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不管两部法律多么重要，都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即土地所有制。
按照两部法律的规定，进入市场流转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毫无疑问，这样的法律是不完善的。在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不管两部法律制订得多么完善，也存在巨大的漏洞。也就是说，如果政治风向发生转变，当权者随时可以修改两部法律，利用土地所有权掠夺公民的既得利益。
到这一步，要改的就是土地所有制。
显然，共和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改变土地所有制的艰难性。
如果放在10年前，恐怕很多人会把王元庆此举当成“卖国行为”。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王元庆在共和国搞“颜色革命”，只是站在绝大部分公民的立场上，元首提出“宪法修正案”正是时候。
以往，制约土地改革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相对紧张的农业用地，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三是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由此三个问题带来的现实情况是：为了确保全国民众主要粮食供应，也就是主要粮食的产量，国家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农业用地，防止耕地挪作他用，也就得通过制度对耕地的使用方式加以约束；受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成为了土地改革的最大阻挠者，也成为了众多相关改革措施的反对者；在政治体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掌握公共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掌握了立法大权，使法制成为一句空谈。可以说，在纪佑国离任之前，也就是在2017年通过的“四法案”之前，几乎没人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共和国的内部矛盾。
从2017年到2037年，20年间，共和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对粮食的“刚性需求”大大降低。事实上，共和国的粮食消耗量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2036年共和国人年均粮食消费量近1000千克，2017年只有640千克，即便2017年的人口是2036年的1。5倍，2036年的粮食消费总量也比2017年增加了4。17％，也就是大约4000万吨。20年内增加4000万吨的需求，对共和国来说根本算不上挑战。因为20年内，单位粮食产量提高了近20％。也就是说，在不减少耕地面积的情况下，2036年产出的粮食还有大约15200万吨的结余。虽然2036年的数据有很大的特殊性，因为按照中央的部署，当年的粮食产量必须比2035年提高15％，多出的产量中，半数援助给印度，半数用来补充战略粮仓，所以实际流入市场的结余粮食不会超过1200万吨，只起到了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但是在各种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推动下，特别是农业生产工业化的影响下，不但能够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还能极大限度的削弱农业对土地的依赖性。如果农业实现了工厂生产，土地就不再是农业的第一要素。如果土地失去了农业生产第一要素的地位，土地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以确保粮食产量为由的耕地保护政策也就是失去了存在下去的理由。事实上，就算实现工业化农业生产仍然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因为共和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数量将在未来30年内急剧减少，劳动力数量也将大大减少，必须通过集约化农业生产来减少农业从业人口数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耕地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可以说，通过减少耕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还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相对而言，另外2个问题早就得到了解决。
事实上，从纪佑国开始，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在为政治改革努力，为改变土地所有制努力。
别的不说，由纪估国提出、赵润东落实的“四法案”就是在为土地改革做准备。通过10年的建设，到王元庆上台执政的时候，共和国的“吏治”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土崩瓦解，而各方面的法律制度也在王元庆执政期间，通过政治改革加以完善。
用外界的评论来说，在王元庆抛出“宪法修正案”的时候，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当然，外界仍然低估了王元庆。
元首提出的不是“土地所有制改革法案”，而是“宪法修正案”。也就是说，改革土地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最多只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在全国民众纷纷猜测“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希望能够通过修改宪法来改变成为制约共和国社会发展弊端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也就是23日夜间，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段的时事要闻中重点报道了“宪法修正案”的全部内容，以新闻评论的方式提出了进行全民表决的观点。
直到这个时候，外界才知道，王元庆这次玩真格的了！
卷十一 重新洗牌 第21章 易筋伐髓
“宪法修正案”公布于众后，再也没人怀疑王元庆是个“理想主义政治家”。
当天晚上，国家电视台的两名播音员轮番上阵，总共用了2个半小时才读完了“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内容。
虽然播音员的声音中不含半点感情色彩，让新闻报道显得非常僵硬，但是对于密切关注共和国政权更迭的人来说，在2个半小时内获得信息，足够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忙上2个半月。
如同名字本身一样，“宪法修正案”涉及到的内容就是对政治改革的总结。
当天晚上，全世界都热闹了。
用CNN的话来说：“宪法修正案”吹响了政治改革“总攻”的号角，必将成为共和国的历史转折点。
半岛电视台在报道相关消息时，除了用上了“历史转折点”之外，还明确提到，通过提出“宪法修正案”，王元庆对2013年由纪佑国发起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开端、以政治改革为收尾的“新世纪改革”做了阶段性总结，同时宣告了由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共同开创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共和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境外媒体毫不吝惜的赞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性。
从共和国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宪法修正案”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有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土地、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集体财产的所有制问题，二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与产生方式，三是立法、司法与行政等国家公共权力的分配、监督与实施原则，四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方法，五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共和国基本制度的五个关键问题。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不管是谁，只要在解决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资格进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领导人的行列。正是如此，当王元庆提出“宪法修正案”之后，即便是最现实的评论员都会把他当成“理想主义政治家”。
王元庆有多大的把握走完政治改革的最后一步呢？
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在做相关报道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共和国的官方喉舌，国家电视台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共和国最高当局的观点，也就是王元庆的观点。国家电视台提出“全民表决”，实际上就是王元庆传达给全国公民的政治信号，是争取民众、特别是那些积极拥护政治改革的民众支持的政治信号。王元庆这么做，反映出了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在共和国高层、特别是代表各大利益集团的代表中，绝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宪法修正案”，甚至会有很多人反对；二是民间支持“宪法修正案”的力度远远大于中央，公民对社会公共权利的诉求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
看清这两个问题就不难明白王元庆有多大的把握了。
用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来说，只要王元庆一如既往的发挥出其政治才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共和国的前进方向，“宪法修正案”很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首先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然后在一年之内通过全民表决得到最终确定。
当然，胜利并不是唾手可得。
即便在最乐观的人眼里，要想让“宪法修正案”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王元庆都要做出卓绝的努力。
