的长夜，给他领导下阵亡战士的家属写信，表示他一定信守对烈士作出的诺言，把一团糟的国内政局清理一新，因为这种局面使“我的战士们从内心中感到厌恶。”有时他会用那条跌断过的腿跛着走路。有时又没有留意，用那条好腿跛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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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一位曾任海军中尉的瘦削的二十八岁青年回了家。他曾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采访英国大选情况。可是，当记者前途渺茫，到大学教书又缺少一个学位，做生意又不感兴趣，于是约翰·肯尼迪决心在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竞选众议员。他的主要条件，就是他父亲有钱，在他童年时外祖父就当过波士顿市长。这时，他在金顶的州议会大厦拐弯处的鲍登路一百二十二号租了第三十六号公寓，作为他的正式住址。名门闺秀在这里进进出出，为数惊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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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众议员选区的议员杰里·沃勒斯任期届满，他原是受到厄普顿·辛克莱提携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急需一个象样的候选人和他竞选。该党“公民事实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暮春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合格的竞选人，但没有人应征。这时，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就派出两个调查人员去访向他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青年还在部队，在巴尔的魔市为海军谈判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一个名叫赫尔曼·佩里的银行家，就向马里兰州挂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放不下心，因为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尼克松虽然是个律师，但在廿五岁前，还没有投过票。甚至他属于哪个党还是个谜。但是尼克松在电话里说，当然他愿意竞选，佩里问道：“那你是共和党么？”尼克松停了一会才回答：“我想是罢！上次大选我投杜威的票。”佩里说那就行了，叫尼克松尽快飞向西部。共和党调查委员会总算找到一个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方法还有待于提高。他当时想到的竞选的方式，就是穿上藏青军服，跑到工厂大门，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然后就眼瞪瞪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来，严肃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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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另一个前海军少校林登·约翰逊这次又代表得克萨斯州第十众议员选区。他对和平后马上就搞复员感到遗撼。他在众议院讲坛中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必须有足够军事实力来履行我们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我们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未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保护我们对付罪犯，有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足以履行我们帮助联合国为全世界担任警察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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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海军军官，本杰明·斯波克少校原是康奈尔医学院儿科讲师，现在是海军军医，正在把他写的第一本书《婴孩与儿童护理常识》进行最后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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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河内，日军刚撤出，法国殖民军就接踵而来。当地一个政界人物胡志明，背景复杂，但最近据说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到人民拥护的越盟（即越南独立联盟），但是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不肯接见他。当时胡志明还没有依附那个大国，还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就去巴黎提出要求。如果在那里都不能解决，他就准备命令他的拥护者炸毁河内水库，然后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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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志明在巴黎的住处隔开几条街，三十七岁的威廉·弗·诺兰少校是陆军部战史组的负责人。他刚按到通知，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年轻的一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华伦认为他条件最好，选他接替刚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的优点就是年轻、服过军役，在州议会有六年经验，搞慈善事业颇有名气，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约瑟夫·鲁塞尔·诺兰。华伦州长政治活动经费，主要是这人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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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一位性格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又再结婚。但到了秋天，就知道这段姻缘错配了。不管他们夫妇到那里去，这位夫人都要带上她那五岁的孩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都在她面前争宠。李本来对继父颇有好感，见到父母争吵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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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哥儿们、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卡利、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等人还未成名，所以他（她）们的大名还未在报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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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9时不到，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就从白官楼上总统寝室乘小电梯到楼下，昂然阔步走进白宫西厢的椭圆形办公室，立即投入工作。他确有干劲，作风直爽。罗斯福欢喜玩权谋耍手段。杜鲁门却欢喜作出明确的决定，愈难愈好。为了免得发生误会，一切决定都要写成书面。他从不后悔，从不因此失眠。对他说来，拖拖拉拉就是罪过，他最瞧不起。他的神气往往象个精明的店主，一切都跟做买卖一样，事实上，这位总统把每天会见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以至全国家禽周的赞助者，都称为“顾客”。对每位来客都有力地握两下手，招呼他到总统办公桌前坐下。那时转入和平已有几个月，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犁头的模型，换下了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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