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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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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