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之任之。现在我们又要走一段很长的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口就在面前。
※※※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四十一岁，已经不止在一方面受过挫析。四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选举大胜时，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极有可能给美国参议院丢尽体面——因为他是个品质低劣的政客，竟然堕落到从卢斯特隆房屋预制件公司纳贿一万元，还从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议院说客那里借了两万元，没有交任何抵押。他把钱都挥霍在大豆期货投机上，和马票经纪人通长途电话上了。在国会山上有些人知道，麦卡锡那个陈旧的公事包里，常常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实际上他已与酒徒无异，他在朋友中吹嘘说他每天可以“喝他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酒”。但按照他这样酗酒下去，他还可以活上六年或七年而已。
他是个恶棍，从外貌看也是如此。他目无定睛，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尖声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悟、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在芝加哥市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没有休伊·朗格的天才，同时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有利条件就是他是个撒谎能手，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再加上不择手段。如果他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他最爱看到自己的名字见报。他最渴望的是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饭店那个约会对他没有很大帮助。但过后一段时间，他就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电话，说五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的那个周末，他愿意出来发表一些演说，谈谈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问题。如果说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的话，他们并没有形诸于色。当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该党当时的路线。当时反共英雄理查德·尼克松就警告美国人说，希斯案件只不过是“美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间谍活动的一小部分”。尼克松当时很受欢迎，但说到麦卡锡，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工作人员能为他联系到的在林肯诞辰讲话的场合，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俄亥俄县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雷诺市。在他坐飞机前往惠林的途中，机上一位服务周到的女服务员，从旅客名单上发现有一位参议员，就对他说：“参议员麦卡锡，您好！”看来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啊，你好”，他说：“有人认出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上机以前，他做了一些可以说是一点点的准备工作，要说是什么调查研究，那就未免言之过甚了。正如他后来对记者所说的，他那份“讲话草稿”的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演说中“剪剪贴贴”搞出来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据《惠林消息报》的报导，他从尼克松1月26日在众院的演说里偷了一段，作为自己的东西：
『尼克松在国会的讲话： 麦卡锡在惠林市的讲话：
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 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中要记住的
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 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
为了三十块银币①而窃取一件新武 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而得三十块银
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 币犒赏的间谍，我们要对付的是阴
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 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左右
们的政策的制订。 我们的政策的制订。』
【①据《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
就我们目前所知，他对颠覆问题的调查，一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办事处的威征德·爱德华兹，说他要写一篇演说稿，要他帮忙。从爱德华兹那里，他得到了两项有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忠诚调查的情况，内容简略，大部份也已被人遗忘。第一项在《国会记录》中可以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州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说从战时各种机构调到国务院的约三千个职员中，进行了初步甄别，审查人员提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能长期任用。在这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被解雇。从二百八十四人中减去七十九人，麦卡锡就象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二百零五的数字，就是本来已经提出来应该解雇的，但在贝尔纳斯写这信的时候还是在职员名册上的二百零五人【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当麦卡锡在惠林市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数字可能已经过时。1950年8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说，到了1950年2月，这二百零五人中只有六十五人还在国务院。当然弗兰德利不象麦卡锡那样只打了一次电话。这种深入挖掘问题麦卡锡是不懂的。】。这位参议员的另一份材料，就是那些坚决反共分子所说的“李氏名单”。罗伯特·李是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他曾对和《美亚》杂志案件有牵连的一百零八个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查。1948年，国务院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份统计表，说在这一百零八人中，仍在国务院任职的共有五十七个——后来理查德·罗维尔就在“纽约人”杂志讽刺说，这是“海恩兹罐头食品公司的品种数目”。
