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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8月份，利布林对本特利小姐的讽刺嘲弄，真是没完没了。对他来说，她是“肉豆蔻马塔·哈里”，【马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国女间谍，后在法国法庭中判处死刑。——译者】后来《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皇后”，开始说她是“漂亮的”和“金发碧眼的女人”（其实她两者都不是），这样之后，这位《纽约人》的评论员，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皇后”。但是，后来他的评论开始尖锐起来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现在却在损害好人的声誉嘛！他于是写道，这种审讯“使人想起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利布林认为“编辑们要是对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嗅不出合成橡胶的燃烧臭味，那就是对消息非常不敏感。”如果认为他是想贬低证词，那就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也违反他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的。但是当说话结结巴巴的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说“证据越积越多了，但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利布林就说，“我认为报刊对审讯的低级喜剧的一面，一直都忽视了。”
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非常合作的态度”和“直言无隐”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还走过去和希斯握手。大家都高高兴兴。只有尼克松是例外，他一直注视着希斯的脸孔。那个月还未结束，就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加州众议员似乎确有未卜先知之才。但是事实上，他是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对希斯进行调查。该局一个名为埃德·赫默的密探，每天将调查所得打电话告诉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神父，而这个神父则把它转告尼克松。尽管这样，在8月份第一周，进展还是很少。但是尼克松的毅力和洞察力可说是无与伦比。他提出来要求钱伯斯和希斯能当面对证。
但是委员会其他委员决定再次听取钱伯斯作证。他们以为他很可能认错人，而希斯却是无辜受害者。但是就在第二次不公开的听证会上，原告说明了他对希斯、希斯妻子和他们家庭情况，真是了如指掌。他记得，这对夫妻互相昵称为“希利”和“普罗斯”。他们对他们的西班牙长耳狗宠爱备至。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住宅内布置有镌刻嵌金的藤垫靠背椅，有一面金边镜子，顶上有一只鹰，墙壁的上半用桑叶图案的墙纸裱糊，而下半则嵌上木板。钱伯斯对他们的了解其实远不止此，但他那时所说的己足以证明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了。——对孩子、仆人、食物、书籍、家具和嗜好的细微末节都说得出来。希斯有一种嗜好，就是观赏飞鸟。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一个名为约翰·麦克道尔的众议员也是一个业余鸟学家。当希斯又被召到该委员会时，麦克道尔就问他曾否见过黄鹂。希斯当即露出兴奋目光，愉快地回答说，“我看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这里波托马克河上呢！”过一会又说，“它们飞回来就在这些沼泽中营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给委员会的印象如此深刻，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家庭情况这样了解，只有交往极深，才有可能。因此，尼克松提出的两人对证，就在8月25日在纽约的“海军准将旅馆”的第400号房间举行了。这是这案件中的重要转折。在尼克松的质询下，在钱伯斯显然对他了若指掌的情况下，希斯开始狼狈起来，他揭发钱伯斯的原名是乔治·克罗斯利，是他三十年结识的一个自由投稿的作家，经常赖账不还。于是尼克松开始进攻。他要希斯提出三个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希斯显然心烦意乱，就回答说，“可能的话，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问题呢，我看着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是在1935年。我想能肯定知道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就是那时和我在奈伊（即军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尖锐交锋。然后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众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和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进行了下列对话：
『麦：那么，你确认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了？
希：根据他的证词，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麦：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他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就是说按照你的证词所说的。麦：你肯定就是他了？钱：肯定是他。
（这时希斯先生起立向钱伯斯先生方向走去）
希：现在，我要正式声明，我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委员会的范围外作出同样的证词，放弃免除诽谤起诉的特权。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干。我希望你快点。我不会碰他一下的（对拉塞尔先坐讲）。倒是你们在碰我。
拉：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主席要我坐时我会坐下的，拉塞尔先生，在主席请我坐下时——
拉：我不希望发生任何骚乱。
希：我没有——
麦：请坐下。
希：你知道是谁挑起来的。
麦：我们暂停作证几分钟，等我回来时继续进行。』
但是已经太迟了。希斯大错铸成了。直至那时为止，他进行孤注一掷还是有理由的。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和钱伯斯各执一词，两人的社会声誉相差甚远，结果如何，是不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做过共产党员也算不了犯罪，而且盗窃政府机密罪的起诉法律限期也已经过了。该委员会几乎已准备不打算从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中做什么文章了。可是，由于希斯估量钱伯斯没有胆量放弃在国会作证可以免除诽谤罪的特权，并声明要控告他诽谤，他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钱伯斯只能被迫摆出证据。而这件事就会挪到法庭去处理，由它判定究竟谁在说谎。诉讼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判作伪证罪，还得被判坐牢。
八天以后，又在华盛顿公众面前举行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这时，希斯的信心显然已经锐减。他带来律师，每次答辩总是先转弯抹角地说“就我记忆所及”等。甚至问他这次来作证是否是被传讯来时，他还是回答：“我是接到传讯以后自觉自愿地来到这里的，在这意义上，我是被传讯来的——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对众议员们说，希斯曾给了他一部1929A型福特牌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汽车登记处核对。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他让克罗斯利拿去了，或者是他以为让他拿去了。他开始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给了克罗斯利”时，尼克松就插嘴说：“噢，谈到这点，请稍等一会，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汽车，你完全可以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了多少辆汽车给人呢？”这句话引起的笑声并不是友好的。当希斯还是拐弯株角，坚持认为他“现在能记忆到的”就是他给了克罗斯利那辆汽车，就“象我可能让他使用我的公寓一祥而已，”这时笑声停止了，全场寂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这样想：你不会把你的房屋和汽车给一个你明知是赖帐朋友的。至于希斯提出那三个证明人，都是无补于事：一个已去世，第二个找不到，第三个完全记不起有一个人叫做克罗斯利。
两晚以后，钱伯斯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对辩，在电台《答记者问》的节目上出现。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这时，全国都在等待希斯，看他会不会在法院控告钱伯斯诬告。他们等了又等，等了很久，终于希斯在9月27日于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件事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竞选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这本来是希斯让事情了结的好机会。后来事态证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胜利弄到目瞪口呆。他们已不再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不能控制。而且，该委员会里有两名共和党人在众院竞选中也落选。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已远远不是众议员的问题了。11月17日星期三，钱伯斯要作为被告出席在巴尔的摩市举行的法庭审讯前的听证会。那时，如果他确有真凭实据的话，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证据摆出来给希斯的律师看。既然钱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