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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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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H·奎克”号【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译者】，就离开加尔维斯顿港，载着九千多吨小麦驶向波尔多港。装载救急粮食去法国的是由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这是第一艘。马歇尔计划总共向欧洲提供了125亿元，比他原来预计需要的为少。还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计划，例如“安置流离失所人员的计划”，使得33。9万名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自然，俄国人很不高兴。他们也宣布即将实行一项什么“莫洛托夫计划”，但以后却无下文。这时急剧向左边靠的亨利·华莱士，把欧洲复兴计划称为“战争计划”原文为mart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 wa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1984》与《动物庄园》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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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