这样参议员麦卡锡就有两个数字，——二百零五和五十七但这就是他的“全部材料”了。要了解他招摇撞骗到什么程度，还得记住：这时他既没有档案，也没有原始材料，更谈不上具体的材料了，哪怕是极其含糊其词的材料也没有。他知道有两份已过时的名单，但他手头上连一份也没有弄到。假如有人追问，他连一个名字也提不出来。但凭着这样一点东西，他就开始他的演说旅行。他先去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换乘飞机去犹他州，然后又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另一方面，他大概认为不会有人提出什么怀疑。他希望在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妇女面前作几场老生常谈的说教，回来以后，就看到威斯康星州的报纸对他的旅程作了报导，这样就可以提醒州里的共和党人员和经费赞助人，麦卡锡还在活动。当然，他会对民主党作两三次猛烈的攻击，但其猛烈程度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演说人所讲的更厉害。后来，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出色的煽动人心的伎俩。别人是笼统地谈卖国，我麦卡锡则谈卖国贼！
惠林市的WWVA电台对他的谈话录了音，当晚进行了广播。可惜广播以后，录音带就被洗掉，对历史来说，这很不幸。除了当时在场的人的回忆而外，存下来的只有《惠林市消息报》记者弗兰克·德斯蒙德记录的一段话。根据他的记忆，这段驰名的发言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手头那份清单，说不定只是一份洗衣店衣服清单，或者是采购物品清单，或者是一份准备寄送圣诞节贺片的清单罢！不管是什么，这不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过后不久，他就把它扔掉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华盛顿时，首都有无数的人要他摆出证明，他拼命想弄清他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想不起来了。他甚至向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提出，看有没有谁录下了他的演说。可是一个也没有。
德斯蒙德的报导在《惠林市消息报》登了出来，还在《芝加哥论坛报》里页转裁，又在《丹佛邮报》头版刊登。过了三天以后，《纽约时报》才把这位参议员的指责刊登出来。但是美联社倒把德斯蒙特的报导的两段用第二类电讯稿发稿，国务院有个工作人员看到了。因为当这位参议员在丹佛市转乘飞机时，一个新闻记者对他说，国务院想要那些指控为共党的名单，以便立即开展调查。麦卡锡说他的话并不是这样，是引述错了，他说的不是二百零五个共产党人，而是二百零五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向他，是否可以让他看看这份名单。参议员说当然可以。但又说他把名单放在飞机上的行李里面。《丹佛邮报》还保存着一幅照片，照片里麦卡锡狼狈异常地向他那个破旧的公事包里面张望，寻找他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
2月20日下午，参议院响了三次铃声，表示已够法定人数开会。乔·麦卡锡带着他那个黄褐色的皮包，大步走向台前。这个皮包现在倒是涨得鼓鼓的。民主党人曾要求他提出证据，而他自从回到华盛顿以后，亦曾两次向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他就辞职。但这次他就要在参院演出一场参院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晚上开会的戏。这次他不只是有数字了，虽然也超过不了多少。李向他提供了两年前为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一百零八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在这些受审查的人中，只有四十人还在国务院工作，都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作了审查通过的结论。但是麦卡锡仍然把这些陈旧的八十一个人的档案，放在他桌子和坐在他附近的议员的桌子上，俨乎其然地宣称，他已经穿进“杜鲁门的保密铁幕”里面去了。
接着那几分钟真是狼狈异常。他把第一批卷宗夹移来移去，声称他准备只提号码，不说具体姓名。这样做本身就已经够使人怀疑了。因为在参院讲台上发言，法律上是不能构成诽谤罪的。——但随后出现的事，更使全场震惊。在场的人发现，原来麦卡锡还是头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下来，翻翻各页，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困窘不堪，不知如何是好。但麦卡锡却若无其事。他在那里几乎站了六个小时，把这幕荒唐透顶的丑剧演下去，如果有什么材料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总之，他不肯离开讲坛。
他所提出的案件，有一些与国务院毫无关系。第一号，第二号是受雇于联合国的人员。第二十号到第二十六号都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第十二号一度在商务部工作，麦卡锡毫不在乎地承认，他对“他现在在那里”一点也不知道。“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至于第六十二号，“在共产党活动这意义上说，是不重要的”。对于第四十号，他又说：“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材料可讲，只是档案里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和共产党没有牵连”。第七十二号把这位参议员难住了。他讷讷地说：“它是重要的，其重要在于它与我现在谈给大家听的材料刚刚相反。……我不会把这个人当作共产党人的，这个人有几个证人高度赞扬他，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美国人。”（还有一点，第七十二号从没有在国务院工作过）。理查德·罗维尔给呆着了，他问道：“除了完全神经错乱而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一个人在讨论八十一个共产党时说：‘这些共产党中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呢？’”
但是麦卡锡还是固执地慢吞吞地说下去。第九号和第七十七号是一样的。第十五号、第廿七号、第三十七号和第五十九号都纯属乌有——这些档案袋是空的。第十三号，第七十五号只不过申请工作。至于第十四号“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但他的材料却误放在第四十一号里。第五十二号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他是为第十六号工作的——而这“第十六号”，麦卡锡就象淘金者终于找到了金矿，用喜出望外的口气说，“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当然，这人并不是间谍。这些人中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他在这份档案中塞进一句话，在那份档案中删去一句话，用一堆伪造的调查材料把这场丑剧装饰起来。对那些看报时首先看连环画、再看体育版、然后才漫不经心地瞥一下大标题的人们说来，他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他已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那天的表演中，麦卡锡篡改事实有时还不太露骨。比如“三个象俄国人名字的人”就被改为“三个俄国人”。“据报导说”“据说”这样的词就不翼而飞；“可能曾是”和“可能是”这样的词被“曾是”“是”代替了；“相当有损名誉的材料”被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至于其他的篡改，那就惊人了。联邦调查局作出可以录用的结论，不是完全不提，就是改为联邦调查局作出结论认为有问题。如果国务院人事部门拒绝录用“一个善良的美国人”，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都是共产党。有个申请工作的人年岭已近七十，这一点他就略而不提。共和党人都给麦卡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该党参院领袖肯尼思·惠里在议事手续方面尽量帮了麦卡锡的忙，但是躲开不同他搞在一起。和麦卡锡几乎素不相识的塔夫脱后来告诉记者说，“这完全是乱来一通。”
到第二天早上，人们都知道这些档案材料都是过了时的，报纸也在头版透露出来。参院中喜气洋洋的民主觉人们召开核心会议，责成他们的多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斯科特·卢卡斯提出要求对那些不忠诚分子现在或过去曾否被国务院雇用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