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至下，只能起到换汤不换药的效果。还有人认为，由下至上，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在我看来，改草的动力不在我们这些决策者的手中，而在广大的国手中。”
顾卫民朝冉王元庆看了过去，似乎没有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半个世纪前，我们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广大老百姓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王元庆灭掉烟头，说道，“老百姓的需要，就是改革的根本动力。现在老百姓需要什么？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为国家主人翁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老百姓需要的是参与国家事务，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需要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老百姓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是由普通的社会劳动者转变为国家公民的根本性变化。谁都知道，蚂蚁是群体性最强的生物，但是人不是蚂蚁，人也不能通过生物激素控制其他人，人更不可能只为了生存与繁衍后代付出一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拥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利。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不缺乏卓越人才、不缺乏勤奋的劳动者、更不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缺少的，只是让千千万万国民按照自身的意愿参与社会劳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老百姓在国家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条件！”
“公民意识。”顾卫民用4个字总结了王元庆这番话的意思。
“对，就是公民意识。”王元庆长出口气，喝了两口茶，说道：“十年前，也许绝大部分国民还不具备公民意识，可是现在，几乎所有国民都认识到不但有交纳赋税的义务，还年参与国家活动的权利。不管谁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只能顺应民意，背离民意的，迟早会被民众推翻。老百姓有了公民意识，我们就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更多的人发挥积极贡献。”
“元首，你的意思，通过公民意识推动政冶改革？”
王元庆点了点头，说道：“方法我想了很多，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什么办法？”顾卫民立即问了出来。”由下至上，从根本上改变代表大会制度，让更多的公民参政议政。”王元庆又拿起一根香烟，点上抽了两口，说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纪老当初的意图，也万分佩服纪老的长远眼光。与纪老相比，我们的眼界都差了许多。纪老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基础，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改变代表大会制度。”
，怎么改？”顾卫民没有王元庆这么乐观。
作为前任国务院总理，顾卫民更擅长处理具体事务，而不是战略谋划。
在他看来，改革本身不是问题，推出几项改革方案也不是问题，难的是如何落实改革方案，如何保证改革不在执行如过程中变味。
“这就是我请你留下来的原因。”
顾卫民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了大半天，王元庆才带入主要话题。顾卫艮也不得不佩服王元庆的口才，至少在说服别人的能力上，王元庆不比纪佑国差。
卷八 百年积怨 第140章 千秋功业
让焦魃山换了2杯茶，王元庆与顾卫民谈到了主要话题。
“代表夫会制度”是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除了掌握最高立法权的全体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各级地方代表大会。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优秀的一面与不良的一面。
“代表大会制度”优弄的一面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让共和国在建国后的艰难时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包括核能、电子、钢铁、化工在内的工业基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共和国几乎同时建国的印度，因为没能在建国初期打下重工业基础，数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迈入工业国的门槛，至今仍然是三流国家。
“代表大会制度”不良的一面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导致政府职权无限扩大，限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与进步。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受到束缚的民营生产力，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可纸估，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迟早要出问题。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数十年来，共和国领袖没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原因非常复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和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公民”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与共和国传统上的“人民”、“居民”、“国民”有根本上的区别。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渴望获得社会权利的民众。
“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和国推行政治改革的时间。
毫无疑问，没有公民意识，政治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广西干了5年，王元庆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自“统治阶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统治阶层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作为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全部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与手中的权力，也就不会积极支持政治改革，甚至会想方设法破坏政治改革。
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动力的，只有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的民众。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好处。不管是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政治上的好处，谁都不愿意成为别人剥削的对象。问题是，民众渴望获得利益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被新生文明征服与消灭，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时代的先进劳动力之外，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传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简单的话说，只要吃得起饭，没人愿意‘自上粱山’。毫无疑问，民众对国家过于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无要求，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民众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是当民众产生了“公民意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推进政治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国民众产生“公民意识”的是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
网络的全面普及，使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已得利益与手中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阻止由网络带来的新思潮。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权力全面封杀网络，共和国将重蹈覆辙，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再次沦落为被西方国家任意宰害的“东亚病夫”，不仅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这样的国家领袖不会同意，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也不会同意。
半岛战争之后，共和国国内对战争意义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时，还是国家副元首的王元庆力排众议，说服赵润东，让民众自发讨论，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众的言论。由此可见，半岛战争之后，王元庆就已经产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认，纪佑国看得比谁都远。