别的不说，首先就得解决“全民表决”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全民表决”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代表制度”履行的，公民没有直接履行权利的途径。当然，王元庆也不是毫无准备，而是在“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直选法”。问题是，用“宪法修正案”中的条款去佐证“宪法修正案”表决方式的合法性，在因果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此一来，王元庆必须在此之前用其他手段，比如出台行政法案或者临时法案，首先承认“全民表决”的法律地位。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可以看成是共和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巅峰。
道路是艰幸的，前途也是美好的。
可以说，除了目标过于远大之外，所有优势都在王元庆的手中。军队不用多说，就算第三次军事改革伤害了很多军人的利益，因为项铤辉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后，也就是向下任国家元首请辞之后才会离开总参谋部，而军队的高层，也就是“少壮派”早就与王元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只要王元庆还住在元首府，军队就会无条件的听从指挥。民众的支持更不是问题，在占共和国总人口大约七成的“改革派”中，就算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宪法修正案”，也有绝大多数会站在王元庆这一边；事实上，就连一些政治改革的反对者也能从中获益，从而成为“宪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后就是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随后在争辩中通过新法案；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话来说，共和国并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议会”中没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名副其实的“甭派”，也就是常说的“骑墙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没有动摇，表决往往只是走过场的仪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从一开始，共和国的民众就被美好的未来冲昏了头脑。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宪法修正案”给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带来的好处。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庆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还要理想，不但针对既得利益群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对未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做了规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户籍制改革”一同提出来的。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要知道，“户籍制”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进入21世纪后成了共和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别的不说，世纪初的高房价问题就与户籍制有着密可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存在严重违宪的嫌疑，因为“户籍制”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公共权利相抵触。按照王元庆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将现有的“使用权”按照一定比例转变为“所有权”之外，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共和国现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用地之外，其余土地将通过拍卖的方式私有化，变卖国有土地所得归入“国家主权基金”，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体所有土地通过集体协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决；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户籍制度全面作废，在现有共和国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国全民档案”，“居民身份”变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国公民从出生之日开始就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号码，并且凭此号码享受公民权利与履行公民义务。因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细节问题太多，所以在官方公布的相关消息中没有全面提及，只是强调了“公民身份”是确保公民自由活动与自由居住权的基石。当然，从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宪法修正案这么简单了。
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来说，最看重的还是“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二点。
简单的说，第二点就是“直选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实现了县市一级代表直选之后，通过直选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领导人早就成为了全国公民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王元庆不失时机的提出“直选”，摆明想借此争取全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
问题是，“直选”并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庆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尽快强化共和国的“两级议会”，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础。随后就有代表提出了扩大协商大会权限范围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协商大会的政治地位。当时让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两级议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王元庆竟然无动于衷，没有把代表的意见放在眼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随后进行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关于“两级议会制”的讨论也在当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提起。
直到这个时候，王元庆才提出了“直选”的解决方案。
按照他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关条款，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体代表大会，只是将对全体代表大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全面调整。以往的常务代表大会保留192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归中央，另外162个席位归54个省级行政区，即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3个进入常务代表大会的名额；全体代表大会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代表人数减少到740人，其中270个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个席位仍然归各个省级行政区。光看这些，会让人觉得王元庆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只有看到细节，才知道，这是王元庆针对共和国的国情弄出来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高院”中，中央的30个名额主要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与中央政府，而各个省级行政区获得的3个名额中，只有1个名额由该省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另外2个名额通过直选产生。在所谓的“普院”中，中央的270个名额除了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之外，还可以用来平衡地区影响，而提供给54个省级行政区的470个名额则按各省在该届选举中的投票总数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
因为与直选有关的法律需要单独制订，所以以什么方式实现直选，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看来，在共和国这种大国中，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直选”来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采用了“纯粹直选”。比如美国总统选举靠的是“选举人票”，而不是“选票”。但是在已经公布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关系到国内团结”。按照很多人的猜测，王元庆肯定不会走“直选”的道路，也不会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
事实上，用什么方法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将在共和国的未来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将决定其产生方式。
看清这个问题，就不难猜测王元庆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来，王元庆很有可能是共和国最后一任“强势