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格里菲思所指出的，在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之前，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尤金·考克斯就己就颠覆问题发表庄严声明，说“我手中掌握了……。”而他还不是唯一的一个。】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称，苏联间谍就象舞毒蛾一样，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里奇指控迪安·艾奇逊，说他在约瑟夫·斯大林那里领津贴。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则认为，凡是向蒋介石提出意见、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产党之效的美国人，几乎都可以据此列之为罪犯。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卖国贼的头面人物”，“睁着眼睛说谎话”，他和“这伙犯罪的卖国贼和姑息共产党人的人携手合作，在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不断影响下，至今还继续把美国出卖”。
这些过激的责骂似乎一回比一回厉害。1949年12月，两院的共和党人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说，国务卿已失去全国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经不再可能，应该由总统免职。这时，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以为反对党已经走到头了。这份绝无仅有的决议最后送到哈里·杜鲁门的办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走到了头。他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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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把共和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确，他们中有些人不但表现得活象歹角，而且还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个看热闹的人，随便在哪个下午走进参院观众席，就可以听到政府被谴责为“乳臭未干的假自由派”，发出“可怜的号叫”，“把共产党和那些怪人视若神明，”而正是他们把中国出卖成为无神论者的奴隶。至于最厉害的话，则用在“国务院里那些按莫斯科共党路线行事的跳梁小丑”上，他们“喷出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而那个“红色教长【原文是Red Dean，当时称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坎特伯雷教长为红色教长，艾奇逊的名字是迪安（Dean）与教长一词同音，称之为红色教长，影射其同情苏联。】却在莫斯科主子脚下感激涕零”，在那里“哀鸣”，“啜泣”与“瑟缩”。有些时候，连记者们也怀疑，苏联政治局内的反美言论，是否会象国会大厦里听到的言词那样恶毒。
有些时候，在国会里也听到理智的声音，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当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把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一个民主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硬说利连撒尔在田纳西流域管现局内包庇过共产党。麦凯勒问他是否在脑袋里也有个苏联革命的样本。这位作证人回答说：
『我脑袋里确实有这么一点，参议员先生。……民主政制的原则之一，就是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这些人不管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竞然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还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毁灭。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但这样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对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奋作用而外，这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的利连撒尔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国内对颠覆活动的恐惧心理，可以用提出证据和诉之理智来加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这种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必须让它发个透，才能停止胡话梦呓。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于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为一种凶狠势力。参议员塔夫脱谙于此道。他和他的共和党的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在坚决反共分子们进行了一次口头攻击以后（什么“在我国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务院内有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中国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塔夫脱对记者说话就露骨了，“要把国务院内的共产党人除尽，唯一方法是更换政府首脑”。换句话说，他正在为1952年作准备，到了那时，人民就有机会选举新总统，而罗伯特·A·塔夫脱很有可能获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明白，“一切归结为一点：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竞选中得胜？”
但是民主党也是想竞选胜利的。哈里·杜鲁门很了解，猜疑的范围愈来愈多。而且，对他来说，还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共和党确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苏联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倒是从莫斯科派来真正的特务，而作为国家元首，他要对国家的安全保卫负责。杜鲁门是在1945年9月那个晚上以后，就开始怀疑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供词都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萨女子学院毕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担任苏联交通员已有五年之久。她从华盛顿那里得到极密文件，把它们交给在纽约和她联系的俄国联络员，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三十多个前政府雇员中，有劳克林·柯里。他从1939年到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过中国，现在是派克大道一所进出口商行的经理。还有亨利·德克斯特·怀特，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还有威廉·雷明顿，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是商务部里步步高升的红人。钱伯斯则提出罗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是共产党员，其中特别是阿尔杰·希斯。他快将离开国务院，去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主席了。