离任前，纪佑国推行的几项法案，都在为后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础。
到王元庆执政的时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须，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纪佑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后面的领袖指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国民产生“公民意识”，必然让国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重大决策上，受普通国民的认识限制，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只有在基本国家事务方面，国民才有充分的参与权与影响力。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改革绝对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从严格的意头上讲，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必然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步摆脱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传播，民主政治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终生根发芽，几百年来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共和国没有西方文化基础，也就不可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没有任何经验可谈。”王元庆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我的想法是从基层做起，先在几个省市搞试点，找到可行的办法之后，再在全国推广。”
“如何做？”
“基层代表直选。”
“直选！？”顾卫民暗暗一惊，迅速思考一番，问道，“在多大的范围内搞直选，如何保证直选的客观性？”
“客观性的问题不需要考虑，资讯这么发达，让民众参与监督，问题就能解决。”王元庆稍微停顿了一下，“直选范围，先在县级试行，一年之后推广到市级，如果可行，最终推广到省级。”
“是不是太快了？”“并不快，有民意基础，缺的只是具体实行办法。”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直选只是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同样重要，比如代表大会的权限。”
“权限必须搞清楚，幸运的是我们有法可依。”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纪老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笔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建立更加全面的监督体系，赋予代表大会更加强大的监督权力。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代表大会成立各种委员会，由其履行基本监督权。”
“监督只是代表大会的权力之一，还有立法。”
“立法更重要，代表大会的主要权力就是立法。”王元庆长出口气，说道，“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行政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幸运的是，纪老仍然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早就对行政立法做了限制。我们要做的，只是逐步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管制，特别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行政立法的管制，将立法权还给代表大会。立法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可以在代表大会成立相关的委员会。随着改革推进，我们迟早得在代表大会推行全职代表制度。”
顾卫民再次皱起眉头，似乎不太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省级以下的代表可以兼职，但是省级与国家级的代表必须全职，获得与同级公务员相等，甚至略高于公务员的薪酬。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代表的积极性，也才能让更多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让权力再次落到部分人的手里。”
顾卫民沉思一阵，说道：“这个办法没有多大问题，毕竟省级与国家级代表的人数非常有限，发工资对政府没有太大的负担。关键问题是，代表的工资由政府发，谁能保证代表不为政府服务？”
“这就得从立法上解决了。”王元庆看了眼顾卫民，说道，“通过立法，确定政府为代表支付酬劳的基本制度。国家级代表的酬劳好解决，国务院不会乱来。如果有必要，还得通过立法的方式，从地方政府的预算中抽取部分经费，优先保证代表的薪酬，避免政府干预代表大会。”
“只能这么做，不然就是换汤不换药。”
“办法想到了，具体的工作并不简单。”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本来我想亲自负责这件事情，但是‘日本战争’久拖不决，外交方面的麻烦事一大堆，还有军队那些烦人的事情，抽不出太多的精力推进改革。”
“老王，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想让我来做嘛。”
王元庆立即笑了起来。
“没问题，我先通盘考虑一下，尽快给你一份详细改革报告。”顾卫民没有推辞，立即接过了重担。”你说得没错，我们已经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国家要想继镂发展，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就算前面是刃山火海，我们也不能有半点犹豫。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算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老顾，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两人都笑了起来。
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两位曾经水火不容的领导人站在了一起。
卷八 百年积怨 第141章 积重难返
后世对王元庆的评价非常多，在很多人看来，王元庆只能算得上是“功过参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没人否认王元庆在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贡献，不管是一意孤行的发动对日战争，还是义无返顾的推行政治改革，王元庆在他那个时代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后来者”，王元庆的很多贡献都不比纪佑国差。别的不说，“政治改革”就足以让王元庆与共和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比肩。
如果说王元庆是“自觉自愿”的推行政治改革，肯定没人相信。虽然王元庆与纪佑国的关系非同一般，深得赵润东、彭茂邦、潘云生、庞兴龙等前辈领导人支持，与项铤辉、宗应仁、顾卫民的关系还算不错，甚至得到了绝大部分少壮派军人的拥戴，但是王元庆的基础远不如纪传国与赵润东，上任之初的影响力也比不上纪估国与赵润东，即便打赢日本战争也无法在众多官员心目中树立足够的威望。
实际情况是，王元庆上任的时候，政治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当年，纪佑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共和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必须设法为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让成干上万的家庭获得可靠的经济来源，经济发展成了纪佑国的首要任务。为此，纪佑国启动了“炎黄计划”，依靠超前的科学技术发起了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甚至为后来应付全球大萧条打下了基础。
王元庆上任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与经济发展严重倒置的政治体制。
虽然在“产业结构调整”后效的影响下，共和国的经济仍然在继续前进，而且随着全球大萧条结束，世界各国经济逐渐复苏，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增长点，但是国家发展不能以偏概全，更不是一好遮百丑。在广西工作的时候，王元庆就认识到，共和国的所有国内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
解决不了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更严峻的是，如果由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改革”不但会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牟取新利益的工具，还会受到民众的坚决反对。不说别的，中南风暴之后，赵润东决定将3家规模最大的国营电力集团拆分成6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允许民营资本经营包括聚变核电站在内的电力项目：改变由国家电网集团统一制定电力价格的制度，由各家电力公司直接与消费者签署电力供应合同；打破国家电网集团与国营电力集团的电价的垄断，让民众享受到更加低廉的电价，推动“电力革命”的前进步伐，从而更大限度的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该改革方案一出，反对声不绝于耳，就连普通民众都坚决反对。原因无二，民众并不认为能够从这项改革中获得好处，认为国家借此扩大垄断规模，变相增加民众的生活负担。由此可见，受各种弊端的影响，民众已经谈“改革”色变，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让利于民”，而是变相增加民众的负担。
失去民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