杜鲁门也和其他人一祥，听完他们的供词以后，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加拿大发现的间谍网却使他震动。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几个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又利用了《美亚》杂志案件的余波，提出对政府怀疑。对此，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于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它们是共产党的外围。接着下一年整整一年中，这名单不断扩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个。尽管反法西斯主义难民委员会的最初目的只限于捐赠食物和医药给美国的盟国俄国，但谁要是参加过这个组织，就会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那些曾“按共党路线办事”的政府官员们就被免职。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这种坚决反共运动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来就是应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于1940年通过。全名为史密斯外籍人员登记法。其内容是凡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各级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译者】，审讯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但是，这种反共恐怖的实际情况，是难得见诸报刊的，因为它已经习以为常，就象1932年的失业工人一样。总统第9835号的行政命令，还鼓励了美国人去探听有关同事、朋友、邻居以至亲戚的私事。而且，这种忠城调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政手段。联邦调查局于1949年5月22日对从联邦政府领薪的二百万人“逐名审查”，从邮递员到部长都不例外，这样，就开始搜索所谓“不忠诚分子与颠覆分子”。此外，对每年为数五十万的申请参加政府工作的人，该局还要负责弄清他们是否忠诚。谁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会对他进行全面历史审查，有时还会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们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或者自称认识他的人，进行问讯，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和政治信仰。资料搜集了以后，就由地区忠诚委员会进行审议，证据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则就要传审他，作出结论。对下了不忠诚结论的，可以向华盛顿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上诉，但它的裁决就是最后定论。
有什么可以作为借口，比如说，把一个善良而忠实的邮递员解雇呢？凡是犯有叛国罪、参加过间谍活动、赞成过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哈奇法于1939年通过，1940年修订，禁止除制订政策以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译者】早已禁止）、泄露公务秘密、或参加了被司法部长定为是搞颠覆阴谋的社团的那些人，就可能接到解雇通知书。至于是否参加过上述活动中任何一项，都无需确实证据；“有相当理由相信”是颠覆活动就够了。审讯的程序是卡夫卡式的【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作家，所反映的世界结合了现实与梦幻，情节荒诞离奇。——译者】。只有当有关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时，才会“具体地和完整地”写明控告理由。不然的话，被告人甚至无从知道他究竞是怎样和在那里犯了错误。他要是还有传统的权利来和原告进行对证的话，本来也可以知道的。但现在他连这个权利也没有。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方针，透露检举人就会有碍于今后调查，也就危害国家的安全。同样，由联邦调查局开出的而由司法部长公布的各团体名单，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团体也不能进行辩护说自己无罪。要是一个公务员是其中某个团体的成员——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仅仅是认识了某个成员——他就被通知免职。这是名副其实的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了。
那些有幸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被解雇的受害者则会接到一份通知书，以“证据表明”开头，接下去便是下面这样的罪状——这是从当时档案里搞出来的：
『自1943年以来，你曾是xxx的密友，而在我们的档案中，有证据说明他曾对共产党的原则与方针，表露过积极、同情的态度。
你的名字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新闻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作为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发起的群众大会的赞助人出现过。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在你受雇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威廉斯学院期间，你曾经发表言论，其大意是你认为“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对民权的威胁，比之共产党还大，因为它们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曾在1941年12月28日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极力主张将武器迅速装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该通知书最后以一项正式解职通知结尾：“上述材料表明，你过去和现在是共产党的党员、接近者，或它的同情者”。于是，这位不幸的雇员便被“只靠谣言就可起诉”——这恰恰就是韦伯斯特大词典给星法院所下的定义——的法庭免职。一个人受到全面调查，这件事本身往往就足以使这个人丢脸，使他的家庭蒙羞受辱。从开始对他进行忠诚调查那天起，他就成了嫌疑分子，在他证明自己是无辜以前，在人们心中他已经是有罪的。被公安官员讯问过的邻居们，在街上不和他打招呼，不接受他的妻子的宴请，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游戏。他的儿子可能不能参加童子军。他甚至无法拜访当政府雇员的朋友，因为这样做，他们也会受到解雇的威胁。最后，他就只有靠积蓄度日（如果他有存款的话）和靠他的家庭的支持了。
1949年6月，这位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说，“由于这个忠诚调查的行政命令”，联邦官员的风纪，“从没有过”现在那么好。是什么使他这样看的，真是难以想象。几乎国内所有的律师都知道，这个忠诚调查把正当的审讯程序都弄得形同虚设。托马斯·潘因【托马斯·潘因（1737－1809年）美国政治家、政论家、作家。——译者】曾自豪地夸耀美国这个新世界，说它已变成为“欧洲各地被迫害的酷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难所”。这句名言成了对他的嘲弄。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的政治迫害》，这是由《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那位受人尊敬的主任所写的，内容叙述的是忠诚调查中那些特别肆无忌禅的胡作作为。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的《哈佛法律评论》的文章中指出，因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所带来的后果，“有类乎刑事犯罪——诸如失掉职业，长期蒙耻受辱、谋生能力不断削弱等等。”这个忠诚调查现在已花去一千二百万元。在等侯复审的较有趣的案件中，有一个人被解职，罪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小差，而那时他才九岁。
那些以为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会弄清是非的人，实在只是抓着一根脆弱无力的救命草。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森是“一个杰出的保守的共和党员”，“和司法部进行密切配合。”无疑，任命理查森当主席在政治上是非常策略的——他本来是哈丁和柯立芝一手提拔的——但说到公允正直，却可怜得很。这位复审委员会主席年近七十，在首都，他以美国医学协会律师与普尔门卧车有限公司的律师知名。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团员、糜鹿会的会员，以及“大都会”、“燃树”与“却维·蔡斯”等俱乐部的成员——他正是那种维护现有体制派，对他说来，所谓忠诚，就得符合美国传统。他是把爱国与正统混为一谈的人。
有时，个别事件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很能使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况。贝利小姐是布林·玛尔女子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毕业生，1948年春四十一岁。她已在美国就业局工作十四年，被认为是模范工作人员。她唯一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公务员联合会，而这又是没有被司法部长点名的组织。贝利小姐是该会地方分会的主席，虽然没有树敌，但这职位很可能会使人垂涎而制造流言蜚语的。凭着一些未经证实的控告，说她曾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曾“和一些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交往，”她就被拉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忠诚委员会。控告人提不出证据，也没有证人作出不利于她的作证。她也矢口否认有罪，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